三、 义 释 杨 顽
我军进入鄂豫边区后，一直想找一块合适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要想在敌后站住脚跟，并不断发展壮大，进行抗日斗争，没有一块巩固的根据地是难以想象的，对于我们这支刚挺进到敌后的队伍来讲更是如此。
我军四打大、小悟山，就是想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情况的变化迫使我们撤了出来。6月7日，刘少奇同志电示：“大悟山即不能守，当以不固守为宜，纵队发展方向应暂向路西。”据此，边区党委及纵队首长决定，除留部分兵力坚守路东外，主要力量向大洪山方向发展，并开辟随南白兆山根据地。
白兆山，原名碧山，位于安陆县城西部。据史书记载，我国唐代著名大词人李白，在定居安陆期间，曾多次在碧山读书赋诗。诗人在他的“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首诗里，高度赞颂了白兆山，白兆山亦因此而享有盛名。当然，我们选定白兆山并不是想来欣赏它的“桃花流水”。从地理情况看，白兆山是随州大洪山延伸向东南之余脉，地跨随、安、京、应四县，方圆百里，地势险峻，丛林茂密，难攻易守。进，可扼汉襄通道，并能直驱中原；退，可借助天然屏障保护，或深入大洪山，或北越襄花公路，直插桐柏山区，或东跨平汉线，转战大悟山区。先念和陶铸等同志曾认真研究过白兆山的地理情况，对这里的自然环境非常重视。从这一点看，白兆山可作为我军抗击日伪的较理想的阵地。再从当时所面临的局势看，东北、华北地区已沧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华中地区的苏皖北部是游击区，整个鄂豫边区是中日战争的交战区，因而斗争十分激烈复杂。我军如能在白兆山地区建立根据地，军事上有回旋余地，可攻可守；经济上给养充足，较少受到敌人干扰；由于交通不便，对我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有利，对敌人“扫荡”反而不利。这些，都是我军后来在白兆山建立根据的有利因素。
5月，日军集中了6个师团的兵力，对鄂西北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了一次战役性进攻，以逼蒋投降。这样，日军在鄂中地区兵力就更显不足，只能在几个重点城镇驻兵，一般不轻易外出。而国民党驻大洪山的二十九集团军，主力大都驻随西，白兆山区成了一块空隙地区。因此，6月间，我豫鄂挺进纵队以大局为重，在日军西进时刻，离开大悟山区，经安应地区的赵家棚，向路西的白兆山区进发。一方面主动骚扰敌后，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另一方面准备开辟白兆山根据地。
我们选择白兆山区，除了上述理由之外，还因为我们在那里有较坚实的基础。早在抗战初期，董必武就曾派陶铸等同志在那一带积极活动，播下革命火种。在大洪山周围地区，党组织发展较快，人民群众得到充分发动，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和游击队纷纷涌现。李先念同志在我们刚刚挺进到鄂豫地区后立即同五战区石毓灵建立了统战关系，取得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鄂中活动的合法性，从而为在鄂中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这也是创立白兆山根据地的重要条件。
我军西进白兆山，驻扎在这里的顽军杨弼卿部就成了我们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杨弼卿是国民党安陆县游击支队司令，先念同志曾多次作过他工作，与我们有过一段较好的统战关系。1940年以后，他听了国民党安陆县县长彭炳文等反动分子的挑拨，逐步与我军疏远，以至敌视我党我军，破坏我安孝和安应根据地抗日政权开展工作，并勾结大洪山的川军向我大头山根据地进攻，成为我军开辟白兆山根据地的主要障碍。
6月14日清晨，先念同志率我平汉支队一、二团向白兆山进军，并命令八团从安应地区向白兆山前进。二、八团主攻洛阳店、围山、孔家湾，切断敌退路；一团向三里店、龙王寺地区攻击，一团进入三里店后，就同盘踞在龙王寺的杨弼卿部及安陆县伪政府的部队交上火。我一团一阵猛冲，将其围困在龙王寺之穷人寨上。二团和八团占领了洛阳店。当时要想消灭这股敌人，就如同瓮中捉鳖一般，但考虚到多种因素，我们没那样做，而是向他们展开了政治攻势。我把手枪往胸前一插，站在前沿阵上，向寨上的敌人喊话。敌我相距三百米，彼此喊话都可听得清清楚楚。
“喂！寨上的弟兄们，新四军暂且不打你们，等待你们缴械投降。”
我的话音未落，就“砰砰”打来两枪。
“真的要打吗？那就把你们全部消灭！”我大声警告。“叫你们杨支队长来讲话。”
根据可靠情报，杨弼卿当时正在寨内。
寨上顽军一听，个个瞠目结舌，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但又唯恐有诈，吱吱唔唔地回答“杨支队长他……他不在。”
分明是撒谎。我又喊道：“叫你们大队长出来！”
“大队长也不在！”
“好吧，不肯出来，那你们就在里面呆着挨饿吧。”我见敌人不识抬举，转身返回指挥所去。
这一年夏天来得特别早，6月的鄂北，在骄阳照射下，已经相当闷热了，而这一天更是奇热。顽军被困在小寨内，没吃没喝，士兵们早熬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了。
下午两点多钟，我把部队收拢了一下，又来到阵前。这次杨弼卿的大队长周福安出来了。他一再解释他们本不想反对新四军，只是一些小“误会”。
“既然不反对我们，你们为何破坏抗日，恣意挑起磨擦？”我劈面质问周安福。
“误会，误会。周司令，让我们撤走吧。”他恳求着。
“不行，马上缴械！以后有什么问题同李司令谈。”
“那，好吧！我回去再商量商量。”周安福无可奈何地返回寨内小庙去了。
从他那不敢做主的神态中可看出，杨弼卿肯定在寨内。
没多久，周安福出来对我说：“缴枪可以，但要保证安全，放我们回家。”
“当然可以，出路大家自己选，绝不强求。”
被围了一天，杨弼卿的士兵已经饥渴难忍。周福安招乎了一声，便纷纷跑出来找水喝。我派人送水过去，他们就更乱了，你抢我夺，恨不得把头也扎进水里。我叫他们放下枪，去吃饭。嘿！真比命令还灵，他们的队伍马上集合好了，枪也自动架起来了，还蛮整齐的。
时近黄昏，杨弼卿还不见出来，我向李先念同志报告了这一情况。先念同志说：“可以让他走，不为难他，但最好还是见见面，谈一谈。”我整了整军帽，走上前去，对着寨子喊：“杨弼卿，出来吧！有什么见不得人呢？”杨弼卿见再也无法回避掉了，只得耷拉着脑袋慢慢走出寨子，随我一道下了山。
先念同志一见他来了，二话没说，上去就拉住他的手，让他和我们一道吃饭。吃饭时，杨弼卿吃的很慢，显得心事重重。先念同志耐心地开导起来：“你杨弼卿不守信用，我们约好互相配合打鬼子的，你怎么又走到那条邪路上去了呢？”
“我是身不由己啊！请李司令多多包涵。”杨弼卿显得无可奈何的样子。
“不，客观是次，主观为主。只要有一颗救国之心，任何人也捆不住手脚。”李司令断然驳回了他的托辞。
我也插了一句：“是啊，关键在你自己。青龙潭的周淑屏你知道吧，人家才走的是正道。”
“好吧，我杨某人一定尽力而为，不辜负两位的一片好心。”杨弼卿欲言又止：“不过，我今……”
“放心好了，我们新四军以大局为重，你今天的情况，我们负责保密。你不是要枪吗？我看还是给你一些枪，你这样的人没枪是寸步难行的，也不好对上交差。给你枪械，再送你一些路费，到你们的行署那里去了也好说话。如果愿意跟着我们抗日，跟以前一样，我们当然欢迎。”
杨弼卿听了这话，如释重负，大口大口地吃开了。也难怪他了，饿了一天呢。
饭后，我们送给他一匹马，几支手枪，放了他的马夫、挑夫和警卫班共三十人左右。临走时，杨弼卿对我说：“周司令，还劳你大驾亲自来送，真是万分惭愧。今后一定不与你们作对。”说着，向我敬了一个军礼，然后，他们几个趁着夜色走了。
这次战斗，我们采用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使杨弼卿部八百余官兵被迫投降，缴出轻机枪十八挺，长短枪四百多支，铲除了开辟白兆山根据地的主要障碍。缺点是没有把俘虏兵留下来。他们都是赵家棚一带的农民，多半是被迫参加顽军的。
解决了杨弼卿部，我军继续西进，向纵深发展。当我军一部翻越软脚岭进攻另一支国民党地方武装严叔瑞部时，严叔瑞以民族利益为重，命令部队放下武器，投靠我军。严叔瑞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此后，八团留驻孔家湾，防守洛阳店一线。我平汉支队的锋芒直指安陆、京山交界处的集镇——坪坝，准备进攻丁巨川、谢占奎的伪军。
丁巨川是坪坝首屈一指的大户，家中兄弟五人，横行乡里，无人敢惹。抗战爆发以后，当了坪坝的联保主任兼伪军大队长，手下有三四百喽罗。谢占奎抗战前是一个地痞，国民党大溃逃时弄了几支枪，拉了个游击队，后被我新四军收编，当上了二团队三大队副队长。第一次打小悟山后，他过不了艰苦生活，拖枪逃跑，投靠了丁巨川。这家伙心狠手辣，枪法颇准，不久当上了伪军大队副。这股土顽与国民党六纵队的曹勖部挂上了钩，直接威胁着我抗日活动的开展。为了消灭这股敌人，纵队经研究决定：攻占坪坝。6月20日，围攻坪坝的战斗开始，我平汉支队一、二团以快速动作突然包围了坪坝。开始，我们打算以礼相待，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但丁、谢不识好歹，拒不放下武器，企图顽抗到底，那我们也只好奉陪。这一天，我和王海山、罗厚福、夏世厚同志及一些营、连干部到前沿阵地去观察地形，了解敌情，选择突破口。我们看到，镇周围有坚固的石墙，城外三面都挖有护城河，城西则是能行船的漳河，易守难攻，难怪这里一直是富户避难的地方。正当我们边观察边往小本上记录时，大概敌人发现了我们，一排枪打过来，只听到身旁轻轻“哎哟”了一声。我回头一看，王海山同志的大腿中弹，鲜血染红了裤腿。我让随来的战士把他送回去，自己又观察了一会儿。
回去后，我们立即围坐在大桌旁，共同研究了敌情，最后决定：改由二团攻击南门，一团则先行一步，佯攻西北门。我特地要他们组织人力捆绑梯子，以便攻城时用。又组织他们几个担任主攻的连队进行战术练习，让大家把练习中出现的问题讨论一下，发扬民主，找出解决办法。看到大家士气高昂，又有充分准备，我很高兴。
离开了部队，我急忙向卫生队跑去。心里一直惦念着王海山同志的伤情。我是1938年在竹沟时认识他的，当时他奉调去豫南工作，我接他的手，当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队竹沟留守处的参谋长。王海山同志工作能力强，善于打开局面。他到豫南后，很快组建了信阳挺进队，后来编为豫鄂挺进支队第二团队。他们不仅发动群众，扩大武装，还打汉奸，除恶霸，特别是1939年8月，他率领二团在罗山朱堂店，一举歼灭日寇八十多人，显示出他敢斗强敌的气魄和优秀的指挥才能。当我跨进他住的病房，了解到他伤势并不很重时，心里才舒了一口气。王海山同志对我说：“志坚，这仗还没打，就受了伤，我实在是躺不住啊。”说着，一拳砸在床上。
我劝道：“好好养伤吧。放心，把坪坝打下来，我请你进镇吃油条。”
傍晚，部队开始运动。翌日清晨七时，一团在城西北首先发起进攻，枪声大作，敌人的注意力果然被吸引过去了。担任主攻的二团从埋伏的地方突然跃起，直扑南门。等敌人清醒过来，掉转枪口射击时，突击队员已冲到城下。二团集中全部火力向围墙上猛射，压制敌人火力。突击队员们冒着枪林弹雨，踏着梯子奋勇登攀，虽有十几名战士倒下，但其他人仍奋不顾身地登上了石墙。敌人终于支持不住了，南门遂破，我军鱼贯而入，与敌展开巷战。敌人见大势已去，抵抗渐渐减弱。一个多小时后，枪声稀落下来。丁巨川的二百多人马基本被歼。我进镇来到敌大队部，向身旁的通信员说：“命令部队查一查，丁巨川、谢占奎在哪里？”
不久，通信员回来报告：“谢占奎在城南被击毙，丁巨川还未见下落。”
“继续查。”
战士们查遍了俘虏，搜寻了坪坝镇，竟然未发现丁巨川的影子。
“难道他插翅膀飞了不成？！”于是，我下令部队严加封锁，不让一个可疑的人出去，等天亮以后再仔细搜查，一定要抓到丁巨川。
中午时分，有几个战士发现一条小河里的河水晃动，过去一看，原来是七八个人头顶着荷叶躲在水中。战士们用枪逼他们上了岸，一查问，丁巨川就在其中。就这样，他们全当了俘虏，我们还缴了十几支驳壳枪。丁巨川被送到纵队司令部后，先念同志对他进行了深刻的教育。丁表示愿意戴罚立功。先念同志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在纵队部当了个参谋。
在向白兆山进军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在激烈复杂的斗争中，我们能坚定而灵活地执行党的政治和军事路线，并能结合具体情况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指挥作战和打击伪顽的战斗中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攻打白兆山时，先军事打击，后政治攻势，迫使敌人投降；在做了一番思想工作之后，将顽首杨弼卿放掉；这次攻克坪坝，捉了丁巨川，又让他戴罪立功……这些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实际却给其他正在左右摇摆的土顽头目们以很大的政治影响。这些，都表现出先念同志的政策观念和政策水平。
在随先念同志一道由竹沟南下后的一段时间内，先念同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革命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英勇果敢的高贵品质和平易近人、以诚相待的谦逊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也十分尊重他。
我们南下后，先后联络收编了近十支抗日武装。部队每联络上一支队伍，先念同志都要跋山涉水、不辞劳苦，亲自去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阐述我党的抗日政策，告诫同志们要深入敌后发动群众进行抗战，使大家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先念同志非常重视统战工作，经常在数九寒天中往返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赤足涉过寒冷刺骨的河川，徒步翻过白雪覆盖的山岗，披星戴月，风餐露宿。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喝点凉水。艰苦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使得他脸庞一天天消瘦下去，终于在一天病倒，又是发烧，又是畏寒……休息几天后，身体还未完全痊愈，便不顾同志们的劝说，执意要如期赶到随县长岗店，同国民党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指挥石毓灵谈判。先念同志拖着虚弱的身体离开我们上路的情景，深深印在我们记忆中。
先念同志平时不仅自己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认真学习，还帮助和督促其他同志看书学文化，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个小鬼原来因家庭贫困没上过学，扁担大的“一”字也不认识。先念同志就利用工作之余和行军间隙给他讲革命道理，教他学文化。这样，今天三个字，明天两个生词，日积月累，天长日久，那小伙子也凑合着能读几段报纸上的文章了，小家伙很开心，学习劲头更足了，先念同志更是高兴，鼓励他继续努力。我们这些同先念一道工作的人，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都得到过他的指导，受益非浅。
随着坪坝的占领，安京交界处的反动武装基本扫除，白兆山抗日根据地正式创立，并与大山头连成一体，巩固了边区党委和部队的活动阵地，打通了鄂中通往鄂东和襄西的道路，为我军的发展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推进，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在后来的两年时间内，白兆山抗日根据地是鄂豫边区和鄂中抗日游击战争的中枢和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