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坚《八易春秋》:十一、初试战刀露锋芒

周家湾 发表于2018-12-24 17:11:50

二、初 试 战 刀 露 锋 芒

    五师诞生于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国内反共高潮之际,所以五师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有力地回击国民党掀起的这股反动逆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五师领导决定,要抓住战机,惩罚那些惯于和我们作对的伪顽势力。先念同志特别强调,要注意正确区分和处理敌友我、军事和政治等一系列复杂的关系,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策略,把打击目标对准日本侵略者和坚决反共反人民的顽固派、亲日派。

    4月下旬,为进一步开展鄂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伪顽势力的反共气焰,减少其在鄂东地区的势力和影响,我率三十七团及旅部警通排,向陂安南、黄麻一带前进。经过仔细分析,我们第一个打击目标选择了顽十七游击纵队第二支队。这支队伍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经常与鄂东我抗日政府作对,对抗日活动的正常开展竭尽捣乱破坏之能事,应该首先教训一下他们,这也可给其他伪顽起一个“杀鸡儆猴”的震慑作用。

    考虑到敌二支队驻扎的狮子寨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假如战前暴露作战意图,惊动了敌人,使其有所准备,这一仗打起来就麻烦多了。“兵贵神速”这句出自春秋末期吴国大军事家孙武之口的充满哲理的作战思想,之所以能延续两千多年,就因为它不断地在战斗实践中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拿破仑1804年当了法兰西皇帝,1805年在著名的乌尔摩之战,以迅雷不及腌耳势,迂回包围奥军,一举歼灭乌尔摩之敌,奥军统帅被俘后说:“我完全在梦中。”法军行动之迅速,突然性之强,令人吃惊。法军士兵说:“皇帝陛下已发明了新战术,就是不须要任何武器杀戮,仅凭我们的快速行军和精良的训练就能战胜敌人。”我红军在长征中,四渡赤水,抢夺泸定桥等,都是“兵贵神速”的杰作。可见“兵贵神速”在战史中有许多光辉的先例,证明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战术。根据目前情况,我决心采用长途奔袭、出其不意的战法,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进入陂安南的第二天下午,部队驻进了一个小村庄后,立刻封锁消息,人只许进不许出。白天,除担负警戒任务的战士外,其余一律睡觉休息。晚上,部队吃完晚饭后稍事准备,便头顶着满天星星,踏上了路途,直奔九十里开外、黄岗西北的狮子寨,准备趁夜远程奔袭驻扎在那里的敌人。行前规定,行军中任何人不许说话。经历过夜行军的人都知道,夜行军最怕有人落下一截子。前面跑一步,后面的人就要跑十步,排尾的人要跑百步;前面小跑,后面就得大跑;前边跑十分钟,后面的就得跑几个小时。因此,我特别强调要一个紧跟一个,不要掉队。我还向干部作了交待:这是我们十三旅组建后的第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要来一个“开门红”。哪一支部队出了问题,影响了战斗的胜利,我找你们当干部的算帐。

    下面的指战员也都了解我的脾气:说到是能做到的。军中无戏言!

    行军途中,除了偶尔从远处传来一两声犬吠,只听到战士们“嚓嚓嚓”急促的脚步声。

    这脚步声,把我的思绪带回到过去那难忘的岁月中去。

    人们常说,在一个人的生活里程中,其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童年。我认为此话确有几分道理,因为童年留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深刻、鲜明。我的故乡是湖北省大悟县周家湾,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我有四兄一姐,家中有三间茅屋、四亩薄地,全家人终年劳碌所得,仅足糊口,生活一向清贫。1918年我两岁正跚跚学步时,一生务农的父亲突然被国民党乡政府抓去,等送回来时已奄奄一息,忠厚老实的父亲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法。我记事后,妈妈告诉我,我生下来的时候,哭声特别响亮,父亲听后很高兴,说是这小子属龙,将来会有出息的。由于我在家排行最小,倍受母亲怜爱,她省吃俭用,在我七岁时候供我上了附近一所私熟学堂。由于穿的破旧,在学堂里常被人叽笑,先生不敢动那此调皮捣蛋的有钱人家公子哥们一根毫毛,却拿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出气,想用“杀鸡儆猴”的方法镇一镇那此阔少们。一次,先生要学生背一课文,前面几个人都未能背出,怒气冲冲的先生又指名要我背。我背出了全部课文,但由于两个字的发音不准,先生便抓起我的胳膊,用竹扳猛抽手心。我不堪忍受这无端的窝囊气,又咬又踢,挣脱后冲出教室。这样,刚上了半年学的我被勒令退学。

    不久,集全家生活重担于一身的母亲又积劳成疾,因家中无钱,不治身亡。此后,因生活所迫,我只得光着脚丫去给地主放牛,什么苦活脏活都得干,也仅能混饱肚皮。一次,光着的脚丫不知被什么东西刺了一家伙,鲜血直流。那时别说是治疗,连抹点红药水都是不可能的,眼看着脚背越肿越高,疼得钻心,只好双手抱着脚直往伤口吹气,仿佛这样能减轻一些痛楚似的,现在想想,简直是不堪回首。后来,我们家乡来了共产党,闹了红军,打土豪,济穷人。1929年我十二岁时,报名参加了区少先队,两个月后转到汉孝陂游击大队当了一名战士。从此,我这双脚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不知道人生的第一个脚印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是从母亲怀抱里学步,还是双足第一次接触地面开始?但是我想,严格地讲这些脚步并非是真正人生的脚步,至少可以说不是波澜壮阔、威武雄壮的人生的脚印。因为这些只是每个人最初本能的、无方向性、无目的性的脚。现在,当我在年过古稀之时回首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迈出真正人生脚步的时候,无疑应该从这个时候算起。因为,从此之后,我的脚是在狂风暴雨中迈动行进,在连绵不断的雪山上攀登跨越,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中艰苦跋涉,在枪林弹雨中迅跑不止,在布满荆棘弹坑的道路上持续跃进的;是在巍巍大别山区、滚滚嘉陵江畔,是在黄土高原、中原大地,是在旷野,在深山,在密林,在荒原……一句话,是在辽阔的大地上留下的坚实的脚印。因此,我认为那是我最初迈出真正人生脚步的时候。记得在红四方面军西征时,我才十五六岁,成天和部队行军,起先吃不消,脚上打了泡,痛得要命,后来慢慢习惯了,一下跑他五六十里,脚上也不起泡了;再后来,一天跑百八十里路,再打一两次仗也是常事,也都能挺下来。当然,说不累是谎话,有时行军疲劳极了,边走边睡,被路旁的树干碰得头上起了大包。战友们又说笑开了:“脚上不起泡头上起啦。”翻雪山,过草地,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都是靠这双脚走过来的。是啊,十五六岁的年龄,放在现在,还是上学读书、靠家长老师照顾的学生哩。可那时,又要行军又要打仗,辛苦得很。无数战斗证明,许多胜仗是靠我们打出来的,也是靠我们“走”出来的。俗话说:“商争利,兵争机”。胜的机遇不是等出来的,而是靠自己争取来的。我们用行军调动敌人,用行军拖疲、拖垮敌人,用行军创造出许多在运动中歼敌的绝好战机……谁又能说这些胜利不是我们用脚“走”出来的呢?可以说,一支部队若有较强的行军能力,其战斗力定会大大提高,战术手段也可大大丰富。目睹着急行军中同志们的矫健身影,耳闻着催人向前的急促的脚步声,我对这支部队的行军能力是满意的。

天麻麻亮时,我们按预定时间赶到狮子寨附近。狮子寨地形险峻,东面是悬崖峭壁,无路上下,其它三面也是易守难攻。由于一夜急行军奔波,战士们都很疲惫,我吩咐让战士们喘口气休息一下。部队刚刚就地坐下,忽听狮子寨内响起了号声,隐约可见一面青天白日旗在晨风中索索发抖,三三二二的敌兵拖拖拉拉地走出房门,有的伸懒腰打哈欠,有的在洗漱,一派懒散相。眼见这种情况,我和三十七团团长夏世厚商量了一下,决定克服长距离急行军所带来的疲劳,立即投入战斗。命令一传下去,战士们立刻振作起来,迅速而隐蔽地按部署抢占了寨外有利地形,做好了冲击准备。一阵枪响,我军由南而北,由西而东向敌人勇猛冲去,刚刚睡醒的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两天前还在数百里之外白兆山区的我军此时已经如同神兵一般从天而降,顿时乱作一团,想抵抗一时也摸不到武器,只得争相逃命。一、二营很快就突入寨内,几乎没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半小时左右即解决了战斗。敌人死伤三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在我军勇猛进攻面前,一窝蜂地被逼退到东面悬崖上后,咿咿呀呀的乱叫着,你推我拉,互相践踏,掉下悬崖摔伤摔死的。我军俘获六百多名俘虏,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战士们把刚俘获的敌副大队长带到我面前。这家伙个头不小,可能刚刚起床,还没来得及穿衣服便被我们抓获,只套着单衣单裤,脚下穿着一双拖鞋,别提多狼狈了。可他仍把胸脯挺得高高的,力求在我们面前摆出一副军人可杀不可辱的气度。

    “哼,这小子是鸭子死了嘴壳硬,表面上顽强,其实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虚着哩。”我心里暗暗好笑。

    “我虽然被俘,打了败仗,但这并不说明你们有多大本事。如果你们不是偷偷摸摸,而是真刀真枪地干,这狮子寨 也许……”

    “也许打不开,对吧!”我接过他的话,“是啊,我们是没什么本事。从小在牛背上滚爬,不识几个大字。哪象你,上过学,嘴一张头头是道,军训、操典、正步走样样在行。可有一点你看到了,我们打胜了。”

    夏世厚团长插上一句:“难道你认为这一仗纯属偶然,或者说让我们钻了空子吗?”

    那副支队长耷拉下脑袋,很久才说:“我不知你们会来的这么快,这么神速。”在他的脑子里,这几百里的距离少说也得几天才能赶到,也不可能一点风声不漏,一点消息没有。

    “是啊!你们没想到吧,但我们想到了。战争的诀窍不正是这样吗?”我停了停又继续说:“什么叫‘兵不厌诈’,什么叫“出其不意”,什么叫‘兵贵神速’,我想你不会不清楚吧。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今天不就亲眼看到并尝到厉害了吗?你今天不就真正清楚了吗?行啦!我们的较量已见分晓了,你服气也好,不服气也罢,事到如今,也无法挽回了。”

    这家伙这时才慢慢低下了头去。

    这次远程奔袭,是我们十三旅组建后打的第一仗,千余敌人眨眼之间即告被歼,堪称干净利落,打出了我们十三旅的威风,来了一个“开门红”,我非常满意。

    消息传开后,驻守在黄麻地区潘塘、易家河、徐古、鄂家寨、道观河等地的其他顽军慑于十三旅的军威,纷纷北撤,生怕遭到我们的拳头。如此一来,这一地区的形势大大改观,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新的局面,我陂安南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

    战斗结束后,我率部抵达小悟山的田家山一带驻扎。

    部队住下的第二天,奉师部命令,夏世厚团长率三十七团三营赶赴小悟山南的青山口,打击抢掠我后方机关、医院的曹省三部。一营占领四方山的祖师顶,向大悟山方向警戒。曹省三部原与我军有过统战关系,自从他投靠了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被编为独立十五支队后,便时常充当反共的角色。正当我们攻占狮子寨时,他们却在桂系顽军一个团的配合下,突然向小悟山南的青山口袭击,抢掠我后方机关、工厂和医院。夏世厚率三营追到刘家店地区时,咬住了曹部。一个冲锋就把被绑架走的我方人员全部夺了回来。部队继续追击,在李家寨又将敌全部围住。第二天一早,我带了一部电台,率三十七团二营前去增援三营,力争全歼敌人。经和夏世厚团长及几个营干共同研究,决定天黑时动手,要活捉曹省三。正当我方在调整部署,做总攻前准备时,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敌人趁天下雨之际,抢先突围了。敌人没跑多远,就被我追击部队围住并全歼。但查遍所有俘虏,未见曹省三的影子。经审讯敌人一个副支队长后才知道,曹省三这条老狐狸虚晃一枪,带了几个亲信马弁,换了老百姓衣服,躲在李家寨内没随他的部队一道突围,而是等我军追击离去后,向相反的方向逃了。

    正当我们十分后悔时,报务员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赶来交给我。正在姚家山的李师长要我速带部队从青山口出发去沙窝,他带三十七团团部及一营前往和我们会合,一同再回路西。我收拢了部队,迅速打扫好战场,立即出发。

    第三天中午,我们在槐河店休息吃午饭时,四方山方向传来激烈枪声。我让部队赶快吃饭。饭后直奔枪响方向。我带警通排走在前头,爬上临近祖师顶西侧的山头上。我举起望远镜一看,只见一大股顽军蜂拥着向祖师顶半山腰上的一个小山寨攻击。一问身旁战士,回答说那可能是张家冲。我见敌人又攻击小寨子了,也不顾后继部队还未上来,便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进攻的顽军一下子懵住了,呆呆不知所措,站在那里东张西望。我对身边的警通排战士们说:“上刺刀,冲!”

    我们三十来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朝顽军侧翼猛扑过去。敌人受到意外打击,“哗”地一下退了下去。我让赶到的后续部队追击一下敌人,不要追远,我们还要赶路。我自己带着警通排来到寨前,没想到李师长带着十几个战士从里走了出来。

    “咦,你怎么在这里?”我感到意外,脱口问道。

    “娘的,都跑了。去,把那个营长抓回来,枪毙他!”先念同志怒气冲冲。

    我更是迷惑不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念同志身边一个战士告诉我:他们行军路过这里,在这个张家冲吃午饭,打算休息一下后继续前进。此时有一个团的桂系顽军前来增援曹省三部,与我们在四方山担任警戒的一营发生战斗。谁知一营刚交上火就撤走了。李师长他们不知道这个营已经撤走,便进了寨,正巧有一股敌人也想进寨,结果干上了。眼见敌人黑压压一片冲上来时,李师长拿过一支步枪,大喝一声:“谁后退一步,就地正法。”说着,找了个依托处,架起枪打了起来,其余战士“呼啦”一下各找位置,纷纷向敌人射击。一阵猛烈打击后,敌人倒下二十多个,其余狼狈退下。正当他们准备第二次攻击时,你们从敌人屁股后迂回过来,否则,情况十分危险了。

    不听则已,听到这里,这火一下子窜到脑门上。我平时最讨厌那种打仗畏缩不前、贪生怕死的脓包。就如同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样,我们十三旅也容不得这种人。我怒不可遏:“把他带来!”不一会,那个营长被带来了,我冲着他厉声喝道:“好你一个营长,听见枪声调屁股就撤,连师长也不顾了。你,你这个——孬种!”我气极了,骂了起来。

    那个营长,满面通红,呼呼地直喘粗气,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有那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着。

    我一挥手,对警通排的战士说:“还站着干什么,临阵逃脱,按军法从事,带下去枪毙!”

    几个战士上去下了他的枪,反扭双臂,就往下拽。

    那营长喊了起来:“首长,饶我一次吧,给我一个机会吧,我家有年迈的老母亲啊!首长……”

    我未予理睬。

    “慢!”先念同志走上一步,说:“交给我,回去再跟他算帐。”

    后来,先念同志并末枪毙这个营长,而是对他进行了极为严肃尖锐的批评。那营长痛哭流涕,一再表示,要以实际行动赎回罪过。

    先念同志不久后同我提及此事时说:“他也是苦出身哪,家有老母亲。不要因为犯了错误就非枪毙不可,撤了职,教育一下,只要肯悔改,还是我们的同志,给他一次机会吧。我们共产党人,胸怀要宽广些,眼光要远大些,对犯错误同志要给他机会改正,要有这个气魄和胸怀。”

    先念同志的这番话,使我深为感动。我想起了当年在红四方面军时,亲眼见到许多好的同志在所谓“肃反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错误地列为“肃反对象”而遭到打击迫害。我当时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交通队就有六七人被杀害。其中有一个二班长,是东北人,我们称他“大个子。”他待人真诚和气,打仗勇敢,就因为是从国民党部队里解放过来的,头天晚上在会上被点了名,第二天就被拖到山沟里用斧子砍死了。还有一个小鬼叫胡小冉,和我差不多大,才十六七岁,是湖北孝感人,他在会上也被点了名,不几天就失踪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敢说,被列为“肃反对象”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是好同志,他们所受到的是不公正的对待。现在,先念同志对确实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仍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和当年那种错误做法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也表现出先念同志所具有的很高的政策水平。五师的干部战士都知道,先念同志治军严谨,对己对人要求很严,对犯错误的同志从不迁就,严肃给予批评教育乃至必要的斗争,但绝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采取“给出路”的态度。因此,不仅是犯错误的同志在批评处分后心服口服,对其他同志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五师成立后一段时间,我们一方面继续巩固白兆山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又根据鄂豫边区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加强向鄂东地区的频繁出击,逐渐恢复了大悟山抗日根据地。除了打击伪顽第十七纵队第二支队和曹省三部外,我们还三战两道桥,狠揍保一旅,惩罚了程汝怀,开辟了安麻边,巩固了陂安南。后来,我们还在曹家棚子歼日寇,武汉近郊打鬼子,克义堂,袭李店,打得敌人风声鹤唳,胆战心惊。我军越战越强,影响越打越大。在这期间,我边区党委和五师机关进驻了阔别多日的大悟山区,并把这里作为自己活动的重要中心,直到1946年中原突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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