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挺 进 汉 孝 陂
日本帝国主义在与德、意建立三国同盟之后，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冒险行动，更加急于解决中国问题，乃于1940年11月13日举行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除继续实施武力作战外，并加强杜绝英、美之援华行为，调整日苏国交，用尽政策战略之一切手段力谋摧毁中国之抗战意志，迅图其屈服”（见马仲廉编著《抗日战争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侵华日军在对中国实行海空战略封锁、实施所谓“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的同时，加强对其占领区的“治安强化”。
1941年春，日本帝国主义为确保其在华占领区，加强经济掠夺，“以战养战”，作好南进、北进的准备，从5月起在进攻全国解放区的同时，其驻扎在武汉及其外围地区的第十一军第三和第十三师团，以及驻扎于武胜关至汉口的平汉铁路两侧的三十九师团，都曾先后派兵对鄂豫边区的云（梦）、孝（感）、安（陆）、应（山）等地区进行了“清乡”和“扫荡”。在“扫荡”中，敌人布置周密，行动诡诈，大多采用突然袭击、多路合围的战术。鄂豫边区各根据的军民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战斗，使敌人企图歼灭我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的美梦化为泡影。
为了加强对敌斗争，粉碎敌人不断发动的“扫荡”，根据敌进我进的方针，五师党委决定派兵南下，挺进汉孝陂，形成威逼武汉的包围态势。
6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师部通信员来到十三旅旅部，说师首长要我速去师部一趟。我估计会有什么任务了。
一跨进师部大门，便见李师长，还有任质斌、刘少卿等同志都在。
“来来来！”先念同志手指了指桌旁的一张凳子：“志坚，你坐下。”
待我坐定后，先念同志说道：“这段时间以来，日军在鄂中地区频繁调动，总的兵力似有减少，但在交通沿线却构筑了碉堡，集中兵力把守，对我根据地的军事、经济实行严密的控制和封锁，妄图扼杀我们。伪顽势力也心领神会，助纣为虐，积极配合，使我们财政上的困难越来越重。为了生存和发展，师党委决定开辟江汉平原和汉孝陂地区，扩大我们的根据地。现准备派你带一支部队南下武汉近郊，挺进到汉孝坡地区活动，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去加强和配合当地的工作组，建立起汉孝陂抗日根据地，充分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威逼武汉，对其形成战略上的包围；二是建立和扶持税收工作，稳定部队的财政来源，打破伪顽和鬼子对我们的封锁。你们即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宣传队，要尽快打开局面，把汉孝坡地区的抗日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你就说什么时候出发吧。”
先念笑了笑说：“真是个急性子。准备一下，明天出发。”
这一晚，我趟在床上，老是想着南下汉孝坡的事情。
记得前一年（1940）九十月间，我曾带当时还称平汉支队的一支小部队到孝云地区开展过工作。起初还顺利，后来却经常遭到当地“红枪会”的偷袭。“红枪会”实际是由地方封建势力拼凑起来的民间武装，其成员多为老百姓。他们受伪顽反动宣传的迷惑，不明真相，以我为敌，经常趁我不备之际袭扰我武装分队，残杀我工作组队员，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开始，我们觉得他们是上了敌人的当，是受蒙蔽的，应该尽可能对他们进行耐心的宣传教育工作，因而总是主动退却和忍让。岂料，“红枪会”内少数坏头目竟以为我们是害怕他们，再加上日伪汉奸明里暗里的支持和纵恿，其气焰之嚣张，令人难以忍受。据此我觉得在宣传教育的同时，有必要在武力上给他们一个有限度的打击。否则，他们的嚣张气焰无法抑制，我们的工作也难以顺利进行下去。
那是一个初秋的上午，我们刚到达茅庙集以东的一个村庄，同志们坐下休息，饭还未吃上嘴，消息颇灵的“红枪会”就跟了上来。他们纠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潮水般地向我们驻扎的村庄涌来，个个象凶神恶煞一般，光着胳膊，挥舞大刀，嘈杂的怪咒声由远而近：“刀枪不入！杀不尽，打不尽，观音保佑我神兵……”
“他妈的！真是活该找上门了。”我心里不由地骂了一句。战士们也围拢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嚷开了：
“今天可得打打这帮家伙了！”
“是啊，不能老是让他们跟在屁股后面追着撵着，这份窝囊气谁受得了！”
是啊，尽管由于部队分散活动，今天这里仅有两个排，但看着大伙儿一张张激愤的面孔，我是丝毫不怀疑能把这众多“神兵”打退的。我抽出手枪，下令：“准备战斗！”
战士们迅速占领了村边有利地形。
我让两名战士喊话，要他们悬崖勒马。我们最后一次争取的尝试没有给“神兵们”带来一丝反应，他们仍一个劲地冲过来，甚至连眼睛、眉毛都看得清清楚楚了。到了这一步，不打也是不行的了。我咬咬牙，把枪口对准冲在前面、嚎叫也最凶的一个黑大胖子，一勾扳机，只见那家伙一扬双臂，一个趄趔栽倒在地，再也叫不出声来。刹那间，战士们射出的弹丸象暴雨一样泼了出去，“神兵们”象被割下的芦苇，一个个倒下，但后面的还是不断向前冲。我们的战士此刻已忘却了一切，压抑在胸中的怨气全倾泻出来，只顾射击投弹。短短几分钟，我身边的机枪手已将子弹打掉大半，战士们的手榴弹也扔的差不多了。猛烈的火力终于使这伙亡命之徒丢下一百多具尸体，溃退下去了。
“红枪会”的威风被打下去了。我们立即又加紧了统战工作，争取当地一些有名望的上层人士一道组成抗日民主政权，并用他们的影响，找到当地“红枪会”的首领进行谈判。谈判的第二天，日寇二三百人来犯，我们当即阻击敌人，同时也掩护乡亲们撤退。在予敌以杀伤后，主动撤出战斗。几天后，我们又回到当地。也许是我们的抗日行动感染了“红枪会”的人，他们提出只要我们答应还回战斗中缴获的物资，便不再于我们作对。我们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双方达成协议。后又经过我们多方面的艰苦努力，将一些“维持会”改为人民抗日政府，将封建组织“红枪会”改造成为抗日政权的人民自卫队，共同抗击日本强盗。
转眼间快一年了，现在那里的情况如何，我心里一点数都没有，看来只能是明天出发后再见机行事，走一步看一步了。不过，此行的任务是明确的，来不得半点含糊。
第二天上午，我率领三十七团二营和三十九团六连出发，南下汉孝陂。
部队进入汉孝陂地区后不久，就遇上了阵雨。厚厚的云层，沉甸甸地压在头上，使人透不过气来，同志们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扛着枪，背着背包，踏着泥泞的道路，艰难地前进着，稍不留神，就会摔上一跤。但是，我们的战士并没有一点怨言，仍斗志昂扬地前进在战斗的征途上。
6月的田间，应该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广袤的原野，也应该是一片碧绿的稻海。但是，扑入眼帘的却是一片山河破碎、百姓离乱的凄惨景象：荒芜的田地里杂草丛生，宽宽的大道上只有稀少的行人。远处的几处新坟，纸钱随风翻卷，坟前插的几根残香颤颤巍巍；近处的残垣断壁上鬼子涂写的“皇道乐土”，字字扎眼……几个路遇的面有菜色的老乡告诉我们说：几天前一股日伪军来到他们村东边不远的一个湾子，烧杀抓人，强奸妇女，抢走了农民的耕牛、连仔猪、小狗也被挑在刺刀尖上背回去。老百姓只要稍有反抗，便会遭到他们野蛮毒打。一个老人被鬼子狼狗咬的血肉模糊，骨头都露出来了，抓去的人也一直没放回来，死活未知。家里的爹娘妻子急得哭天喊地。一个老乡手指前边不远处的大道说：太平年间，这条路上，旅客、商人、下地干活的农民，你来我往，络绎不断，现在呢？
目睹眼前一片凄惨景象，耳闻乡亲们的声声控诉，我耳边似乎响起了失去爸爸的孩子的啼哭声和失去儿子的年迈老人的声声哀叹抽泣，以及失去丈夫的妻子的呜咽……好象听见了鬼子们驱赶的耕牛、残杀的猪狗发出的阵阵嚎叫……眼前又仿佛出现了鬼子们烧杀抢掠的狰狞面目、屠杀无辜的触目惊心的惨景。
想到这些，我决心带领同志们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和为虎作伥的狗汉奸，为受苦受难的乡亲们报仇。
经过几天的侦察了解，我们发现一年前我们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自卫队不同程度的遭受到敌人的破坏，有的名存实亡，有的干脆销声匿迹。由“红枪会”改造建立起来的人民自卫队虽不与我们作对，但对我们也是敬而远之。一些地区的敌伪势力还很猖獗，我们的一些工作组经常遭到敌人的袭击，无法开展工作。为了扭转这种沉闷的气氛，尽快打开局面，我们沿途放手积极向群众宣传我党抗日主张，阐明我们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着手在一些有基础的地区建立和恢复抗日政权，主动联络人民自卫队。为了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我们制定了“分散以促进工作，集中以打击敌人”的基本方针，时常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足迹遍布了整个汉孝陂地区，力争把工作范围扩大些，影响搞的深些，对于那些敢反对甚至破坏我们工作正常进行的敌对分子，我们毫不手软，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坚决予以打击。经过一段不太长的时间，终于打开了局面。
1941年夏，国民党报纸上刊登了一条醒目的战报：“国军劲旅一度攻克湖北孝感城……”人们想不到在国民党军队龟缩深山，畏敌如虎的时刻，竟有一支“国军劲旅”主动出击，攻入以千余日军重兵为依托的孝感城。
不错，确实有一支中国军队攻入了孝感城，甚至还活捉了日本兵。不过，他们不是什么“国军劲旅”，而是被国民党宣布为“奸军”的新四军十三旅一部。
6月下旬，我曾带一个营的兵力到汉孝陂地区活动过。然而，我们刚离开不久，我们刚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便遭到敌人破坏，所设的关卡税收工作也不断遭到敌伪的滋扰，残杀、毒打我税收人员的事屡有发生，整个税收工作陷于困境之中。为此，我们再下汉孝陂，主要目地是向武汉北郊迫进，，打击与我们作对的敌伪势力，巩固根据地，使税收工作能正常开展。我们着重打击那些有影响的、积极破坏根据地建设和税收工作的敌人，以震慑其他伪军和汉奸。
同顶一片蓝天，大地却孕育着乔木蒿草，人间也生长着俊秀侏儒。当我们民族千千万万个优秀儿女同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时候，也有少数民族败类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孝感县伪县长朱绍儒就是一个经常怂恿并派伪军领着日寇到处“清乡”、“扫荡”的大汉奸。
驻扎在孝感城内的鬼子宣抚班也是一伙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禽兽。他们野蛮烧杀，到处抢掠，肆意凌辱，无恶不作。
“朱绍儒哟，你这个汉奸卖国贼，狼心狗肺的东西！”
“日本鬼子，你们这些杀人放火的强盗！”
群众咬牙切齿，痛恨入骨，纷纷要求新四军惩罚他们这帮强盗。
我们首先向朱绍儒发出了严重警告，勒令他不要为非作歹，如果再认贼作父、帮鬼子干坏事，我们就非揍他不可。
这条死心塌地为日本卖命的走狗，竟然对我们的警告置若罔闻，依仗着日本主子的势力继续作恶，甚至扬言：新四军有种就来孝感城，我朱某人一定设宴招待。
这小子太狂妄了！当他的这些话传来时，我简直是怒不可遏了。
打，坚决打！不打掉朱绍儒的气焰，就不能杀一儆百，唬住其他汉奸。袭击孝感城，痛揍日伪军，打掉敌人的威风，保卫根据地的安宁，这是人民的呼声，也是我们新四军的责任。
孝感城，是鄂中的重镇，有云孝、黄孝等数条公路经过，贯穿南北的平汉铁路也从这里经过，交通极为便利，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当时日军向鄂西战场进攻的后方补给站。它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四周没有城墙，但日伪设置了几道铁丝网之类的障碍物。城北八里处有孝感火车站，城西北又有飞机场。城内日伪军兵力有县保安队和鬼子一个宣抚班，共约三百多人。由于附近火车站和飞机场驻有大批日军，可及时增援，因而城里的敌人以为我们不敢动他们，有持无恐，没把我们的警告放在心上。
8月8日晚，夜色笼罩大地，万簌俱静。在乡间小道上，我们十三旅的几百名健儿如同“水浒”中疾走如飞的神行太保一般，直奔孝感县城。我走在尖兵后面，边走心里边琢磨着。根据侦察员汇报的情况，在孝感城中心的街上有两座毗邻的大院子，分别住着伪县政府和日军宣抚班。宣抚班的院内新近构筑了一个碉堡和一个岗楼，岗楼上可俯视城中心各条街道的情况。看来敌人多少有点心虚，加强了防范，这给我们进攻增加了一定困难。然而，考虑到第二天是星期六，按一般规律，敌人周末是很少外出“扫荡”的，故戒备较为松懈。千密难免一疏，我们决定趁这个机会打一家伙。不过，火车站离城仅八里地这个情况必须充分注意，城内战斗宜速战速决，不便拖延。
近十点钟，我们队伍到达孝感城附近。按事先研究确定的部署，队伍分开赶赴各自的指定位置；三十七团五连的任务是攻占西门，然后担任警戒；六连的任务是占领北门，临视火车站方向，敌援兵一出动即鸣枪报警，再予以阻击；三十八团六连攻东门，四连和旅部手枪队担负突击任务，从东门和南门突入城内，进城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向宣抚班和伪县政府大院，力争尽快消灭敌人，活捉朱绍儒。攻击时间约定在十一时整。
我站在一道田埂上，四下黑漆漆静悄悄的。孝感沉浸在寂静和黑暗之中。本来这个时间是老百姓一天劳累后纳凉休息拉家常的时间，但自从日本鬼子到来之后，使得人们改变了以往的生活习惯。天刚擦黑就早早回家关门睡觉，唯恐有什么大祸从天而降。天黑之后，孝感城内除了趾高气扬的鬼子和为虎作伥的汉奸到处乱窜，很少再见到别的人了。想想这一切，我心里不由地涌起一团火：“狗杂种，我们的国土，岂能容忍你们在这里横行霸道！等着瞧吧，我们新四军的铁拳马上就要砸到你们的后脑勺上。”
当手腕上那块从鬼子手中缴获来的日本手表的时针指向十一点时，我一挥手，部队开始行动了。三个尖兵悄悄接近南门。
“什么人？”敌人岗哨问，还夹杂着一阵拉枪栓的声音。
“嚷什么，自己人。”我们的尖兵沉着地答道。说时迟，那时快，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战士箭步上去扼住那个站岗的保安队员，另两个战士上去干净利落地下了枪。当我听到他们发出的信号后，便一挥手，带着部队冲进城内。我随旅部手枪队直奔县政府，要活捉朱绍儒。四连则直扑鬼子安抚班。
几声刺耳的枪声，沉寂的气氛被扰乱了。
部队加快速度，冲过几条街，径直闯开伪县政府保安队住宅的大门。那些保安队的丘八们一个个正东倒西斜地躺在床上打呼噜。一听枪响，就象炸了窝的蜂，个个惊慌失措，在黑洞洞的房内墙上乱摸乱抓寻找枪支，可惜为时已晚，我们的手枪队员已冲到门口用枪指着他们。顿时，“缴枪不杀！交出朱绍儒！”的命令声在各个房间响起。保安队员们抖抖索索地举起了手。一个当官模样的家伙企图拔枪顽抗，被一枪击毙，一头从床上栽下地来，一串串衣不遮体的俘虏从各个房间被押了出来，昔日那种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神气劲一丝儿也没有了。
一个手枪队员跑来报告：“枪一响，朱绍儒只穿了内衣裤就跌跌爬爬穿过院墙的小门，逃进日本宣抚班的岗楼里了。”
“这个狗孬种！”我不禁骂道：“不是要设宴请我们吗，怎么装熊 ？”
我们来到鬼子宣抚班的院墙外一看，鬼子紧闭大门顽抗。原来，当我带四连和手枪队冲向伪县政府时，宣抚班的鬼子们，有的酣睡着，有的围坐着玩纸牌。猛叫见枪响，四连战士已冲到宣抚班大院对面，几个手榴弹一扔，炸倒了好几个鬼子，没死的连忙钻进大院，“哐啷”一声，把两扇铁门关了起来。紧接着，院墙的枪眼里、铁门后、岗楼上，射出了一串串通红的机枪子弹，敌人开始顽抗了。
正门看来是冲不进出了。四连组织火力压制敌人，让部分战士爬上临街的房顶，对敌人岗楼的枪眼里猛扫。
敌人的火力一下子被压制住了，另一部分战士翻墙跳进院内，和鬼子展开内搏。很快，铁大门被打开了，又有十几个战士冲了进去，英勇地跟鬼子拼起了刺刀。
手榴弹轰轰爆炸，刺刀铿锵相碰，鬼子“嗷嗷”地吆喝着，新四军战士也大喊着杀声。血淋淋的敌兵尸体一具具倒下，我们也有了伤亡。残余的几个鬼子退守到碉堡里，用火力向我们射击。我们战士用步枪、手榴弹都炸不开坚硬的水泥碉堡，就机智地用浸透汽油的棉花绑在枪榴弹上向敌堡发射。在连续轰击中，碉堡起火了，里面的鬼子发出阵阵惨叫，葬身火海。
大院里战斗正酣时，忽然大街西头有一个穿短裤、披着缀有肩章的军服的矮胖胖的鬼子军官慌慌张张地跑来。这可能是一个晚上外出鬼混的家伙。我们隐蔽在墙角，等这个胖家伙跑近时，四连的大刘端起上了刺刀的枪突然出现他的面前，大喝一声“举起手来！”鬼子军官定神一看，明晃晃的刺刀抵住了胸口，一时慌了手脚，但也不示弱，向后一跳，摆出了武士道的劲头，瞪圆了双眼，两支短胳膊一举，双腿一蹲，来了个骑马式，然后大吼一声：“皇军！”猛扑过来企图夺枪。大刘机灵的往边上一闪，一枪托砸在那家伙身上，使他摔了个“狗吃屎，”另一个战士上去将一根粗麻绳套在鬼子的脖子上，五花大绑地捆上了。开始这鬼子还挣扎几下，后来慢慢闭上眼，垂下了头。
隔壁伪县政府大院内突然火光冲天。原来里面停放了十几辆汽车，手枪队员们好奇地爬上去摆弄着驾驶室里的仪表，可这些铁家伙怎么也不听使唤。即然开不走，也绝不留给敌人。于是，手枪队长下令将汽油浇在车上，燃起了一把火。火光映红了孝感县城，浓烟遮没了天上的星星。这时，西门和北门都传来了报警的枪声，敌人的援兵出动了。于是，我命令部队有秩序地从南门撤出。
我们押着几十个伪军和两个鬼子俘虏，借着火光，顺利撤出了南门。我让两个战士在城外那座鬼子用他们一名军官姓名命名的桥上铺了些稻草，待我们全部通过后放火燃着。火焰起处，只听“哗啦啦”一阵轰响，木桥在熊熊大火中坍塌了，木板、栏杆纷纷坠落到河里。
鬼子增援部队赶到河边，面对断桥气得“哇哇”直叫，只得隔着大河“叭叭叭叭”打了一通机枪。
我对同志们说：“走我们的，让小鬼子放枪为我们送行吧。”
这一仗显示了我们新四军的胆略和勇气，虽未能抓到朱绍儒，但影响极大，整个汉孝陂地区的汉奸头目再也不敢象前一阵那样为所欲为了。我们的行动表明，别看你鬼子汉奸猖狂，我们照样能打你县城，砸你的老窝。
日军作战有个规律，每次失败必然出兵报复，失败得越惨，报复得越凶，常常是败兵刚回窝，大队人马立即倾剿而出，企图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孝感战斗给敌以沉重打击，战后我们就注意敌人的报复。果然，日军在12日集中了约一个旅团的兵力，在飞机、汽艇的配合下，从汉口、孝感、横店、滠口、三汊埠等地分十三路向汉孝陂地区大举“扫荡”，我们早有准备，巧妙而安然地转移了。
部队休整几天后，又分散到各个地区活动，协助各地方工作队将原先所设关卡和税收工作重新恢复起来。我们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召开会议，警告那些敢于破坏我税收工作的人，当心新四军找他算帐。由于我们把军事打击和政治宣传结合进行，各项工作又开始顺利展开，原先较猖狂的一些伪军和汉奸大大收敛。这样，我军的经济来源和根据地的安全有了一定保障。
我们在夜袭孝感的战斗中捉到的两个日军俘虏，回去后把他们送到师部对敌工作部，让他们接受反战教育，改造思想。
8月下旬，驻安麻边的江潮二、两道桥一带的顽保一旅之一部，除进扰陂安南地区外，还制造血案，杀害安麻县委书记田东及工作人员十余人。为此，我十三旅和十四旅一道，于9月1日向安麻边的顽保一旅发起反击。我们十三旅主攻江潮二，十四旅主攻两道桥。经过战斗，歼灭顽保一旅一部。自此，鄂东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遂被击退，陂安南、安麻、冈麻、罗礼等广大地区联成一片。
1941年底和1942年初，在敌伪顽三面夹击下，各个根据地的党组织、地方部队和人民群众，都受到来自敌人的各种压力。为了主动保卫根据地的安全，边区党委和师党委提出了“主力部队要协同地方部队展开斗争”的口号，这个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们十三旅的身上。
1942年初，奉师部命令，我和副旅长黄林率十三旅的三十七团两个营和三十八团，穿越汉宜路，渡过汉水，长途跋涉，奔赴汉阳侏儒山地区，配合王海山同志率领的十五旅，打击盘踞在沔阳地界的伪和平定国军刘国均、汪步青部，在我们到达之前，英勇善战的十五旅已经多次向敌人实施攻击，奇袭伪三团，巧施反间计，三打汪步青，狠揍鬼子兵，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我们到达侏儒山地区后，与十五旅配合行动，打得狠，追得猛，以狂风怒浪之势，席卷了伪和平定国军所辖地区。连续几仗，打得敌人望风披靡，狼狈逃窜。
在这次战斗中，发生了一件颇为有趣的插曲。在十五旅部队追击逃跑的敌人时，战士们发现前面有一小股伪军，背着各种我们战士从末见过的武器在逃命。只见那些武器的外表金光闪亮，战士们以为一定是鬼子新交给伪军的“新式武器，”于是加紧脚步追击。有些心眼多的战士怕吃这种“新式武器”的亏，特意瞄准其中的大家伙打了几枪，想逗这些“新式武器”开火，以了解它的威力如何。谁知那些伪军根本不还手，只是拼命逃。“准是那些家伙的弹药放光了！”大家追的更起劲，等到把这些“新式武器”截住走拢去一看，嗨，这那是什么新式武器，净是些大大小小的铜喇叭。原来把是汪步青耍排场的军乐队给俘获了。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围着军乐队，好奇地要他们吹个曲子听听。那些军乐队队员为了讨好我们的战士，真的下劲吹了个自认为是最好听的歌——《桃花江是美人窝》。我们的战士也搞不清是什么歌，觉得软绵绵的，感觉不太舒服，于是又有人让他们换支雄壮些的曲子吹吹，这下可难住了这些乐队队员，他们除了这类绵绵之曲外，再不会吹别的什么了。
据说，伪和平定国军军长刘国钧被新四军追得摔下马来，倒在泥塘里，连长统马靴都来不及穿，便光着一只脚，抱着一只靴子，跌跌撞撞逃回武汉。
伪和平定国军第一师被歼后，刘国钧和汪步青这两个家伙就狗咬狗地吵起架来。
刘国钧大骂汪步青是“饭桶！”
汪步青也指着顶头上司的鼻子反唇相讥：“你骂我是饭桶，你怎么只穿一只靴子回来？”
这个一拳，那个一脚，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这两个汉奸只好拜倒在日本主子的脚下，请求“皇军”派兵扫荡新四军，以此来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
日寇也不含糊，急忙拼凑兵力，分数路扑向我们。
十三旅配合十五旅赢得了围歼伪和平定国军的胜利后，由于电台的电码不通，未能再和十五旅联系上，加上日寇来势汹汹，我们便避其锋芒，打算休整一下，再寻机打击敌人。
这一天，部队行进到沔阳地区安家台子休息。第二天吃了晚饭，侦察员来报告：“有三百多鬼子正在附近的胡家台子宿营。”
我们几个干部立即找来地图研究，决定给这股敌人来一个突然袭击。我派出侦察员去继续探查敌情，部队则原地作战前准备。不多会儿，侦察员回来汇报：“前面有东西两条宽阔的大沙堤，沙堤中间是一条十几米宽的水沟，东堤上有几十间房子，那就是胡家台子，日寇现在还住在里面。”
于是，我命令三十七团的两个营沿水沟堤东由东北向南，三十八团沿水沟堤东南向西北出击，两下夹攻打击敌人。
部队在黑暗中向前摸索前进。
三十七团摸到胡家台子附近隐蔽下来。日寇的哨兵没来的及吱一声，就被我们三个尖兵捅倒了。然后，部队摸了上去，紧接着便是枪声大作，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迂回到村东南的三十八团也迅即向西北攻击。当晚东南风很大，战斗打响后，村南头起了火，三十八团的勇士在大火和烟雾中强攻。鬼子遭到我两面夹击，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只好且战且退，龟缩到村北的三间瓦房里坚守，后又被迫退到村外一座黑黝黝的祠堂内，与一股原先就住在里面而未被我侦察员发现的鬼子汇合起来顽抗。
我们两路部队汇合一道包围了祠堂。
三十八团的李营长带着九连勇猛冲进了大祠堂。祠堂门口展开了一场激战，手榴弹爆炸声、枪击声、刺刀的碰撞声混响成一片。柱子、神龛、香桌被炸的乱飞乱跳，双方伤亡都很惨重。
不能这样蛮干下去了！九连暂时撤退到祠堂外，准备再攻。
一场混战，使我们摸清了祠堂内住着日军的一个大队部，除已被我消灭的外，还有一百余名鬼子。
“嗬，这下可网住大鱼了。”我不由地兴奋起来：“一百多鬼子，还有大队长在内，这一仗打得值得。”
我们重新进行了部署，又连续攻了几次，但敌人用两挺重机枪封住了大门，火力很猛，我们没有攻下。
我叫战士们去找梯子，准备组织部队爬房顶，掀瓦块，开天窗，来个上下一起攻。战士们找了一圈，没找到梯子，黄副旅长要三十七团一营的同志去找长木杆绑独木梯。
这时，只见祠堂大门“哐啷”一声被突然打开，只见一股鬼子兵野蛮地脱掉了外衣，光着毛茸茸的胸脯，“哇哇”咆哮着从大门冲出来，企图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去。我蹲在一挺重机枪旁边，指挥着三十八团机枪连火力封锁祠堂大门。几个鬼子刚刚出现在门槛上，就被我们射出的子弹击倒在地，其余的鬼子一见不妙，又重新将大门死死关上，退回去进行坚守。双方就这样对峙着。
“老这样对峙总不是办法。”我正在焦急时，无意中从烟雾中瞥见村南头的火光。我一拍大腿：“为什么不用火攻呢！”我让部分战士抱来稻草，准备火攻。当战士们把点着火的稻草把塞进祠堂的后门里时，火开始向内燃烧。一时间祠堂内烟雾弥漫，火光冲天。干燥的木头、屋柱、神龛、桌案都被火烧得哔哔剥剥一片爆响，鬼子嚎叫着抱头鼠窜。越烧越旺的火焰，把半边天空都映红了。可是天公不作美，原来强劲的东南风不知何时已悄悄改向了，风力也减弱了许多，鬼子用手榴弹将火炸灭，并不断向外反冲锋。敌人的冲锋均被我军打退。我叫喊着要抓几个活的俘虏，并命令战士们用手榴弹向祠内投炸，但因房子墙高，投出的手榴弹又从房顶上滚了下来，反而炸伤了我们自己的战士。找来的梯子和绑好的独木梯又矮又短，够不上高大的祠堂房顶，故这一夜未能结束战斗。我们将祠堂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再战。
在这一夜，祠堂内的日本鬼子利用夜间战斗的间隙，将房子的墙壁打开了不少枪眼洞，继续进行顽抗。第二天我们也把三十八团的九二式重机枪调到西堤封锁祠堂大门，并用枪榴弹向祠堂内射击，但终因房高距远子弹都在空中爆炸，强攻效果不大，仍末能解决问题。到了晚上，三十七团二营又组织梯子进行攻击，由于鬼子拼死顽抗，我两次攻击都未获成功，部队也有些伤亡。此后，因为有想办法抓几个活的鬼子俘虏的指导思想，部队未继续进攻，而是将敌紧紧围困着。激战中，三十七团的一个排长连续三次摸上去，第一次背了八支枪下来，第二次背了九支枪，第三次竟背了十支。当他第四次摸上去后，就再也没有下来了。
祠堂内残存的鬼子被我们围困了三天三夜，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还要不断受到我们的打击，他们的几次突围都被我们打了回去，只得在祠堂内死守。可惜我们挺进汉孝陂时没有带炸药去，也没有炮，否则绝不会和鬼子僵持那么久，早解决他们了。
第四天早晨八时左右，一架涂有膏药旗符号的飞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了几圈，给祠堂的鬼子丢下了一个信包。我估计是敌人援兵到来之前联络行动的。于是，我们主动脱离了战斗。果然，我们在归途中爬上一座山时，看到山下大路上有六七百鬼子杀气腾腾地朝胡家台子急奔而去。有了战士打趣地说：“这是鬼子收尸队去收尸喽！”
交战中，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日军的作战特点，他们的防守比较稳固，抵抗顽强。因此，跟鬼子打仗不宜硬冲硬拼，而应根据地形和其它因素，采用多种进攻方法来对敌实施杀伤。此役敌人之所以伤亡如此惨重，就因为我们适时地采用了火攻，鬼子中有相当部分是被火烧伤烧死的。
侏儒山战役，我十五旅和十三旅部队对敌伪大小战斗共十余次，歼灭了伪定国军第一师，击溃伪第二师千余人，俘伪军九百五十余人，击溃日军数次增援。特别是胡家台子歼灭战，毙伤日军二百余人，不仅在十三旅的战史中，就是在新四军五师的抗日战争史中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侏儒山战役不仅全部实现了战略意图，解放了川汉沔大片国土，扩大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同时还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保卫长沙的作战。由于川汉沔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五师部队即可据此北控汉水，南扼长江，东逼武汉，西迫江汉平原，为尔后进一步向以洪湖老苏区为中心的襄南发展，创造了条件。
我军挺进汉孝陂地区后，打鬼子、揍汉奸，经过艰苦努力，开辟了长江埠和横店以南、汉口至黄陂公路以西、襄河以北、长江埠至汉川公路以东，连接武汉北郊的汉孝陂抗日根据地，还在中共汉孝陂工委的领导下，将已有的乡政权作为基础，建立了六个区政权，成立了汉孝陂行政办事处，控制了汉孝陂的大片土地，并在紧靠武汉北郊的茅庙集、黄花涝、北经嘴、姑嫂树等多处设卡收税。这不仅打破了敌伪对我根据地实行的封锁，为五师的财政来源提供了保证，更重要的是从战略上形成了对武汉包围的态势，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