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四 章 胜 利 之 花 血浇灌
一 、四 面 出 击 频 奏 凯
1943年初，英勇的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日本帝国主义自从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亚洲、欧洲、美洲的许多国家纷纷起来对日宣战，这不仅使日本帝国主义日益陷入战争泥潭，走向失败，同时也使中国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各国人民的反日斗争汇合起来，走向胜利。在这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积极对日作战，努力积蓄反攻力量，以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3年1月，鄂豫边区党委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了有党政军民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在分析了国际、国内和边区的形势以后，认真总结了前一年边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仔细讨论了1943年边区面临的战斗任务。会议以“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为指导思想，主要是进一步增强边区党政军民组织中‘一切服从战争’的观念，统一对加强军事力量同迎接抗战胜利之重大关系的认识。会议特别强调，五师作为一个独立战略单位，为了坚持艰苦斗争和积蓄反攻力量，必须遵照中央在挺进纵队建军时的指示，完成发展到四五万人枪的战略任务，不断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和指挥能力，并使这支党的部队具有良好的军民关系、有力的政治工作、建全的党的组织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这样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还必须加强党对地方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政权机关的职能作用，使其更好地肩负起支援战争的重任。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1943年边区军事建设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1）将新四军第五师的几个主力团，各补充到一千二百人；（2）五个军分区各建立四个小团，罗礼经光、信应罗礼指挥部各建立两个小团，每团四百人以上；（3）每县建立二三百人的游击队，每区（或中心乡）建立一个七十人左右的基干游击队，每乡建立一个二十人左右的游击队；（4）普遍发展民兵；（5）加强抗大十分校的领导，协助各个军分区、旅办好教导队，师部办好团营干部轮训队，全军在校受训干部经常保持在三千人左右；（6）整训部队。会议号召军队与地方干部更加团结一致，动员和组织全区军民为实现这一军事建设计划，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
蒋家楼子会议是新四军第五师及鄂豫边区发展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标志着鄂豫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转折而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会议以后，由于边区全面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为边区党政军民关系进一步协调提供了组织保证，边区1943年军事建设计划也进行得非常顺利。五师的几个主力团得到及时补充和扩大，还恢复了十五旅的建制，军分区独立团由原来的十个发展到二十一个，县、区、乡的游击武装和民兵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接敌区活跃着我们的武工队。我们的部队还抓紧战斗间隙开展了军事、政治整训运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各项工作更加正规，部队士气更加旺盛。
2月，五师领导机关又召开了由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工作会议，总结了五师诞生以来军事斗争的经验，讨论了新形势下的军事建设问题，从而使五师部队的军政工作得到全面的加强，干部素质大大提高。
军事工作会议之后不久，方正平同志奉命调到重新恢复的十五旅去当政委。
方正平同志和我是从1940年初平汉支队成立时就在一起并肩战斗的。当时我是平汉支队司令员，他是政委。几年来，方正平和我及其他同志合作得很好，说亲密无间也不为过。当然，在工作、生活、战斗中也有过不同意见，但都能胸怀坦荡，放到桌面上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经过商量甚至争论，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绝不搞小动作，个人之间也毫无芥蒂。虽是战争年代，生活清贫，环境艰苦，战斗频繁，工作中也没有什么明文规定的规章制度，但是各有专责，各司其职，工作起来同心协力，得心应手，彼此心情很畅快。因此，接到调令时，我俩的心里还真都有些不是滋味哩。
好在接替他的周志刚同志也是我的老战友，这使我很宽慰。周志刚同志是1938年底和我同时从延安抗大毕业，又一路南下来到鄂豫边区的，因而彼此很熟悉。
记得那天他来旅部时，刚刚见面坐下，他就笑哈哈地说：“好啊，命中注定我俩要走到一块儿的，一个志坚，一个志刚，敌人要是闹不清，准会以为我们是兄弟呢。”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
他的一番话勾起了我对自己名子的回忆。我出生时因家中穷，父母又没有文化，快一岁了还没个正式的名字。后来父亲请村里的教书先生起了一个名字——裕发。教书先生解释说，裕发的意思就是富裕发财，图个吉利。我的父亲一听十分中意，连连点头称是。难怪啊，山沟里的穷人穷怕了，谁不想富裕发财过好日子呢？但是，这个带有广大贫苦农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的名字，并未能给我带来什么好的运气，童年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学堂中富人家少爷小姐讥讽的白眼、地主家黑暗潮湿的牛棚、自己身上不能遮体的破衣烂衫……1938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我改名为周志坚，鼓励自己建立起革命到底的坚强意志。
于是，我接着周志刚同志的话茬说了一句：“是啊，希望我们能把十三旅锤炼成一块砸不烂、打不垮、坚硬如钢的好部队。”
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日军在“扫荡”大别山、进攻鄂西的同时，对鄂豫边区各地进行了“春季扫荡”，我十三旅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频频出击敌伪，牵制敌人对大别山和鄂西的进攻，尔后又经过一个月的连续自卫作战，粉碎了敌伪军对罗礼边的进攻，保卫了大、小悟山指挥阵地。
3月，蒋介石抛出了他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言书《中国之命运》，继而一面准备“闪击”延安，一面部署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5月，蒋介石亲自下令以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为主力，与鄂、豫、皖三省地方顽军“协同进剿”我五师，并限令于6月底以前予以“肃清。”
就我们鄂豫边而言，无论是从军事战略上，还是从政治影响上看，鄂东都是一块举足轻重的地区。这一点，我们的敌人也十分清楚。因此，在5月国民党五战区的“协同进剿”中，蒋嫡系三十九军暂编第五十一师第二团及第三团的一个营孤军深入陂安南中心区，遭我军反击，经两夜激战，被驱逐。而敌鄂东挺进军十七纵队（原国民党鄂东行署保安二旅）又抢占了浠水一带，切断了我鄂东与皖西新四军第二师、第七师的联系，封锁了我军渡江南下的通道。他们在黄岗等地到处乱窜，“清乡”抢掠，肆意烧杀，使我抗日政权和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几年来辛辛苦苦用血汗换来的根据地岂能眼看着敌人肆意糟蹋。
“来而不往非礼也。”为了打通鄂东与皖西新四军的联系，配合苏皖兄弟部队的斗争，恢复向江南发展的通道，回击敌人对鄂东地区的进攻骚扰，保卫这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根据地，五师司令部决定组织鄂东临时指挥部，由任质斌同志任政委，我任司令员，率主力一部挥戈东进，协助四、五军分区的部队进行还击。李司令员指示我带部队去夏家山地区，先与张体学会合，再相机行动。6月上旬，我带三十八团作为第一梯队先期出发，任质斌同志率三十七团两个营为二梯队随后登程，目标是浠水地区。
其实，早在1940年和1942年，我军就曾两次在浠水白石山一带与敌交过手。因此，这次可算是三打浠水了。
我们的队伍经陂安南向黄岗北边前进，沿途的老百姓纷纷出来欢迎。在黄岗北边过一小河时，热情的乡亲们还主动搭了个浮桥让我们通过。他们七嘴八舌地说：
“新四军的兄弟，可要狠狠教训一下保二旅那帮杂种啦！”
“是啊，他们哪里是‘保安’呀，分明是捣乱。”
“……”
当我们行军至离浠水不远的竹瓦店时，与一个营的敌人遭遇，前卫部队二话不说，三八式重机枪就怒吼起来，战士们旋即发起冲锋。三十八团的这挺重机枪是1939年鬼子在罗山朱堂店“扫荡”时被当时我独立游击支队二团队缴获的。对面的敌人一听这枪声，一下子就乱了套，可能以为是遇上了日本兵，跑得比兔子还快。我们没费事就捡了一挺轻机枪和其他一些武器。
“瞧这帮家伙，只知道在老百姓面前逞英雄，在鬼子面前就变狗熊啦。”
“不，是变兔子喽，没见跑的有多快嘛。”
“没想到今天我们还沾着了小鬼子的光哩！”
我们在浠水西南张家山的一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村庄住下。两天后，同张体学、刘西尧等同志率领的鄂东四分区部队会合。寒暄过后，大家互相交换了情况，经过分析研究，初步决定等三十七团赶到后，两支部队协同攻打浠水。不两天，任质斌率三十七团两个营到达。
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是：王丹候部的三千敌人以白石山主阵地为依托，在白石山下的一个山岭上构筑了一字排开的一大二小三个碉楼，碉楼周围又挖了一道壕沟。平时，敌人大都分散住在浠水城及外围，一旦受到攻击，即退守到白石山及碉楼一带固守顽抗。在考虑了这些情况后，我们决定采用南北夹攻的打法，即：三十八团占领浠水北边的白石山，切断敌向黄土岭及英山、罗田方向的退路，得手后由西北向浠水城进攻；鄂东四军分区部队由南向北压上，形成“双龙出洞”之势，意欲全歼该敌；三十七团进入毕家冲担负打援任务，并作为预备队。
13日，战斗打响，三十八团首先在凌晨四时左右占领了白石山，接着，张体学同志率领四军分区的部队在浠水南边发起攻击，战斗进展比较顺利，我军很快占领了浠水城，敌人只有十七纵队王丹候部退缩到碉楼群里，凭借着有利地形和工事，在我们的包围圈里拼命顽抗。我们把旅部的迫击炮连也调上来准备轰击他们，但不知是弹药受潮还是其它什么缘故，迫击炮未能打响，部队攻了两次也末奏效，因此决定到晚上发起总攻。白石山下有一条河，由于疏忽，我们的包围圈正好在这里有一个缺口。当天刚擦黑之际，王丹候率部由此突围逃窜。浠水一仗，除王丹候带为数不多的败兵逃之夭夭外，敌十七纵队受到了沉重打击，基本被歼。我军共毙敌三百，俘虏一千二百余人，缴获电台一部、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二十余挺，还有大批物资。试图前来增援的敌十八纵队和保安八团也在我三十七团的阻击下铩羽而归。
浠水战斗的胜利，对于击退敌人对我鄂东地区的猖狂进攻，粉碎其妄图分割我们一军分区与四、五军分区之间乃至五师与皖西兄弟部队之间联系的恶毒计划，改变孤悬敌后的处境，保护江南和江北根据地的联系，对巩固江北、发展江南，以及为后来三五九旅南下打开通道，实现从东线包围武汉的战略部署，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当我们返回大悟山后，受到了李师长的热情赞扬。
根据鄂豫边区党委在1943年军事建设计划中提出的整训部队的要求，我们十三旅在7月至11月间抓紧战斗的间隙时间，参加了在全师范围内开展的军事政治整训运动。
在政治教育方面，由于部队里大多数同志是劳动人民出身，或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因而我们把阶级教育作为中心内容纳入部队的整训运动，为的是揭露法西斯专政的反动性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共反人民阴谋及黑暗统治的罪行；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使全体官兵对共产党、毛主席更加衷心拥护和热爱，对敌人更加仇恨，提高无产阶级的气节和革命的自觉性；认清全国和边区的前途，增强部队士气，提高胜利信心。由于我旅兵员不断扩充，为使部队中党员数量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我们首先要求每个党员要明白自己如何做一个好党员，起好带头作用。同时，又要求他们注意对积极分子的培养，各级党组织也充分注意到不断吸收新鲜血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使党的领导和威信能从组织上得到保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每个连队基本上都有相当数量的党员，他们在执行任务中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由于党员能在部队中切实起骨干带头作用，我们这支部就更加巩固，士气更加旺盛。
在军事整训方面，我们十三旅除了加强对战士进行射击、刺杀、投弹、利用地形地物与接敌运动的训练外，还着重加强了部队的袭击、伏击、破击等游击战术的训练，注意了对攻碉堡、村落战和运动战的反复训练。训练场上一派龙腾虎跃的场面，有的练飞越障碍，有的练匍匐进行，有的练习刺杀。特别有趣的是，练习射击的靶子上都画着日本鬼子的头像：小眼睛上戴着圆框眼镜，仁丹胡下一张血红的大嘴；场边扎了一排草人，用来进行刺杀练习，其中有一个特别别致，大大的肚子，用苞谷叶做的武装带，吊在肚皮下，腰上挂了一把东洋刀，用一个破尿壶当脑袋，上面还戴了一顶烂钢盔。可见，我们的战士是带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来练兵的。通过这次军事整训，部队战斗素质进一步得到提高。
我和周志刚、黄林、许道琦等几位旅干部非常重视这次整训运动，我们各有分工，经常下到基层指导检查工作。战争年代，部队中没有什么明显的官兵界限，况且我们这些人本来也都来自工农，来自基层，因此，平时和部队各级指战员在一起时也都是热热闹闹、随随便便，非常自然融洽。记得一次我和周志刚政委在三十八团检查工作时路过一个炊事班的房前，炊事班的战士们都出来和我们打招呼。平时很爱开玩笑的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河南籍班长不知什么时候从屋里拿了两把旧菜刀，出来一个立正，一本正经地说：“报告旅长，我们吃饭的家伙不太中用了，请您抽空给打二把吧。”说着，在其余战士的笑声中双手递过来。
我接过一看，菜刀确实是老掉牙了。“唔，是该换新的了。可是，你们找我可是找错人喽，打菜刀我可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哟！”
其他几个战士挤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说道：
“咦，不都说首长是打铁出身的吗？！”
“周铁匠，帮忙打两把吧！”
一个看上去顶多十八岁的小战士挺认真地用他那稚气未脱的音调说：“谁不知道‘李木匠山上吊线，周铁匠山下打铁’这句话呀。首长，你给我们打刀，我们饭做得更快更好，部队吃了才更有劲打敌人啊。”
瞧这孩子说得还蛮在理的哩。
李师长参加红军前曾在家乡做过木匠，这在鄂豫边区是人人皆知的。可说我是铁匠出生，却让我懵了。什么从七八岁起就光着脚丫跟着铁匠父亲围着火炉转啦，什么整天拉风箱、抡大锤、打镰铸锄、补锅磨剪啦……说的有鼻子有眼，我也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我这个放牛娃变成了小铁匠，农民的儿子成了铁匠的儿子，在五师的指战员中很多人都是这么传的。我听了也只报以一笑：“有什么关系，打铁的出身也好，放牛娃也罢，都是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都是劳动人民出身，同样光荣，无需去解释清楚。”
“可以可以。”我一本正经地回答道：“等赶走了日本鬼子，我一定重操旧业，开个铁匠铺，首先给你们打几把菜刀。”
了解我身世的周志刚政委在一旁忍俊不禁，哧哧地笑着。他也风趣地接着说：“你们需要多少把菜刀，先丢个底子来，周铁匠全包了，等打完仗，他还当铁匠，这祖传的手艺绝不能白白丢掉。”
一语未了，政委和我相视一眼，一同发出了会意的笑声。
在回三十八团团部的路上，我对三十八团一位团干部讲：“交给你一个任务，想办法去弄两把新菜刀交给他们。他们没有好家伙，就好比战士没有好武器，怎么打好仗？”
在这一年中，我们五师部队在边区党委和师首长的指挥下，在鄂豫边区广大人民的支持下，胜利地粉碎了日本鬼子发动的春季、夏季和秋季“扫荡”，开辟赣北，进军襄南，恢复襄西，挺进洞庭湖，进一步形成了包围武汉之敌的战略态势，并配合全国制止了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弥漫的硝烟中，我们五师部队四面出击，频频奏凯，部队也越战越强，由建军时的一万五千余人发展到4万人，成为整个中原地区抗日斗争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