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 师 北 上 扫 残 云
1944年春季，在日寇以五六万兵力发起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面前，国民党汤恩伯，胡宗南指挥的40万大军不战而逃，竟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丢失城池38座，损失兵力20余万。当时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我还不太相信，国民党军队的兵力七八倍于日军，何以遭到如此惨败？其实，这是他们反共反人民政策及其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连年的水、旱、蝗灾，使得往年可收石把粮食的土地，仅得到一二斗，再加上“浆糊汤”（群众对蒋鼎文、胡宗南、汤恩伯的蔑称）军队的摧残和压迫，河南人民苦不聊生。举一个例子，汤恩伯部在叶县，抽派什么闺女捐，凡是没有出嫁的姑娘，每月要收三十元的税。如果抗拒不交，他们就要“调验”。所谓“调验”，其实就是糟蹋姑娘。国民党军队欺压百姓的手段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南河老乡们编写了一首很形象生动的民谣：天见中央军，日月无光；地见中央军，五谷不生；人见中央军，人生不生。河南沦陷后，广大河南人民又受到日寇的残暴蹂躏，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事实终于使人民认识到国民党军队是抗日无能，扰民有余。他们在血火中翘首遥望，盼望着八路军、新四军早日进军河南，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鉴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形势，为了打击日伪，发展河南的抗日局面，创造战略反攻的条件，特别是打破国民党军队对我根据地的分割包围，从战略上将陕北、华北、华中各根据地连接起来，中共中央作出了进攻河南的战略布署，决定从华北抽调约三个旅的部队南下开辟豫西；以冀鲁豫水东的部队积极策应；四师一部西进豫皖苏区，打通与睢杞太地区的联系，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同时要求五师主动沿平汉铁路两侧北上。这样，由三个力量集中来解决河南问题。6月23日，刘少奇、陈毅在对五师发出的指示中说：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
7月初，我参加了边区党委在大悟山白果树湾召开的扩大会议。在讨论今后边区的工作重点是以发展为主，还是以巩固为主，即是否以主力向河南发展的问题上，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双方争论激烈。主张以发展为主的同志认为，随着全国和边区形势的变化，我们的工作不应停留在“巩固”上，而应抓住有利时机，派出主力发展河南，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张执一同志慷慨陈词，主张五师应“倾剿而出”，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另一些同志认为，在河南连年灾害之时以主力或全部出击，进入河南后部队的财政、粮食问题都难以解决。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都难以实现。因而还是以鄂豫边区为主，抽派一部力量去河南。当时我也是不主张以大部队向河南发展的。除部队进入河南的粮食财政问题外，我还觉得大悟山这个根据地来之不易，就这么白白地丢掉，太轻率可惜了。当时我并没有觉得这个看法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就深深感到自己当时缺乏一种从全局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看问题的能力。在五师应以主力北上、发展河南的关键时刻，没有起到积极的促成作用，几十年后的今天，想起此事颇感内疚。
两种意见争论激烈，相持不下。虽然采用举手方式进行表决，但由于边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表决前表明了“以巩固为主，以发展为辅”的态度，这种带有指导性的发言，给最后的表决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来影响。会议根据大家表决的结果，仍确定在半年内以巩固原有地区为主，以发展河南、湘鄂赣为辅的方针。
据此，五师组织了以黄林同志为司令员的、有九个连共千余人的豫南游击兵团。7月下旬，李先念同志对进军河南的干部做了动员，部署了工作，勉励他们要利用有利形势打通与八路军、新四军四师的联系，改变五师孤立作战的地位。同时还指出了发展河南的有利条件：河南有我党工作的基础，五师有许多干部战士与河南人民有密切联系等等。他要求部队进入河南后，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发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此后，豫南游击兵团先后分批进入河南境内。他们不断打击长期危害抗日的伪顽武装，胡冲店生擒白宇栋（正阳县保安团长），挺进路西除民害，爬头寨围歼张明泰（“竹沟惨案”的凶手之一），母猪峡痛歼日寇。他们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和扩大抗日武装，积极进行税收工作，领导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打开了豫南、豫中的局面。
11月初，根据形势需要，鄂豫边区党委决定将豫南工委改为河南工委，任质斌兼任书记。豫南游击兵团扩改为河南挺进兵团，黄林任司令员，任质斌任政委。
1945年1月下旬，我们得到报告，说党中央、毛主席派遣的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深入敌后，进行南征，已经接近我们鄂豫边区了。五师当即命令部队做好一切准备，迎接老大哥的到来，保证他们吃好、穿好、睡好。《七七报》、《挺进报》和《农救报》联合出了两期《欢迎八路军》的专刊，记录了许多动人的事实。我们十三旅，花费了几万元钱，包下了当地老乡们的一座柴山，把全山的树木柴草全部砍倒，准备给南下支队的同志们作柴禾。27日，我十三旅为了迎接三五九旅部队的到来，派三十八团一部，在大悟县三里城附近与他们会合。
28日，从汪洋店到我们旅部所在地陈家大湾沿途的十几华里道路的两旁，排列着我们新四军和地方老百姓组成的欢迎队伍。他们手里挥动着鲜花、彩旗，口里不停的呼喊：“欢迎，欢迎！”“同志们辛苦了！”夹道欢迎南下的八路军老大哥。儿童团员们举着红旗，扛着红缨枪，站在群众队伍的前面跑来跑去，兴奋异常，一些小脚老太太也在亲人的搀扶下，颤巍巍站在路旁，满心喜悦地拍着手。沿途还搭起了一座座彩色牌楼，设立一道道“欢迎站”，口号声、军号声、锣鼓声震天动地，到处弥漫着爆竹的硝烟。南下的八路军战士们边走边看，笑逐颜开。
29日，在陈家大湾的广场上，我们五师部队和边区各界人士、人民群众近万人，举行隆重的大会，欢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到来。
当我指挥五师部队在会场左侧刚刚坐定不久，远处传来了庄严、雄壮的歌声。
铁流二万五千里，
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苦斗十年，
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旦强虏寇边疆，
慷慨悲歌奔战场；
………………
“八路军来了！”群众中有人欢呼起来。远远只见南下支队的同志们唱着《八路军军歌》，雄纠纠、气昂昂地由远而近走向会场。
首战平型关，
威名天下扬。
嘿！
游击战敌后方，
铲除伪政权，
游击战敌后方，
坚持反扫荡；
钢刀插在敌胸膛！
…………
歌声豪壮有力，伴随着整齐的脚步，震撼着全场人的心。鼓掌声、欢呼声、鞭炮声响成一片。由于我们当时还没有大炮，便在远处山坡上引暴了十几颗地雷，当做欢迎的“礼炮”。人民群众举着一面面彩旗围在会场四周。我见整个会场安排妥当，便小跑步至主席台下，大声报告：“报告首长，整队完毕。”
李先念师长首先站起来致欢迎词。他说：“战友们，同志们！我今天高兴得不晓得用什么话来表达我们对八路军老大哥的热烈欢迎。同志们知道，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鄂豫边区已经有六年历史。可是在这六年中，一直没有见过八路军老大哥，我们天天想，日日盼，今天终于见到了老大哥，你说我们该是多么高兴啊！八路军老大哥在北方打了许多胜仗，英勇善战，经验丰富，我们五师总想学，但是在见到你们之前总也学不象。这一次同志们来了，我们要好好地学，加倍提高我们的战斗力。”这时，我带五师部队呼口号：“向八路军老大哥学习！”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同志们也高呼“向新四军五师的战友们学习！”
李师长最后说：“党中央、毛主席派遣八路军南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鄂豫边区是个突出地带，我们在日伪军和反动顽固势力的包围夹击之下，战斗非常频繁，很希望老大哥来助一臂之力。今天你们来了，我们就不是一支孤军了。你们的到来，把华北、华中打成一片，将来你们南下，又把华中、华南打成一片。这样，我们的人民抗日武装，就从遥远的东北向南摆开，一直摆到华南，摆到海南岛。”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王震同志讲了话。他说：“新四军五师在李先念师长、郑位三和陈少敏等同志的领导下，创立了鄂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伪军。你们功勋卓著，中外驰名，你们辛苦了！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们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崇高的敬礼！”
王震接着说：“我们这次南下和新四军五师会合，决心在李先念同志领导下，成为五师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就加入五师！我们决心狠狠地打击敌人，保卫鄂豫边区，把胜利的旗帜插到敌后去！”
王震同志铿锵有力的发言，激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王首道也热情洋溢地发了言。
接着，陈少敏同志代表边区党委讲了话。她说：“我们两军会师后力量壮大了，但是还要在此基础上更加壮大。”她手指台下老百姓送来的一篮篮红鸡蛋，风趣地说：“在我们这里，老百姓只有生伢子时才送红鸡蛋。你们看一看，今天群众挑来那么多红鸡蛋拥军，这就是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多多地‘生伢’，大大地发展呀！”
她的讲话激起一阵阵热烈地掌声。这时，我身边一位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干部取出群众慰问的由我们边区生产的“女将军”牌香烟问我：“这烟盒上举枪跃马的新四军女将军是否是陈少敏同志？”
“当然是罗！”我用不容怀疑的口吻说。其实，我并没有去考证过印在香烟盒上的是否真的就是陈少敏同志，但我相信一定是她。因为她在边区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中的威信极高，大家都说这就是他们爱戴的“陈大姐”。
我最早是在1938年底在竹沟见到陈少敏同志的，她当时任我党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她最初给我的印象是：经常一身戎装，一头短发，仪表端庄，目光坚定而慈祥，显得干净利落。腰间扎了根皮带，脚上打着绑腿，乍一看以为是一位英姿态勃勃的男同志。当她代表组织上找我谈话，通知我协助李先念同志率领豫鄂游击挺进支队南下时，她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她对当时国际国内和整个中原地区的情况之熟悉，对行动路线、工作计划安排之周到，对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考虑之充分，应付措施准备之周密，以及表现出的很高的组织才能、细致踏实的工作作风和很强的工作能力，令我肃然起敬。当时才22岁的我，望着面前这位年长我十四岁的大姐，心里想：到底还是老姜辣，真不愧是老革命。该想的都想了，该考虑的都考虑了。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向她学习。
我们南下后不久，陈少敏同志也带200余人到达鄂中赵家棚与我们会师。此后，她担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的政委。这样我就长期在陈少敏同志的指导下进行工作，不断得到她的教诲。在中原地区进行抗战的八年中，她担任过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任新四军五师副政委，和李先念、郑位三等同志一道，率领我们艰苦奋战在敌伪顽三面夹击的恶劣环境之中。她参与指挥了消灭伪军李又唐部的战斗，率部在东双河伏击日寇，一举歼灭日本鬼子100多名。她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与国民党顽军进行机智的周旋。同时还肩负边区党委和地方政权建设的重任，为鄂豫党组织建设、民主政权的巩固、人民武装的壮大，作出了很大贡献。当国民党军对我实行经济封锁，边区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候，陈少敏赤脚下田，带头开荒种地。“陈大姐，种白菜，又肥又大人人爱”和“陈大姐的纺车响，一天纺四两”的歌谣，传遍鄂豫边区。
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对陈少敏同志的身世有了一定的了解。她出生在山东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生活清贫，童年时代就帮父母推磨、碾米，做家务劳动，养成了勤奋扑实的性格。稍大些，她到家乡一教会学校念书，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后又到青岛一日商纱厂做工，参加了我党组织的秘密工会，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教育，学到了不少革命理论。她多次组织并参加了工厂的罢工和学校的罢课，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1928年11月，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严峻考验之后，陈少敏被批准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陈少敏同志入党后，更加勤奋地为党的工作到处奔波。短短的10年内，她的足迹遍及山东、天津、河北、河南、陕西、湖南的城市、乡村、工厂和学校，饱食千家粗食淡饭，身穿百家褴褛布衣，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积累了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的丰富经验。党组织送她到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时，毛泽东同志特意对党校负责人说：“给你们送来个好党员，白区的良母——陈少敏同志”（见《燎原》第四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陈少敏同志从小就有一股不屈从旧习惯势力的倔犟劲。他从小坚持不裹脚。有人讥笑她的大脚时，她直理气壮的回答：我要打柴、挑水，有一双大脚长大了更好干活，有什么不好？在鄂豫边区，“陈大脚”远近闻名。她曾十分自豪地抬起双脚对同志们说：我这双大脚是从小反对封建旧道德观的见证。没有这双大脚，我就不能到鄂豫边区来和你们一起进行抗日斗争！
我收回思绪，望着台上气宇不凡、浑身透露出勃勃风采的陈少敏同志，她那带有浓重山东口音的，坚定热情而又具有很强感染力的话音，不时在会场上激起一阵阵欢笑和掌声。
这里顺带提一下，在后来的中原突围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战斗在哪条战线，她都积极努力甚至带病工作，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新的贡献，受到党的高度赞扬。文化大革命中，她受江青、康生一伙的迫害，经受了无数次的围攻和批斗，但她始终坚毅刚强，宁折不弯，特别是当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时，她是全会场唯一一个没有举手的人，双手放在桌上未予理睬。会后康生问她为什么不举手，她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我的权力！”当我得知这些消息时，心里受到极大地震动：我们的陈大姐真是敢于坚持真理，向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硬骨头。正当她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正当她满怀喜悦地准备继续为祖国的四化事业贡献力量的时候，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她的生命。现在，每当我们想起她，心中都会产生一种敬重、怀念的感情。
欢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大会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结束。
当天晚上，在陈家大湾又召开了联欢会。五师的楚剧团表演了许多文艺节目。
八路军南下支队在大悟山区休整一段时间后，其干部和我们五师及十三旅团以上干部举行了联欢会。王震同志介绍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情况。他从大生产运动到整风运动，从经济建设到文化教育，一一作了详尽而生动的介绍，使我们听后异常兴奋，倍受鼓舞。
休整期间，南下支队的干部战士为我们五师部队表演了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介绍了军事训练经验和练兵方法，使我军向八路军老大哥学到不少宝贵的作战经验。
八路军南下支队在大悟山区休整了十七天，于2月14日和我们分别，又向南进发了。
1944年底至1945年初，中央曾再三催促，要我们五师主力向北发展。1945年3月，师部指示我率三十八团北上，会合挺进豫中的河南挺进兵团，向叶舞一带发展，尽快打开豫中局面，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府。
鄂北的初春，依然凉气逼人。我带三十八团借着朦朦夜色，离开了大悟山区，从广水杨家寨附近越过铁路，然后疾速前进，直奔豫南的信阳地区。在我们新四军五师及其前身鄂豫挺进纵队中，有大批干部战士是豫南这块土地哺育成长起来的，他们和河南人民有着血肉联系。出发前，许多河南籍的同志为即将重返河南，看到久别家乡的山山水水，听到熟悉亲切的乡音而兴奋不已。行军之初，一些同志一路上时有轻声说笑，但天亮后进入河南境内时，大家都沉默了。目之所触，一片灾荒之年萧条衰败的惨景。行军途中，随时可见因饥寒交迫而倒毙在田野上的难民。村庄里，凡能走动路的人大都逃荒跑光了，剩下的年老体弱者多半饿死冻死了，有的尸体都已干枯，个别地方甚至出现饿极了的活人吃死人肉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晚上，一些野狗叼着血淋淋的死人腿到处乱窜，令人毛骨悚然。那情景，真可谓是昼不见炊烟夜不见灯火。所见所闻，使得大家心情很压抑很沉重，不少同志流下了眼泪。家乡受到如此破坏，乡亲受到如此蹂躏，怎不令人心如刀绞。这一切，也激起大家对日本鬼子和伪顽势力的仇恨，坚定了要尽快将广大河南人民从悲惨的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决心。
第三天，我们从确山以南的明港附近东越平汉铁路，在正阳和汝南之间的一个小村子里宿营。下午，我们派去汝南了解情况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将军庙附近有股伪顽，为首的叫张轸之。他们在这一带乱抓壮丁和妇女，收缴民枪，欺压百姓。前些时候还积极参与围攻和封堵我河南兵团的北进，是个坚决与我为敌，民愤很大的伪顽头子。”
几天来一直积压着的愤怒都爆发出来，同志们纷纷要求严惩这股伪顽。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消灭这伙家伙。
我让三十八团团长冯仁恩带两个营前去袭击敌人，目标是将其总部捣毁。天一擦黑，部队轻装出发了。由于我军突然出现在敌人侧翼，他们毫无准备，有的甚至在被窝里就当了俘虏。当晚，这股敌人被解决了，一把大火烧了他们的老巢。
我们将敌人抓来的几十名壮丁放了回去。他们中有的人跪在地上磕着头：“新四军是我的救命思人，老天爷保佑你们打胜仗。”有的拉住我们战士的手哭诉道：“他们把我们抓来两天了，我家中瘫痪在床上的老父亲也不知是死是活。”说着，磕了一个头，撒退就往家里跑。其他人也感激不尽，感谢新四军的救命之恩。
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打了胜仗，情绪就高涨起来，几天来压抑的心情也烟消雾散。宿营时，有些同志就哼起了《我们是先念的投弹手》这首当时在十三旅广为流行的歌曲：
我们是先念的投弹手，
手榴弹是我们的囊中炮，
我们是先念的投弹手，
它是我们的好伙伴，
它是敌人的死对头。
我们要天天练来天天投，
扔得远，
打的准，
让敌人在爆炸里粉碎，
让敌人在爆炸里粉碎。
第二天，部队继续向北进。
经过几天冒雨行军，部队来到碴岈山，与河南挺进兵团会合。我见到了黄林同志，他比以前消瘦了些，想必是这一段时间来斗争很艰苦的缘故。我向他传达了师部有关指示，共同安排了下一段的工作部署。此后，我们不断出击，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3月下旬，我们集中兵力两面夹击了位于碴岈山西北尹集一带的伪和平建国军第一师第二旅。白天，我带三十八团从敌右翼进攻，部队以迅猛果敢的动作歼敌一个团。入夜后，黄林率三十九团和敌人打了一夜，在敌左翼重创并击溃其另一个团。这样，尹集外围敌军全部肃清。
天亮后，我们开始攻击敌人的旅部。尹集是一个有百十户人家的大寨子。尽管敌旅部当时仅有一个独立营保护，但寨墙高房屋多，高低差落，防守工事较坚固，易守难攻。
当三十八团和三十九团向敌进攻时，我正在尹集附近的一个草棚子里指挥战斗。我让司号员吹号，命令三十八团攻击。号声招来敌人一阵射击。我对身旁的警卫排战士说：“这里危险，你们都到房子后面去隐蔽！”然后，我要司号员再次吹冲锋号。三十八团的战士听到号声，边冲边射击，杀向敌人。
这时，敌人又向我们这个草棚子猛烈射击。我正端着望远镜瞭望，突然感到右胸象是被人猛击一下，一颗子弹射中了我的右胸。
警卫员见我倒在血泊中可是吓坏了。他一边呼喊我，一边让人去找卫生员来。当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到一个隐蔽处时，迅速赶到的卫生员给我做了紧急处理。不一会儿，黄林同志也闻讯赶来。由于进攻受阻，加之我又负重伤，黄林命令停止进攻，部队撤出战斗。
恍惚间，我仿佛被抬上担架。象是躺在一叶小舟里在漆黑的大海上飘荡，我感到生命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我恐怕不行。”我这样想。虽然身不由己，但头脑还有些清醒。我觉得这次伤势比前五次负伤都严重的多，恐怕真是要“革命到底”了。胸口上象压着一块大石头般沉重，喉咙也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使我连气也不大喘得过来。担架一动，就疼得我浑身打颤，呼吸困难。我示意担架放下，警卫员丁汉平见状，紧紧按下担架不让动。黄林等同志见我伤势很重，嘴唇都咬出血来，便要担架停下，部队也原地休息。过了一会儿，我昏过去了。他们才轻轻抬起担架，部队也同时出发了。
不多会儿，剧烈的疼痛又使我清醒过来。开始我想坚持不吱声，唯恐影响部队行军。但后来实在喘不过气来，我又示意担架停止前进。就这样，我一醒担架就停下，一昏过去他们又接着走，反反复复好几次。傍晚，来到一个小村子。黄林对部队说：“就地宿营，不走了。”由于我的缘故，部队走走停停，走了大半天，才来到离尹集二十多里的地方。
担架放下，丁汉平不知从哪个老乡家里借来两块门扳。他们刚扶我躺在门扳上，我就觉得喉咙里一阵腥热的东西往上涌，一张口，吐出了一大口乌黑的血。这下我心里踏实多了。我对守候在旁边的黄林和打此路过准备去延安汇报情况的刘少聊等人说：“你们走吧，我不会死了。”
当天深夜，接到师部电报，要我率三十八团、三十九团向四望山、桐柏山方向前进。三十七团则由大悟山地区出发前往与我们会合，寻机打击在那一带活动的国民党一八一师和伪顽势力。当师部得知我负伤的消息后，命令黄林指挥部队行动，李师长亲率三十七团过铁路前往桐柏、确西一带，打开那里的局面。
按李师长要我“好好养伤，早日康复”的指示，由一个警卫排护送，我被担架抬着前往柳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治疗休养。
伤口痛，当然扰动衷肠。但我一想到在我们刚刚进入河南境内不多久，打开豫中局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的关头，却身负重伤，被迫离开战斗岗位，心里特别难受。不过，黄林同志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沉着机智，指挥有方，早在红军苏区根据地对白匪的战斗中就立有战功，对这样一位同志完全可以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