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 手 足 情 深
第二天清晨，黄林他们带着部队走了。
我被担架抬着，在警卫排和一个医生、两个护士的护送下，向信阳柳林方向前进。
昨天，在战斗激烈的情况下，我的伤口只是由卫生员简单包扎一下，血当时是止住了，可我一直感到很疼。伤势到底如何？我自己也不清楚。直到晚上宿营时，医生和护士才给我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处理。他们蹲在我身旁查看着伤口。原先简单包扎用的绷带全被血浸湿，粘在伤口上。子弹是从右胸打进来的，又从左后背钻出去，也算我福大命大，阎王爷没收留我。由于血水将绷带粘得很紧，医生先用盐水浸泡，再一点一点剥下来。然后，用药水洗净伤口，上了药，用绷带扎好，前后足足摆弄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精疲力竭，我也疼得大汗淋漓。
担架忽悠忽悠的，我就象躺在摇篮里，眼见天上的白云飘过，两旁树木向后移去，耳听百鸟啼鸣，河水喧哗。以前，和战士们一道行军训练、组织部队打仗，时间是紧紧张张，很快就过去了。现在倒好，躺在担架里一觉睡来，只能是想、想、想。战士们亲切活泼的面庞不见了，他们冲锋时的吆喝声和平时嘻闹的喧哗声没有了，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也听不见了，这反倒使我这个习惯了戎马生涯的人感到不习惯。走着走着，思绪把我带回到过去的岁月中。
那是10多年前，我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到四川省通江县太公石一带。当时，我在红九军军部交通队当排长。一天，交通队指导员罗华堂和警通排二班战士王家祥来找我谈话。他们先对我讲了一些革命道理，然后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我虽年仅16岁，但入党已是多年的愿望了，我激动地表示：“非常愿意！”
“那好，我俩就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指导员扶着我的臂膀，亲切而严肃地说：“晚上你到军部办公室去，举行入党的宣誓仪式。”
我激动的一个下午都没有安静下来。
晚饭后，我早早来到军部办公室。一进屋，只见墙上悬挂着一面虽陈旧但颜色仍然鲜艳夺目的党旗，屋内一派庄严的气氛。办公室的周主任主持了我的入党宣誓仪式，我高举右拳向党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服从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交纳党费，永不叛党……”宣誓一完，周主任和其他几个同志就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裕发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我紧紧握住同志们的手：“请党组织放心，我会好好干的。”
从那以后，我就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其他党员干部一道，率领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奋不顾身的冲锋陷阵，勇敢杀敌。我曾先后五次参加敢死队，多次负伤。每次负伤后，都是在同志们的悉心护理治疗下，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征服了死神，安全脱险，痊愈归队。我深深懂得，要不是战友们怀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赤忱的手足之情为我精心治疗护理，我周志坚恐怕早就到马克思那儿去报到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负伤最重的一次。那是1933年我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到四川境内，在壮烈的万源保卫战中，一次反冲锋时身体被敌人机枪子弹击穿倒地，战友们以为我牺牲了，呼喊着为我报仇的口号冲向敌人。当打扫战场准备掩埋时发现我还尚存一息，便抬回精心护理。硬是在医疗器械十分简陋、药物极端缺乏的困难条件下把我从阎王老爷的手中夺了回来。
“下雨了！”不知谁叫了一声，打断了我的沉思。只见乌云低垂的天空滴滴答答地下起了雨，只一眨眼功夫，飘泼大雨席卷而来。我们正行进在空旷的田野上，周围连一个避雨的房屋都没有。战士们抬着我站在一棵大树下，医生、护士和警卫排的同志在我担架的四周围拢成一圈，几个战士手举着油布，为我遮挡风雨。雨水顺着这些年轻战士的面庞流淌着，把他们的衣服淋透。一个看上去顶多十六七岁的小战士嘴唇已经冷得发紫了，但他仍一动不动，任凭着寒风的吹打，雨水的浇淋，紧靠着战友们站着。“男儿有泪不轻弹，”不论是在多么激烈残酷的战斗中，还是在多么艰苦曲折的困难前面，我都没有流过眼泪。但是，当我看着同志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替我遮挡风雨的情景，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热泪夺眶而出。“多么好的战友啊！”我在心底里轻轻呼唤着。我吃力地抬着头，向周围的战友们点点头。
暴虐的雨终于停了。战士们挤去衣服中的雨水又上路了。此刻道路已变的泥泞不堪，十分难走。我们这支队伍又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进发。
两天后，我们来到了离柳林不远的一个小村庄住下。
这里的环境相对稳定多了，医生、护士对我进行精心治疗，同志们给我以无微不至的照顾。李师长、陈少敏同志都曾多次关切地询问过我的伤情，指示要尽快治好我的伤。陈大姐还托人送来她的一封亲笔信，劝慰我安心养伤，使我深为感动。我知道身体是我自己的，同时又不属于我个人。因此，我要静心养伤，争取早日康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伤势渐渐好了起来。当我伤愈后第一次登上村南面的小山坡上，放眼眺望着灿烂阳光照耀下的田野河川时，心情格外激动和兴奋。为了尽快治好我的伤，同志们花费了多少心血。当我中弹负伤、生命垂危时，在场的许多同志焦急地掉下眼泪，警卫员丁汉平更是几天几夜没合眼；当我经过治疗，摆脱了死神的纠缠后，那个老家在黄岗的军医和小曹、小蒋两位护士又都破涕为笑，其他同志也异常高兴。我身体刚恢复时胃口不太好，不大想吃东西，同志们听说我想吃桔子罐头，硬是通过种种社会关系，到敌占区鸡公山的一个日军据点里买了几个回来。现在看来，几个罐头似乎算不了什么，而在当时，来之不易的罐头凝聚了多么深厚的阶级情意啊！由于敌伪和国民党军队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药品也非常缺乏，组织上和同志们为了使我早日康复，通过各种渠道找了不少社会名流、进步绅士，想方没法到汉口等地去采购到一些名贵的药品给我治疗。想想这些，我怎么能不激动？怎么能不感谢我的那些战友呢？革命同志之间的手足情意真是比黄金还要珍贵不知多少倍啊！
伤虽是好了，但身体还有待恢复。按师部安排，我又回到大山寺继续休养。在那里，我所关心的河南战场的消息不断传来：我军连续攻击，以迅猛顽强的动作攻克素有“铁打合水”之称的合水镇，击毙逐平、西平、舞阳三县日军指挥官松木等一批鬼子和伪顽。我军部分主力挺进河南后，部队有了很大发展，建立了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消息传来，我感到非常欣慰。
到大山寺后的第二天，十三旅政治部主任许道琦同志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个令人悲痛的事情：新四军四师彭雪枫师长于1944年9月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听到这个噩耗，我简直惊呆了，沉默良久，心里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悲痛。
我是1937年底结识彭雪枫同志的。当时我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奉命随他南下河南。长征时就曾听说彭雪枫同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优秀指挥员，但一直没见过面。南下前第一次见到他时印象特别深。他大约30岁左右，细高身材，眉目清秀，穿一身洗得略退色的灰军装，戴一顶军帽，风纪扣、皮带、绑腿都理得很整齐，给人一种潇洒刚毅而又带几分文静的感觉，更显出他那英俊的军人风度。南下后，他带着我往返奔波于郑州、洛阳、开封、徐州、武汉等地之间，为联系和发展我党在豫鲁苏皖的力量辛勤工作。不久，按组织决定，我到国民党军队里做秘密工作，先后担任了军事教官、豫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等职。彭雪枫同志则去确山县的竹沟镇，兼任了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公开名义是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竹沟留守处处长。临分手的那天上午，他和我进行了长谈，勉励我要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在国民党军队里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把宣传教育工作做好，把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完成好。彭雪枫同志的谆谆教导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的几个月中，顺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后来，我陆续从其他一些同志那里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彭雪枫同志到竹沟后，在当时驻武汉的周恩来副主席和河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参加策划中原敌后的抗日工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把军事工作和统战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组建抗日武装的问题上，他一开始就以发展的眼光看到了干部问题的重要性。他抓住关键，亲自动手，组建了教导大队，以延安抗大为榜样，把教导大队办的有声有色。他亲自任教，给学员讲援《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他深入浅出地把革命理论、党的政策及军事理论讲得生动活泼，受到学员们一致好评。在他的亲切关怀下，学员的生活虽然极为艰苦，但却充满了革命与爱国的热情。深山小镇里，到处歌声嘹亮，一片欢腾。彭雪枫同志为之倾注了很多心血的教导大队，成了当时象延安抗大、陕北公学一样，吸引着广大的爱国进步青年的地方。豫南、豫西以至豫东敌后的不少热血青年，冲破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奔向竹沟这个人心向往的地方。教导大队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前后两期共培养了八百多名具有高度爱国热情、一定政治理论知识和基本军事常识的初级干部，为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骨干，为挺进敌后作了积极的准备。
1938年9月底，我奉组织命令回新四军，前往竹沟担任八团队竹沟留守处参谋长。我为自己又能在彭雪枫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当我兴冲冲地赶到竹沟后方知前几天他已率部挺进豫东，建立敌后根据地去了，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啊，为此我遗憾不已。此后，虽然零零碎碎地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知道新四军四师在他的领导下不断取得胜利，但一直没有机会再与他见面，聆听他兄长般的教诲。现在，听到他捐躯疆场、为国尽忠的噩耗，心里感到无限悲痛和惋惜。彭雪枫同志是我党我军不可多得的一员文武双全的高级军事将领，他的牺牲，是我们新四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