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等啊等，望穿双眼，除了四周的枪声和摇曳的树枝，山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闷热的气候，更加剧了我们的焦躁情绪，我在树下来回走动，汗水浸湿了我的衣衫。
黄昏时分，血红血红的残阳衔上了西边的山峰。我躺在树下休息，心里盘算着下一步打算。突然，黄土垭方向枪声一片，我从地下一跃而起，向枪响处张望：“肯定是三十九团在那边！司号员，吹号联系！”
两名司号员扬起脖子，同时吹响了军号。号声在山间回荡。
“嘀嘀哒哒……”黄土垭方向也传来了号声。虽然混和在激烈的枪声中，声音微弱，但我们都听得很真切。
“是三十九团！是三十九团！”有的同志叫了起来。
“继续吹号，要他们不要恋战，向右翼高地前进，我们到那里去与他们会合。”
晚上八时多，我们找到了三十九团。赵团长说：“部队非常疲劳，有的躺下休息后就无力爬起来，结果耽误了时间。刚才一营和团机关冲过来了，二、三营还未摆脱敌人，不知什么时候能来。”
我和杨焕明、赵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由赵团长率一营立刻去追赶旅部要电台，我们原来的人马来到山边的一个小村里隐蔽下来，继续等后面的二、三营。
陆续有人上来，说部队又累又饿，无法跟上，我们只得耐心等待，一等就是三天，也只收拢了三百人左右。第四天，大约一个连的敌人向我们这边搜索而来。我们的战士隐蔽着，五十米，四十米，直到敌人离我们三十米时才一齐开火，打得敌人象稻草捆子一样，不是肚朝天，就是嘴啃泥，横横竖竖倒了一大片，没死的掉屁股就往回跑，由于四周都有敌人，我们已经暴露，不能久留了，只好向漫川关方向前进，目的还是希望能追上大部队。同志们休息了几天，体力有所恢复，虽是避开大路走小路，甚至要从没有路的地方跋涉，但速度还算可以。
二十六号下午，我们与一小股敌人迎头相撞，我们一个冲锋，抓了几个俘虏，询问后得知，漫川关方向住满了敌人。很明显，继续前进只能是鸡蛋往石头上碰了。
我们面临的情况确实严重，四周都有大股敌人活动，村庄也被敌人占领，我们完全陷在敌人的窝窝里，西进路线也被切断了，一旦暴露，随时有被合围乃至全部覆灭的危险。更为严重的是，同志们走了大半天，早已是饥肠辘辘，而好不容易弄来的一点粮食早已吃光了。由于敌情严重，大家只能忍饥挨饿，熬到天黑以后再想办法寻吃的。我感到这样不行，人多目标大，不容易突出去。看来要分散，不能只走一条路，否则有可能谁也走不出去，我们决定将现有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杨焕明同志指挥，剩下的由我率领，分散打游击，有机会就从敌空隙处插出去，突围方向自己选择，坚持到与大部队会合。
当晚，大家食不果腹地吃了一些干粮，一个战士手拿纸条跑来报告说：“二营营长带几个人下山了。”
“这时候下山干什么？”我感到有些蹊跷，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部队在此，都得饿死”几个字。一查，原来二营营长带着司号员、卫生员等几个人开小差逃跑了。看来，部队的情绪不太稳定，有必要鼓动鼓动。我立即召集全体同志开会。我先介绍了我们队伍面临的困难局面，然后说：“越是艰苦险恶，越能看出我们这些人是硬骨头还是一群软蛋、孬种。不错，现在情况是很危急，随时有被包围和牺牲的可能，但我们每个同志都不要忘记自己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战士，是堂堂的七尺汉子。我们要继续斗争，不为困难所吓倒。要坚持游击战，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一条枪，绝不能当革命的叛徒、可耻的逃兵。我在这里重申战场纪律：谁要是开小差、当逃兵，军法从事！”最后，我又把部队分开行动的计划向大家宣布。
会后，两支队伍就要分开行动了。杨焕明同志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志坚，从入党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突出重围！”
说实话，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分别，谁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我不想让分手充满了悲壮的色彩，便佯作轻松的说：“行啊，胜利的时候我一定灌你两杯！”
我们摇了摇紧握的双手，笑了。
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又逼上来了。杨焕明带一部分人向一大山上撤，我带另一部分人向漫川关方向走。一连几天，都是被敌人撵着屁股后面追打，刚做好的饭还没吃上口，敌人就追来了，刚把他们甩了想休息一下，后面枪声又响了，搞得我们吃不好睡不宁，十分疲惫。在一次小战斗中，一个司号员被敌人抓走，不久，来了约四个营的敌人在那一带反复搜剿。我们的对策是隐蔽，除非被直接发现再作必要自卫外，绝不轻易暴露目标。晚上敌人搜山的兵力少了，我们再活动。根据情况判断，如果我们坚持向西，敌人众多，行动将更加困难，又没有电台联系，两眼一抹黑，盲目乱闯必然要吃亏。因此决定折头向南到武当山，希望能找到十五旅后再图良策。于是我们采取昼伏夜行的方法，翻山越岭，泅渡江河，艰苦跋涉着。一路上时常遭到国民党部队和地方保安团的围追堵截。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一小山上休息，突然被地方民团包围。他们派了一个团副前来谈判，异想天开地要我们投降，并诱惑说：“山下已被好酒菜，只要诸位缴枪，立刻可酒足饭饱，免得生灵涂炭，自取灭亡。”看着这家伙唾沫四溅地信口雌黄，我恨不得一枪崩了他，但考虚到我们仅百把人，敌人几倍于我们，敌众我寡，不宜硬拼。我耐着性子与他周旋着拖延时间。磨到天一擦黑，我立即要战士用枪顶着那家伙，逼他给我们带路下山。此时脸色刷白的“团副”浑身颤抖，顺从地领着我们从小路溜出了敌人包围圈，转危为安。除了与敌人斗外，我们时时还在与饥饿斗，部队很少能搞到粮食，这对部队影响最大，常常是几顿吃不上饭。部队最后实际不是被打散的，而是被拖垮的。
我们这支衣衫不整的队伍，不顾饥饿疲劳，艰难而执着地前进着。
八月五日，我们行进在草店附近，与一大股刚从草店出来的敌人不期而遇。由于敌众我寡，地形不熟，加之我们体力不支，除我带少数几个人奋力拼杀冲出来外，其余同志均被打散，有不少同志伤亡或被捕。我们未敢久留，直奔武当山方向。当第二天东方天际晨熹微露时，我们上了武当山岭。向老乡一打听，说是十五旅十多天前就开拔了，可能是向宜昌、当阳方向去了。一听这话，我不禁暗暗叫苦。
我清点了一下我们这支队伍：除了我和警卫员罗少华之外，只剩警卫班的唐班长、郭志斌、马文英、吴树秀，通信队姓沈的副队长，还有一位记不清姓名，只记得耳朵上缺一块的侦察参谋，再加上三十九团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同志的女婿吴敏生两口子，共计十几人。
往那里去呢？没有电台无法联系，也不知十五旅到底到哪里去了，周围敌情又不明白，使我左右为难。我们只好在武当山上休整了一天。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决定向东南方向的荆门一带前进，到江汉根据地后再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让吴敏生夫妇改扮成医生，化装返回武汉，其余人则全部换成便服，冒充国民党十五军侦察队。出发前大家彼此检查了一下，当确认一切可能引起敌人怀疑的东西都摔掉后才启程。
刚上公路没走多远，迎头撞上一队敌人，避让已经来不及了，且会引起怀疑。我见有些同志有些紧张，便低声命令：“沉住气”。我走在前面，大摇大摆地迎上去。当相距不足一百米时，我掏出手枪，首先发问：“哪一部份的？”
“均县保安团。”对方答道。
“噢——，是自己人。我们是十五军侦察队的。”说着，我把枪掖进裤腰。那帮蠢货信以为真，也放下了手中的枪。当双方擦肩而过时，听到一个敌兵说：“看人家多神气，到底是正规军，武器都那么好，清一色的盒子炮。”
由于是白天走大路，行军速度较快。一路上，老百姓见了我们纷纷逃避，我们到一些地主家弄吃的，饭后一看，人家跑得连人影都不见了，想必是都把我们当成土匪了。也难怪，几十天的激烈战斗和千里征途扑扑风尘，使我们都变成另一种模样，个个胡子拉茬，衣衫不整，腰间还都插着一支枪，的确不象好人。我们也顾不上那许多，你跑你的，我吃我的，吃完就走路。
八号，我们行军到谷城附近，正为如何过南河而发愁。恰巧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庄稼人，走在前面的罗少华便上前搭讪：“老乡，我们是国军十五军侦察队，要过南河，请你帮忙带个路。”这位农民打量了我们一下，便领着我们一口气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南河上的一个小渡口。当我们将一块银元塞进他衣兜时，他神秘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你们是什么队伍。”然后他会意地笑了笑，转身走了。我的心猛地颤动了一下，难怪我们刚才一路走得竟那么顺利，原来是他领着我们专拣山间小路、甚至是没路的地方走，绕过了敌人的道道岗哨关卡。当我再次抬起头时，情不自禁地挥手向他道别，心里轻轻说道：“多么纯朴的老乡啊，谢谢你了，”其他同志站在我身旁，目送着他消失在山径的尽头。
我们来到河边，只见对岸停泊着一只船，几个保安团的兵丁在岸上转悠着。罗少华上前一步大声喊道：“喂，把船划过来，我们要过河！”
一个歪戴帽子的家伙大概是个小头目，嘴里骂骂咧咧地问道：“他妈的咋唬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十五军侦察队的，有紧急公务在身，快把我们渡过去。”罗少华答道。
“你他妈的少啰嗦，摸摸有几个脑袋，误了大事当心你的狗头！”我佯作发怒，冲着对岸放开了喉咙。
那家伙口气一下小多了，不一会，船靠了过来。当我们乘船抵达对岸时“歪帽子”带着团丁站在那里点头哈腰。我们装腔作势骂了几句，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出老远一回头，见那几个家伙还口喊“长官一路顺风”呢，有的同志不禁掩嘴笑了起来。
两天后，我们进入保康县境内。大约是中午十一时左右，我们来到一个两山夹峙的小村庄，准备在村公所休息弄饭吃。不知我们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被人告了密，做好的饭刚端上桌，就被二、三百敌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包围上来，嘴里还喊着：“抓活的，不要让新四军跑了！”我一把推开热气腾腾的饭碗，大声命令：“敌人来了，撤！”警卫班的郭志斌同志大叫一声：“我来掩护！”端起枪跳到房外，倚着一堵断墙向敌射击。我带其余同志向南边山上猛跑，全然不顾头顶上如同蝗虫一般乱窜的子弹，郭志斌见我们冲出了包围圈，就边打边撤，不幸在村边中弹，负伤被俘。我们伏在山坡上目睹这情景，个个心如刀绞。有的同志要冲回去救出战友，我竭力劝阻住大家。同志们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硬拼无疑是以卵击石，结果是不难想象的，我压抑着悲痛的心情，领着大家迈着沉重的步伐，三步一回头地向前走着。
十二号晚上，我们行军来到南漳和荆门交界处的一个镇子，准备向老乡买些饭吃。由于对周围情况不了解，为减小影响，我们特地选择了东头第一家。谁知门未敲开，屋里老乡隔着窗户便大声喊叫起来：“土匪来啦！土匪来啦！”这一喊可不得了，真是一呼百应，整个镇子到处一片“土匪来啦！”“强盗来啦！”的叫喊声，还杂夹着打锣敲面盆的声音。我大惊失色，急令大家不要打枪，快往后面山上撤。等我们气喘吁吁刚上山，便见沿路的各村庄都闹了起来，许多村民一手提着大刀，一手举着火把向这边涌来，喧嚣声不绝于耳。吴树秀同志不禁骂道：“他妈的，没想到这里敌人组织防范得这么严，真是见鬼。”情况表明，这一带敌人或是地方封建势力影响很大，把各村老百姓都组织起来了，这对我们行动非常不利，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地区。我们忍着饥饿和疲劳，避开所有村镇，披星戴月，疾走一夜，在十三号拂晓又巧妙混过了有敌人哨兵防守的一座大桥，并于下午抵达荆门。
我们在荆门人地生疏，故弄了些食物草草填了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早已麻木得不知道饿的肚子，没作停留，继续前进。
越往前走，感到情况越复杂，敌人搜查也越紧。为此，当我们来到皮集南边的一个树林里时，我将沈副队长、马文英和耳朵缺一块的那位同志疏散回家。我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说：“你们回去后先隐蔽起来，等将来我们打回来后再联系，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还给他们每人二块银元，嘱咐留着最困难的时候用。几位同志都哭了。是啊，大家都是朝夕相处、出生入死的战友。我们在树林边依依不舍地握手道别。
这样，我们剩下的四个人在树林里又躲了一天，于十五号夜里来到荆门东南约五十里的沈家集王亭岗，在罗少华的家中住下。休息了几天，由于外面风声很紧，到处在抓新四军的散兵伤兵，在罗家期间，我俩各买了一套衣服换上，又托罗少华一位在国民党乡政府当差的叔兄搞了几张通行证，把武器埋在牛棚的地底下藏好。一切准备就绪后，于二十二日踏上了去茅庙集的路途。
当我们步行来到四十里外的沙洋附近时，途中已被敌人的关卡哨所检查了不下四次。虽说每次都混过来了，但心里总是不踏实，路还远着呢，总是这样查下去，迟早要出问题。看来还需要想其他方法才行。
说来也巧，过汉水时我们正坐在堤坝上休息，只见远远一队国民党救济总署的汽车驶来停在江边，等待用大船运载渡过河。这时，从一辆美式十轮大卡上下来一个班长模样的家伙。罗少华和我嘀咕了几句，便凑上去问道；“老总，你们的车捎人吗？我们有点急事。”
那家伙打量了我们一下，反问一句；“干什么的？到哪里去？”
我一见有希望，连忙插上一句：“到长江埠去，一个亲戚重病危险了。”
“五块钱一个人。”这小子胃口不小。
我心里一喜，想：“只要肯带，甭说五块，十块也行。”但表面上还得故作为难地说：“老总，能不能少一点……”
“不行，少一个子也不行！”
我们如数付了钱。那家伙点了点，一把揣到兜里，用叼着香烟的嘴努了努 ：“喏，你们到车厢里面躲起来，别张头探脑的，不然你们被查出来，老子也跟着倒霉。”我们满口答应，一头钻进车蓬里。
过汉水后，汽车载着我们在大道上奔驰。我们几个人相对发出会心的微笑。是啊，敌人一道道岗哨、一个个关卡不断掩没在我们车后卷起的灰尘之中。那个国民党的班长也许正在为捞了点外块而得意洋洋呢，可他哪里会想到，他车上带的竟是几个解放军，其中一个还正是纵队的副司令哩。我们从车蓬布的缝隙处向外望去，不时见到东一伙，西一群手提长矛大刀的“红枪会”成员在到处游荡，搜查解放军。我轻声骂了一句；“呸！你们搜吧，老子坐你们的车走喽。”
当天傍晚，车到长江埠。第二天，我们雇了一只船，于下午太阳落山时来到茅庙集我军联络员周风池家中。周风池对我说：“这里风声紧，敌人贴着告示，说抓着李先念、陈少敏赏大洋十万；抓着周志坚赏大洋五万。活的没有，死的也行。看来此地不可久留。”
二十四号天没亮，周风池把我们送到附近山上的小草棚里藏起来。我叫他去汉口浦堂里李惠民处，那里也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想办法和武汉中共代表团三人小组取得联系。周风池走后，我又打发唐班长、吴树秀两位同志回家隐蔽，等待我军回来后再跟上队伍。当天 周风池回来了。他说三人小组的邝林回话，要你们赶快去武汉。这样，我和罗少华、周风池三人经水路到汉口，于二十八日来到浦堂里十二号李惠民家。
李惠民先生是国民党平汉铁路局特派员。他的儿子李树仁是平汉铁路局的大队长，他当时才二十多岁，曾在国外留过学，有知识有水平，又长得仪表堂堂。长期以来，他本人和其父都是我党的统战对象，实际也是倾向我们的，在抗战期间曾多次掩护过我们不少同志，为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运送过医药物资，对鄂豫边区根据地的斗争和新四军五师的壮大作出了贡献。李树仁对我讲，听到你们和大部队失去联系后，邝林同志奉命多方寻找，得知你们平安抵达的消息很高兴，要你们按上级指示想法速去南京中共办事处。
汉口情况也很紧张，马路上警车成天呼啸，警察到处乱闯，一片白色恐怖。我们到达约一个星期后的一个夜晚，警察突然堵住浦堂里巷口，挨家挨户搜察。为应付敌人的查问，我临时改名李明。警察乌烟瘴气地将巷内搜查了一遍，唯独没进十二号。恐怕是因为李先生的影响和势力较大，在当地也很有身份，警察没敢贸然踏进李宅大门。我趴在窗口上听见一个家伙讲：“咦，怎么没搜到，难不成搞错了？”敌人有目的而来是无疑的，但是否冲着我们来就不得而知了。敌人走后，李家和我们都长长舒了一口气。
我们住了十来天，经过李树仁多方奔波，好不容易搞到两张去南京的船票。九月十号（即阴历八月十五）那天，我化名李明，和罗少华一道，带着李树仁搞来的国民党武汉铁路局运输大队排长的身份证，以出差为名，登上了开往南京的轮船。
船是国民党军队的差船，一只拖轮在前，拖着后面的木船。我们混在一大群国民党校、尉官之中坐在木船上。一路上只听见这帮家伙不是谈论某个人的风流艳事，就是胡诌十年内战时他们如何打红军等等，有时提到“蒋委员长”，这几个家伙还起立“啪”地一个立正，我见了直想笑：“什么委员长，老子恨不能一枪崩了他呢。”
老牛似的破船，在深黄色的江水里喘着气走了五天，总算到达南京。那些八年抗战躲到峨嵋山的国民党军官们拥着大箱小包的没个完，拼命抢着涌下船，一片混乱。
等这帮家伙走得差不多了，我才拎着唯一的提包走出码头。映入眼帘的是嘈杂纷乱的情景，吆喝叫卖的小贩，挥棒驱打乞丐的军警,满街奔跑的黄包车夫……我们从未到过南京，也不知去梅园如何走法。这里是国民党的老巢，特务密探多如牛毛，一不小心就有危险。为慎重考虑，我们先找了一家旅店住下，准备打听一下再说。
晚上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听到临床一位商人模样的人向店主人打听哪里不经检察就可以进城。店主人轻声说：“步行或是乘车进城都要搜查，坐三轮车却很少查。前二天查出了几个新四军嫌疑分子，听说沉到长江里了……”后面声音小得听不清。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尽管有风险，我决定明天还是乘三轮车去闯一闯。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算清店钱，来到大街上，特地选择了一位五十岁上下、看上去很忠厚的车夫。坐上他的车后，我说了一句：“去新街口。”我没直接讲明目的地，觉得还是警惕些为好。
这是我有身以来第一次坐三轮车，看着骨瘦如柴的人力车夫在炎热的天气里拼命踏车，身上的汗水如同下雨一样，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一路上，目之所触，一片混乱：有挥棒维持秩序的军警，有呼啸而过发出令人心悸怪声的警车，有伸手满街讨乞的流浪者，也有牵着小洋狗悠闲溜达的官太太。看到的这一切，就象一条粗大的鞭子无情地抽打着我的心，我真恨不能一巴掌把这个万恶的制度推翻掉。
幸运的是，我们乘坐的三轮车一路顺利地来到市区中心新街口，车夫擦了一把满脸的汗珠问：“新街口那家？”
“汉府街。”我依然未讲明目的地。
车头向东一转，继续行驶，不知怎么的，离汉府街越近，心跳的越历害。车走了约二十分钟，车夫又回头问：“这里就是汉府街了。你们到多少号？”
经过一路观察，我们确认车夫不是坏人所扮，终于从嘴里吐出了“梅园新村十七号”这几个字。
车夫一抬头，眼中闪烁出异样的光芒。他恍然大悟似地说：“噢——，知道了。好，这就到。”只见他猛踏几下，一转弯，来到一座不太大的青砖门前。我一抬头，只见门上赫然写着“梅园新村十七号”几个字。
此时，我的心不禁怦怦直跳。我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加倍付了车钱，然后，带着罗少华跨进了中共办事处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