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转折点,但中国还处于抗日战争的黎明前的黑暗,是最困难的时期。就在这危难之时,1943年夏,受清河区党委派遣,张永正到潍县城做地下工作,直接由中共潍南(地下)县委领导。任务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开展地下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搜集情报,瓦解敌人,迎接解放。
受党派遣,改名换姓潜入潍城
194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正在清河军区干部班学习的青年党员王顺华和同志们围坐在大通铺上,一起讨论着国际、国内的形势,政治委员郝达同志走了过来,约他一块出去溜达溜达。二人来到一棵大树底下,郝政委亲切而又严肃地说:“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党中央最近指示我们,要在巩固和壮大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开展城市工作。”郝达看了一眼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的王顺华,又继续说:“小王,为了解救生活在城市中的千百万父老兄弟,根据上级指示,组织上决定派你到潍县城去做地下工作,你看怎么样?”
一听说要到潍县城去,小王心中不觉一愣,心想,我这个农村长大的放牛娃,离开根据地的首长和同志们,只身一人到豺狼横行的潍县城去工作,能行吗?
郝达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又慢慢地开导说:“我们过去一直在农村打游击,初去城市会有些不习惯,也一定会碰到不少困难,但我们有党的领导,有同志们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王顺华从郝政委那坚定、鼓励的话语中,感受到了党的信任和期望。于是,他毅然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第二天,王顺华到潍县北部海边的西利渔村的清东地委报到,组织部长程雨村具体指示:打入潍县后,要建立党的地下关系,发展党的组织,掌握敌人的动向,搜集敌人的情报,职业和身份可以变化,只要隐蔽得住,各行各业都可以干,要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不搞过激的行动,待到时机成熟,实行里应外合,解放潍县城,并告诉他说:“组织上决定你以后改名叫张永正,就在我们潍南县委书记高峰同志家里住下,那边我们已经联系好了,高峰同志是你的老上级,你们也熟悉。高峰同志的父亲高康甫现在表面上是伪西关镇长,实际上是一位非常爱国的进步人士,他会暗中保护着你,你放心好了,大胆去工作吧。”
张永正这才知道,原来上级领导已经给自己安排的这么周到了,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工作呢?他暗暗下定决心,就是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当天傍晚,张永正巧妙地躲过敌人的盘查进了城,沿大街向西走去,根据领导交代的路线,找到了西关大街高峰的家,以学生身份在高峰家里住了下来。
张永正能很快顺利地安顿下来,很重要的因素是高峰的父亲和叔叔的特殊关系,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高父高康甫虽是镇长,但却是一位开明人士。叔父高象九是教育家、知名民主人士,他是民盟盟员,在重庆时,曾见过叶剑英、周恩来,并受到接见和宴请,由冯玉祥介绍参加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过训。抗战后他回到潍县担任善后救济总署第五工作队队长,解放后任潍坊市政协副主席、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高氏兄弟二人的特殊身份,对张永正就像是一堵挡风的墙,可以遮风避雨。他住在镇长家里,一般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个别时候有风吹草动,高父就把他安排在镇公所当杂役,给张永正提供了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张永正在这里工作谨谨慎慎,牢记根据地首长的话“要准备吃苦,要准备流血,要准备牺牲。”
插班读书,发展秘密地下组织
潍县县立中学解放前是潍县的最高学府,在这里读书的学生素有关心国家大事、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光荣传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受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潍县县立中学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宣布罢课,走上街头,贴标语,发传单,做讲演,积极开展反帝宣传和查缉日货等爱国活动,声援北平学生。正因为有如此坚实的群众基础,我党的地下工作才能最早从这里展开。
张永正进城后,为了不引起人们注意,先在丁氏群化小学六年级插班读书。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插到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中间有些鹤立鸡群,高峰同志的母亲高大娘便逢人就说:“这是我娘家的侄子,兵荒马乱的,一个小学上了八九年也没读完,这么大了还得读小学。我再不让他来咱城里读书,就耽误孩子了。”这入情入理的解释很快就让人们接受了。张永正聪明睿智又乐于助人、豁达大度又善于团结人,很快就融入到了老师和同学中间。小学毕业后的1944年秋,他考入潍县县立中学,在学校他谦虚谨慎,勤奋好学,很快便在中学的同学中建立了威信,当上了班长。他利用同学们愿意亲近他的机会,抓住各种时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和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事迹。通过接触,他发现罗敏书等几个同学观察问题比较敏锐,且有抗日爱国心,就用“读书会”的方式,联络感情,启发觉悟,很快团结了一批爱国、有正义感、积极向上的青年同学。经潍南县委同意,组织成立了“抗日民主救国会”,张永正任会长,救国会会址即在高峰同志家中。首批参加的有刘寿仁、高洪、小学教师高潮,随后又发展了花光隆、高月俭(木匠工人,是高峰家的邻居)、罗敏书、郭用宪、陈景仲、魏光泽等10多人,其中有青年学生,也有工人、职员,一支精干的地下工作队伍初步形成。为防止引起敌人的怀疑,张永正以班长的名义,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召集会员们到他的住处,每人手持一本书,佯装学习的架势,组织大家秘密学习从根据地捎来的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及朱德总司令的讲话和一些油印的小册子,有时还讲一些根据地、共产党的故事。有的同学见他讲得绘声绘色,不禁问他:“你是不是见过共产党呀?”“你是不是去过根据地呀?”每当遇到这种发问,张永正总是答所非问,实在挡不过去了就说:“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不过这一定是真的。”每次学习,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涨,学习完了都恋恋不舍。他们制定了章程和纪律,还把翻印的会章和抗日宣传品悄悄散发到群众中去,扩大党的影响。“抗日民主救国会”是秘密的地下组织,是党的外围,依靠这个组织初步展开了工作,张永正以这个组织为基础,慢慢从中开始发展党的地下组织。
就这样,张永正领导的地下党组织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他经过长期考察了解,先后发展了花光隆、杨祝年、刘寿仁、高月俭、魏光泽、陈景仲、罗敏书、郭用宪等一些进步青年作为党的新生力量。经上级批准,在潍县中学建立起了地下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花光隆任副书记,这是在敌人心脏里建立的一个严密的战斗堡垒,是地下工作的核心,它是潍县城内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被敌人破坏的地下党支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磨刀嚯嚯地准备打内战。国民党的顽八军、整编第四十五师先后进入潍县,再加上国民党张天佐等大量地方土顽部队几万军队麇集潍城,他们戒备森严,潍城形势非常严峻,大搞“五人连座”、“五家连保”,白天严守城门、盘查行人,夜间经常突击查户口、宵禁、逮捕“共党嫌疑”,地下工作的环境更加恶劣了。因为有了抗战期间的工作基础和上级的帮助,为适应形势的变化,“抗日民主救国会”也做了一些相应的整顿,更名为“民主救国会”,并且又新发展了一批会员,为“救国会”注入了新的血液。建立了一批工作关系,成员有李文彩、高月洪、王尽臣、杨祝三、许子华、张振华等,此外还团结了一大批有正义感、有觉悟的进步青年,地下工作队伍有了相当的规模。到潍县解放前,这些同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都做了很多的工作,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纷纷为党的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潍县县立中学,党的地下活动非常活跃,张永正领导这些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热血青年,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中,背着家庭、瞒着亲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为潍县的解放,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他们的业绩会永久的载入史册。
敲响警钟,严格遵守保密纪律
一天,国民党昌潍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天佐,突然召集潍城各校学生在南关大操场开会。会场四周布满了警察和特务,张天佐大喊大叫,要共产党和同共产党有联系的人出来坦白自首。他摇头摆尾地在台子上来回走着,边走边指手画脚虚张声势地叫喊:“你们之间肯定有共产党!也有共产党派来的坐探!只要你到台上来谈一谈,我张天佐保证你没事。”可是,他扯着嗓子喊了半天,一个吭声的没有。张天佐急眼了,就冲着东边的学生喊起了:“你们那边那几个共产党分子,要上来,就到台上来吧!”学生们毫无反应,他又把头转向西边,煞有介事地大叫:“对,对!就是西边那个共产党,大家给他让开路,让他们到台上来讲一讲。”学生们仍无反应。
张永正当时就坐在会场的后边,在他身边就坐着几个党员和救国会员,大伙都若无其事地望着台上。这时,张天佐把目光转了过来,指着张永正这边的方向大声叫喊:“就是后边的一位同学,你要讲,可以到前边来,我不会亏待你的!”听到这里,张永正的心猛地缩了一下,出了一身冷汗。暗想:“难道我的身份暴露了?”但同时,也为其他同志捏着一把汗。因为他心里明白,在这个政治流氓面前,如果稍有不慎,哪怕只是一回头,也会立刻被扣上“共产党分子”的帽子抓起来。说也奇怪,这时会场上鸦雀无声。这一来,倒把张天佐弄了个下不来台。最后,他只好自欺欺人地说:“你们如果感到在这里谈不方便,回头可以到我那里谈”。所谓的“大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
张天佐这次讲话给张永正敲响了警钟,他知道张天佐这样做恰恰证明了没有一个同志暴露身份,若有,后果不堪设想。他便借此机会向同志们进一步强调了纪律,分别与党员、会员谈话,反复强调要严格遵守中央领导提出的:共产党是铁的纪律；隐蔽战线是钢的纪律。并提出今后不准三人以上在一起活动,仍然要执行单线联系的方法,更要严苛:“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的保密纪律。从此,这支活跃在敌人心脏里的革命队伍,更加小心谨慎的与残暴的敌人迂回周旋,在形势严峻、斗争艰苦的黎明前也没有停下革命的步伐,但他们始终都安安全全,直到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