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我根据新泰县委的指示，在刘杜开办了一所医院，取名“新华医院”，目的是以治病卖药做掩护，宣传革命道理，开展党的工作，并作为县委的落脚点。在这期间，我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结识了一些知名人士，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县委成员也常在医院开会，研究工作，传达上级指示，这些都为发动抗日武装打下了基础。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山东省委发动徂徕山起义时，我与医生张一民拉起队伍，携带药品参加了起义。
一九三三年，山东省委被破坏后，白色恐怖遍及全省，各地党组织也遭到破坏。新泰县委由于发动龙须崮暴动失败，党组织暴露，县委书记王宪廷同志也只好到处躲避，无法正常工作，党员的思想处于混乱状态，县委也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工作上无所适从。在此情况下，县委一方面帮助党员知识分子联系教师职业，以便以职业作掩护，进行党的活动；另一方面让我去外地找上级党组织。我先后去东北、青岛、又与王云同志去上海寻找，数月未果。面对这种形势，大家都很为难。一天，县委负责人王德一同志对我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抓人，今后的局势不知要发生什么变化，我们要从坏处打算，不能盲目从事。你最好找个职业，作为立足点。从当前看，办个医院比较合适，因为这在社会上还算缺门，能得到群众的欢迎，通过治病卖药可以多接触人，有利于开展工作。”我很同意这个意见。通过反复比较，认为在刘杜办个医院比较合适，因为刘杜地处偏僻地带，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又是这一带的较大集镇，而且我在这一带的亲戚多，朋友也多，和一些乡、村中的当权者及社会名流都相识，便于活动。更重要的是，我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就在这一带进行过党的活动，发展了一些党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另外刘杜虽然是个大镇，但仅一家小医院，也算是缺医少药的地方。我们将这个打算向王宪廷同志作了汇报，他很赞成，并让我尽快着手筹办。
接着，我就去刘杜镇找到我的表哥李贵善（他当时卖布），我向他说了开医院的打算，并提出了让他给找房子和借钱，他很乐意，都一一答应了。后来他带我去看了房子，房主是他的七弟。房子是一排六间，有一套间，外边设门头和药房，套间可以会客，又在镇子中心，挺合适。
地点选好以后，我一方面筹集资金，一方面聘请医生。谷里有个何长富，和我大爷是亲戚，原来在烟台一家医院当过医生，回家正无事做，我想借亲戚关系请他来，正巧两厢情愿，一说即成。之后，何便给我开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名称让我去买。当时我虽向亲戚借了几千吊钱，但考虑太少，买不了多少药，便回家与我父亲商量，老人认为开医院是个正当事业，表示想办法资助，便卖了三大亩地，给了我六千吊，解决了个大问题。买药之事，我通过我的族叔单长田，结识了设在羊流的一家叫鲁南西药社的王经理，他表示保证供应。这样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医院于三月下旬就正式办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察觉到姓何的医生想的全是挣钱发财，对待来看病的人态度也不好，说话办事越来越和他弄不到一块，县委来人也很不方便，我多次引导启发也不开窍。于是，我决定另找医生，但又不好当面辞他，大约到了八月中旬，我把药品收拾起来，对何说医院不办了，他只好离开。何走后，很长时间找不到医生，县委也很着急。我又去鲁南西药社，找到王经理，让他给推荐个医生。我对王说：“最好是找个年轻能干的。”他说：“泰安博济医院有个小青年当护士，二十多岁，叫张一民，你若愿意，我叫他来你看看。”一天，我见到了张一民，这个人高高的个头，大大的眼睛，看样子很精明，经过几次接触交谈，了解到这人思想很进步，富有爱国热情，我对张说：“我办医院是为民解除痛苦，方便百姓，穷富都可看病，收费要有区别，无力负担者也可以不收费。”他很赞成，并急于跟我干。
他到医院后，清点了原来的药品、器械，我按他的要求又筹集了部分钱买来了药品。我们这次还叫来了一个小伙计，是大协庄我的表侄。最后还给医院取了名——“新华医院”，叫打铁壶的用铁片剪了个圆牌，张一民写好字．挂在门口。开张这天，很热闹，为找人捧场，造点声势，特意请当地名流和乡、镇长写了开张之禧一类的对联，挂在墙上。室内布置的有条有理，很有医院气派。这次开张是在一九三六年的二月。
由于我们办医院的方针很得人心，每天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我的公开身份是经理，在后面掌握一下。我经常用传播新闻的方式发表议论，宣传党的主张。张一民站柜台，应付门诊，方法很灵活，我们配合得很好。
我除了接待上级来的同志外，还经常到附近几个村庄做宣传工作，组织农民与土豪劣绅斗争，鼓动群众躲缉、躲税、躲债，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剥削和压迫。焦兆德是这一带的坐地虎，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人送外号“二大王”。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煞煞他的威风，长长农民的志气，由王云同志出面，通过我们的同情者田凤义，整理了焦的材料，历数了他的罪恶，向法院起诉。但焦得知后，贿赂了法官，法院不但判他无罪，还说我们无理取闹。我们毫不泄气，又越级上诉到济南高等法院，并找律师修改了状词。法院将焦传到济南，他人生地疏，还未来得及串通，就被判了二年徒刑。这一胜利大大激发了农民的斗争情绪。从此，每年夏秋季节，农民便开始抢收庄稼，有的佃农公开向佃主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地主高利贷者不能为所欲为了。
当时老百姓吃盐是很困难的，反动政府随意抬高盐价，农民买一斤盐要用一升谷子，盐商还在盐里掺沙子，少斤短两，苛刻百姓，有时候干脆不供应。官府为了剥削农民，明文禁止私人贩盐，违者轻则罚款，重则关押判刑。官府盐商还豢养了二十多人的盐务队，专门缉拿贩盐者。这种重利盘剥，早就激起广大农民的愤怒。我和王云秘密组织农民进行反官盐贩私盐，向盐商进行斗争。通过在农民积极分子中串联，以曲大功为首组织了单昭义、单昭栋等人的贩盐队，以后又发展到一帮人，分别从青口、羊角沟一带运盐，到集市上出售。盐又好，价格又便宜，很受农民欢迎，把盐商的买卖给夺了。
以后又发展到全县，人数越来越多，以致官府盐务队也毫无办法，最后他们请来了一个团的军队进行镇压，才把这一场斗争镇压下去。
这一时期，县委的同志把医院作为一个落脚点，常来传达上级指示，研究党的工作，送来党的刊物和宣传材料让我到邻近党组织传达，在群众中宣传。一九三二年入党的王建青同志在冯家村教学，离医院不远，我俩不时你来我往，关系十分密切．，我们利用王建青教学的方便，在该校办了一处夜校，组织青年农民到学校学文化。本村和邻村的青年都喜欢来学校里聚会，遇到难题也愿意跟我们商量，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结合讲故事来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每天晚上来聊天的人也很多，这也是我们宣传革命道理的好时机。
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县委决定让我和王云同志趁各乡、镇长易人的时机，控制一部分乡镇政权，换上能为我们办事的人，以便于开展工作，巩固阵地，通过分析比较，我们拟定了人选名单：五区大沟乡于长轩，麻峪乡王连海，六区的娄峪乡田凤义，清良乡张洪平。这些人，思想比较开明，对群众的一些进步活动都比较同情，愿意为我们办事，在农民斗争中表现积极，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为了达到目的，我们组织党员和进步青年走村串户做串通工作，既跑上层，也跑下层，启发群众选办事公道的人当乡镇长，用拉家常的方法暗示我们人选，让群众做到心中有数。张一民在医院利用看病的机会争取一些乡长为我们办事。李树谦是刘杜镇镇长，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他，另一方面在他看病吃药方面给以方便，李吃了八十多块现大洋的药钱我们也没要，以后李对我们活动不但不干涉，还为我们做了些事。我还利用我父亲的影响，在上层人物中活动，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广大农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不时发生，迫使上层当权者的威风大有收敛，到秋末改选时实现了我们的目的。在区长易人时，我又通过谷里镇范令章的关系保举，并由群众推荐，让徐志藻当了谷里区区长，并争取了谷里镇镇长范令启（范令章之弟）、五区副区长张森林为我们所用。至此，除五区的王庄、高平，六区的埆山、岔河镇为反动的国民党和封建势力所占据外，其余大部分被我们控制。这些人对我党的活动给了很大支持，为我们发动抗日武装做出了贡献。我们的这些活动也曾引起了地方反动势力的反对，他们已预感到这样下去对他们的统治不利，刘杜寨主曲安照一伙，曾扬言要把医院轰走，并对我们的工作设置障碍。经过王宪廷、王德一等同志利用各种关系说和才平息下来。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医院虽然一切照常，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们积极准备发动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这时的医院已经成了县委活动的中心，县委领导和党员同志经常来医院商量工作。这年十月省委派孙汉卿同志来新泰巡视工作，从新泰城又到了医院，在这里传达了省委指示。大体意思是：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动员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以党员为核心，组织抗日游击队，并利用合法手段普遍建立抗日自卫团：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让我在刘杜一带搞武装。我们的秘密工作多半在夜间进行，大家经常为了讨论急剧变化着的形势，研究如何建立武装，发展队伍以及将来如何建立根据地等问题，一直忙到深夜。十二月，孙汉卿同志又来新泰，对我们的准备工作很满意，并指示我们作好起义的准备，随时准备将队伍拉起来。从此我们的工作进入了更加紧张的阶段，我除了发动武装外，还积极筹备药品，以备将来起义后使用。
十二月下旬，日寇进逼济南，山东省军阀头子韩复榘的军队不战而逃，韩的二十二师谷良民部南逃路过刘杜。为了保存药品，防止被其抢掠，我们决定将医院停办，遂将药品分别装箱，转移到东堂峪，并安排张一民在这里看管。
至此，“新华医院”宣告结束。医院开办时间虽然不长，但它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站，在传递信息，宣传群众，发动抗日武装方面作出了贡献，徂徕山起义时，张一民同志带着医院的一切药品和器械参加了起义。回忆这段历史，至今心潮不能平静、促人奋发！
（新泰市委党史办公室供稿，贾贞元执笔）该文刊登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出版的由中共泰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泰安党史参考资料》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