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战时期泰山区泰南区党史有关情况的回忆(文/单洪)

琴声 发表于2018-12-27 14:41:39

一、新泰组织抗敌自卫团的情况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我们从广播中听到我党中央向全国发表坚决抗日的《七八宣言》。新泰县委即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到集市进行抗日宣传、募捐,支援二十九军抵抗日寇,这时国民党县政府已任命董少义为县抗日自已团团长,王子明为副总团长,招兵买马,搜罗枪支,并准备在各区也成立自卫团。当时我们还不能公开组织抗日武装,这样下去,我们发展武装时就无枪支了,因此县委研究决定派王德一和我去泰安向鲁宝琪了解泰安县委是如何发展抗日武装的。之后,鲁宝琪,倪灿武向我们介绍王××、崔子明等利用国民党泰安县府组织抗敌自卫团的名义发展自已的抗敌自卫团的情况,倪灿武还带我们去见了王××和崔子明。我们谈了新泰县国民党政府发展抗日自卫团的情况,他们认为应打进去发展自己的抗日武装。我们返回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讨论决定:派我和董林汉、刘汉英打入县抗日自卫团,请委任区抗日自卫团团长。董少义果然委任我为五区抗日自卫团团长,也可以在四、六区组织发展抗日自卫团,委任董林汉为二区抗日自卫团团长,也可在三区东部、七区西北部发展抗日自卫团。县委派王迫悟等协助董林汉工作;派王德一协助我工作。到1937年8月底共发展抗日自卫团4000余人,拥有各种枪3400余支。1937年9月下旬,省委巡视员孙汉卿来新泰向县委传达省委关于发展抗日游击队的指示,孙不同意我们利用国民党县政府抗日自卫团的名义,发展抗日自卫团。县委决定按照孙汉卿的意见,退出了抗日自卫团。县委于10月初召开会议,布置发展抗日游击队,孙汉卿与县委研究决定:分片发展抗日游击队,王宪廷到七区;王德一到一区和六区东部(东都经东上庄一带村庄);王迫悟等到二区;我到五、六区和四区张庄、灵查;刘少傥到三、四区;王建青到三区(王建青当时未参加会,会后也没落实)。会后,孙汉卿即带管戈去泗水,11月中旬孙汉卿又从泗水返回新泰,不几天,李枚青、董琰先后释放出狱,县委和孙汉卿给李枚青、董琰恢复了党的关系,把分片发展武装又作了调整。王宪廷到七区南部;王迫悟到一区(不含新泰城)和七区北部;李枚青到四区东部和一区西部;董琰到三区和莲花山东的莱芜、新泰、蒙阴接邻地区,其他同志不变。孙汉卿了解各片发展抗日武装进展情况后决定:“敌人占领新泰城后,再把新发展的抗日武装拉起来等候命令。”县委当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

二、新泰游击队奔赴徂徕山的情况

当时省委指示:当敌人占领县城后,各县党组织即把所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拉起来,听候命令。新泰县委决定:“敌占新泰后,按省委指示把分片组织的游击队拉起到将军堂或瑞山后村集结待命。”少数同志对此决定意见有不同意见,但多数同志坚持敌占城后再集结。这时,敌过黄河,济南吃紧。敌机轮番轰炸泰安城,韩复榘部队已开始从张店、淄博向鲁西南撤退。我便先拉起100余人游击队员在正觉寺(刘杜北)集合(大约在12月20日以后)。五六天后,我率队伍转移到朝阳寺(观山北、岔河南),通知岳伯良也集结了120余人(共240余人)。我便派杜文泉到瑞山后向董琰、李枚青、王迫悟、王宪廷等县委同志汇报已拉起游击队240余人,并请示县委有何打算和指示。杜文泉去了三四天未见回来,我很着急。1938年1月2日20时左右,杜文泉回到朝阳寺说:“敌人快占新泰城了,人心恐慌,县委同志已把游击队集结于将军堂,3日夜赶赴徂徕山大寺参加起义,叫我告诉你、王德一迅速把游击队拉起来直接去徂徕山光华寺”。杜文泉稍休息后,即去沈村通知王德一集合游击队去徂徕山。次日一早,东塘峪村民送来一信,是张一民写来的,信中说:“1月2日11时左右,赵君玉(赵玉)由刘少傥带路来找你,等你未着。他们说:“省委已在徂徕山宣布起义,派赵君玉来找你,快把游击队拉起来并把医生、药品带到徂徕参加起义。’因你未来,叫我先把药品带上一部随赵等今晚去徂徕山,我带药品一部先去,其余药品全部装箱封好。交房东保存,我们在徂徕山会面。”次日(4日)早,我即动员游击队员上徂徕山,岳伯良组织的人家乡观念强,一时难以调离新泰,我乃动员我组织的而且坚决到徂徕山参加起义的70余人于1月4日下午3时去徂徕山,当行至南佐村东南时,遭敌机扫射。由于人员逃跑大半,我派人收罗剩余人员继续前进。5日拂晓已距达光华寺南六七里,正遇李枚青、王迫悟、王宪廷奉省委命回新泰拉队伍,并告之他们4日夜已率干部和游击队员30余人上徂徕山,行至羊流西过公路去徂徕山时,被汽车冲散,只剩12人,我们3人下山,山上还有9人。我上山后,人员只剩19人。我在徂徕山上见到了董琰、刘少傥、周星夫、夏云峰、郅润卿、董超、董玉臣、周星伯等八九名同志。下午又陆续有十几人上山共27名。至此新泰上山者共54人,编为一个排,我任排长,董琰任排政治战士。半月以后,新泰的这54人与支队部的20余名游击队员编为四支队一中队。1月19日左右,我和董琰调往支队部工作。1月下旬,黎玉、洪涛叫我派人回新泰带队伍上山补充三中队,我即派单传礼到朝阳寺去,又带30余名游击队员上山补充三中队,单传礼在三中队任排长(1939年夏任副连长时,在反“扫荡”中牺牲)。至此,新泰县委发展游击队员上山者共90余人。

三、四支队发展壮大

1938年2月初,省委率四支队从徂徕山向新泰西南部转移,第一步到达列庄、麻峪、王庄。3日后,驻王庄之二中队被敌发现,敌在公路上向王庄打炮,瓦房被击中燃烧。二中队即撤到朱家庄驻防。支队和其他中队也从列庄、麻峪移驻刘杜、岔河一带村庄驻防。二中队又移驻横山村。省委、支队部决定:新泰县委竭尽全力在新泰全县发展抗日游击队,县委成员和党员骨干遵照省委指示积极在新泰发展抗日游击队。县委首先把我和王云发展的留在朝阳寺的百余名游击队员补充四支队各中队;又把董琰、李枚青、王迫悟、王宪廷等在莲花山东头和在兴隆庄一带发展的队伍中各抽调50人补充四支队各中队。另外,省委责成新泰县委利用社会关系发展游击队,随发展随补充四支队,到了3月中旬发展200余人。随即省委又派李枚青、董林汉、王宪廷等到新泰城区杏山坡、兴隆屯一带村庄继续发展十一中队;派董琰、刘其人、边裕鲲到莲花山东部及蒙阴县黄庄一带村庄,在晚清秀才刘子升、原蒙阴七区区长房连三支持下,继续发展十二中队;派李枚青,王迫悟在翟镇东南王家平、葛沟桥一带发展七中队;派我和王德一在南公家庄、周西一带村庄发展六中队。不久,六七两中队合并,徐连江为六中队队长,董林汉为指导员。我和韩顾三、李春之在东蒲村、谷里、西张庄,董琰、董超、朱钦范(国平)、曹礼琴等在肖家庄、董家庄、柳家庄一带发展武装。不多日,将这两处所发展的武装编为九中队,单洪为九中队队长,韩顾三为副中队长,刘少傥为指导员,该中队120余人。

省委、支队部移驻新泰刘杜、岔河后,还派王一平等去宁阳东庄一带与朱蓂阶发展抗日武装以后编为七中队。

省委、支队部移驻新泰后,孙汉卿、周蓝田、管戈从泗水东部的侯家庄一带发展的游击队50余人来刘杜会合,编为五中队。两天后,朱旭、余仲平(曹宇光)、张林夫等从曲阜的董家庄和泗水柘沟带来游击队员20余人,编入五中队,五中队已发展到70余人。截至1938年3月下旬四支队离开新泰时,六、九、十一、十二4个中队未随四支队走,仍在原地继续发展。1938年5月在莱芜蒲草洼建立四支队二团时,把六中队和九中队调莱芜蒲草洼编入二团二营。九中队编为二营四连,六中队编为二营六连,原泗水之五中队编为二营五连。十一、十二两个中队由李枚青、董琰带到莱东编为泰山特委部队的一大队,以后特委一大队(即十一、十二中队)编为四支队后方司令部一团一营,曹旭任营长,张秉玉任教导员。

1938年3月底,为扩大影响,壮大四支队,省委开会决定:一、三、四中队为一大队,由洪涛、林浩率领去淄博活动二、五、八中队由黎玉、赵杰、景晓村率领到费县活动。一大队北上途中,在天并峪(新泰县三区)解除了打着抗日救国旗号骚扰群众、捕抓四支队抗日家属的国民党顽固派和进步的武装,其中一部参加了八路军四支队,编入四支队六中队。二大队去费县行至该县境内时,由于当地群众不了解我军,乃聚众守寨,不让我们进寨宣传。后经我们耐心劝说才顺利地通过到蒙山前白云寺、万寿宫两个道士庙和柘沟村驻防,并派人联络费县党组织以及到周围村庄宣传,组织群众抗日。我军的活动遭到白云岩、万寿官反动道士和地主封建势力的反对,拒不供给我们粮食。有一天,道士的佃户向我们报告:道士私藏短枪1支、步枪3支,并领着我们起出。金明、武思平等人把道士叫来,晓以大义,道士承认错误并供给我们大批粮食和花生油。省委也与费县党组织负责人刘次恭联系上,并派人协助到四乡宣传,组织抗日武装。4月中旬,黎玉带冯平、郅润卿经徐州去廷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省委在徂徕山起义时,当时程鹏(程子元)系国民党泰安县第六区区长,区部住天宝寨,支持四支队抗日。寺岭伏击战后,四支队向新泰县的刘杜、岔河一带转移,程鹏仍在徂徕山活动,并派区队将大汶口汉奸维持会长“李狗子”抓出枪毙。日军可能认为四支队仍在徂徕山,乃纠集四五百人“扫荡”徂徕山,炮击山阳村并纵火把全村烧光,继尔向天宝寨一带打枪打炮进行“扫荡”,程鹏遂率六区区队70余人投奔驻在新泰刘杜、岔河的四支队,编为四支队八中队。1938年4月下旬,赵杰等率二、五、八中队北上。行前派我先行回新泰把九、六两个中队带回莱芜蒲草洼村编团,这两中队各有130余人,枪支齐全。我把他们带到蒲草洼时,二、五、八中队已达到。王一平、朱莫阶也带七中队到了,以三、八、七中队编为一营的一、二、三连,封振武任营长;以九、六、五中队编为二营的四、五、六连,我任营长,刘少傥任教导员(缺三营)。5月2日,赵杰率二团乘其不备;一举袭占莱芜城,俘顽固派武装300余人,缴机枪l挺、步枪300余支、短枪10余支、追击炮1门。次日,北路部队到达,四支队全部在莱芜城东关官寺广场举行会师大会,宣布四支队编为“山东省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洪涛任师长,林浩任政委,赵杰任副师长,孙陶林任政治部主任(后为周赤萍)。北路一、三、四、六、十等中队编为一团,程绪润任团长,刘居英任政委,杨纯(女)任政治处主任;南路二、五、八、七、九、六中队编为二团(两个营),赵杰任团长,程照轩任政委,刘其人任政治处主任。十一、十二中队未编入二团,这两个中队以后调为泰山特委的部队,程鹏任副团长,协助团长进行工作。汪洋等所发展的部队编为三团(三个连),汪洋任团长,张岗任政委,崔介任参谋长。另外还编了一个教导大队,由徐化鲁任大队长。这时,四支队已发展壮大到近5000人。

二、三团南下时,把王心存、薛子超、赵一川等在徂徕山前发展的游击队编为二团三营,王心存任营长,薛子超任副营长。二、三团南下后,在滕县冯卯一带合并编为二团,钱钧任团长,汪洋任政委,侯得才任政治处主任。原二团三营编入一营和二营,程鹏任一营营长:我任二营营长,刘少傥任教导员,王心存任副营长。原三团编为二团三营,谢辉任营长。1938年8月,省委率二团从滕县的长城村北上,经泅水东部、费县西部过白马关回沂水岸堤,并命一团到泗水迎接。当省委机关、二团行至八里沟(滕县地)时被土顽6000余人伏击,在省委书记郭洪涛、四支队参谋长王彬以及二团团长钱钧、政委江洋的指挥下,二团奋勇杀敌,将敌击退,但未能通过八里沟,省委决定:机关部队再回长城村,稍加休整后,从长城村东去经滕县的抱犊崮经北,费县的地方、上冶、紫金关到达沂水王庄休整。一个星期后,省委决定二团(这时二团归省委直接指挥)开赴鲁东南临、郯地区发展武装,创建根据地。二团开赴到沂水县依汶庄(团部驻地)、松林村(一营驻地)、涝坡、店子(二营驻地)、隋家庄(三营驻地)宿营。一营在副营长于得水挟持下擅自跑回徂徕山前。省委遂派赵杰去徂徕山前动员一营回来。二团行至大店镇与二支队会师。休整一天又前进至十字路(现莒南县城),在此地配合地方党发展部队,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建立政权。在十字路以南蛇龙汪一带发展了一个近400人的独立营,编为新的二团一营,张子良任营长,宋伟任副营长。在临郯以南、陇海以北发展了5个连的独立团,派刘彩芹任团长。以后此独立团越过陇海发展壮大,后编入新四军。二团在华村、任家庄、罗家庄(罗镇)、相公庄粉碎了日军的合围“扫荡”。1938年10月底,钱钧调十二支队任司令员,我接任二团团长,汪洋仍任政委,袁健任副团长,侯得才仍为团政治处主任。12月,二团粉碎敌人在罗家庄、相公庄、板泉崖(均在十字路西南)的合击之后,省委决定二团回泰山区归建。我和汪洋即率二团西进,途经莒县、沂水、蒙阴、新泰等县,于1938年12月中旬抵达新泰龙须庄一带村庄。接四支队廖容标司令员、林浩政委指示,着我团开进新泰南部打击侵占我根据地的土顽鲍驿山、马西三部,收复我根据地。敌闻我军到达,乃狼狈逃窜,我军发起追击,毙敌30余人,俘敌100余人,收复了根据地。

1939年1月初,二团派二营到徂徕山以南活动,于2月3日至6日攻克南驿车站,击毙日军10余人,俘伪军40余人.缴步枪20余支。又派便衣武装潜入东北堡(北集坡)南道洼,把驻在此地的日伪宣抚班全部解决,击毙20余人,缴获步短枪16支,并破坏化马湾至羊流公路5里。1月下旬,二团移驻圣井、李条庄等村,协助莱芜亓象岑等同志发展部队,建立政权。2月10日,我和汪洋率二团移驻寨里一带村庄,去大王庄向廖司令员、林政委汇报了在临、郯活动情况以及开进新泰西南部打击土顽、日伪特务组织、日伪军等情况。廖、林首长对二团进行了表扬,并着我们休息、训练。1939年3月下旬,省委指示全山东各支队取消团的番号,缩编为营。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同志来莱芜把四支队各团缩编为营。二团缩编为四支队二营,我任营长,袁健任副营长,侯得才任教导员。当时部队按四四编制,即一个营4个连,一个连4个排,一个排4个班,一个班16人。另外,连部还有一个侦察排、一个通迅排,这样一个连共有人员328人。二营全营共有人员1312人。二团编为四支队二营后,即开赴水北、范镇一带驻防,进行训练。5月初,敌人开始“扫荡”泰山区的泰莱平原,经半个月的反“扫荡”,我二营击毙日伪军100余人,俘伪军130余人,缴枪120余支。我军阵亡副连长以下人员20余名,伤30余人。四支队其他营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由于在反“扫荡”中部队伤亡、减员较大,支队首长廖容标、林浩派我回新泰扩军,给了个四大队的番号,任命我为大队长兼政委。5月20日左右,我带刘汉英、刘冠祥二人赴新泰南部、蒙阴、费县之接合部(即西蒙山之观山周围)扩军,到8月共发展了8个中队,补充四支队240余人,还有近千人。10月,留两个中队由副大队长刘冠祥带领继续发展扩大,其他6个中队分批补充四支队各营,我仍回四支队任营长。1939年12月,我在新莱边围攻施家峪村陈三坎战斗中负伤。四、后方司令都建团及其所担负的任务1940年2月,我的伤稍好后回支队部,10天左右,支队廖容标司令员、胡奇才政委找我,当时纵队王建安副指挥也在,他说:“赵杰同志病了,来信叫你到他那主持工作,我们研究同意你去,等赵杰同志病好了,恢复二团时你再回到二团工作。”赵杰同志当时在四支队后方司令部任司令员。经过40多天的治疗,赵杰同志病情基本好转。我向赵提出回支队部,赵杰同志执意挽留对我说:“我又向王建安、廖容标司令提出留你在这里工作,当参谋长。”我说:“张耀辉同志已在这里作参谋处长,勿须再设一个参谋长了。”赵说:你若愿意带兵,我即调淄川、益都两个独立营组建后方司令部一团,你任参谋长兼团长如何。”在此情况下,我乃同意留在后方司令部工作。很快地把团建立起来了,番号为后方司令部第一团,我任团长,石薪任政委,韩顾三任副团长,曹星布任政治处主任。团的组成是:第一营即原新泰县委1938年2月发展地十一、十二中队。1939年春泰山特委成立时,由董琰、李枚青编为3个中队带归特委指挥,而成为特委的一个大队。特委撤销后,此大队归后方司令部领导指挥。建团时,此大队为一个营,曹旭任营长,张秉玉任教导员。二营为淄川独立营,韩寿堂任营长,李仁斋任副营长。三营为益都独立营,陈浩甫任营长。团部还有一个特务连,全团共1300余人。

后方司令部建立一团之后,主要任务是开辟泰安、莱芜、章丘、历城结合部的山区。1940年,由地委书记刘莱夫、司令员赵杰、政委王一平率领地委、后力司令部机关带一团到莱芜九区大槐树、乍头河等村庄驻防。随后先派一团挺进上港、下港一带村庄以及章丘的大射垛、四角城、十八盘等地活动,争取了这一带的黄沙会、一贯道等群众团体与我们一块抗日。赵杰带病与刘莱夫也来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党员,站稳了脚,打下了开展整个西北山区的基础。我带一团一营深入泰山东麓打下了杏叶伪据点。第二步,命我带一团向章丘县境内垛庄、南明庄以及曹范一带村庄活动,配合四支队主力攻克曹范、文祖、埠村等据点,共俘伪军300余人,旋即南回,对开辟此一带地区起了很大作用。地委后方机关即派工作组去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各级党组织,建立区乡政权。第三步,一团向历城县境内发展,连续打下大小龙堂、杏山、彩石等据点,共俘伪中队长、伪区长以下人员320余名,缴枪250支,解放村庄30多个。济南敌人200余、伪军300余人在两架飞机配合下,对我军进行报复,我一团打退了敌人进攻,乃派一个连在此地活动,大部队转到虎门以东活动,并多次打击消灭敌人的清乡队。8月下旬,赵杰司令员指挥我团攻克西营敌伪军据点。以后在此地经过4个月的积极活动,解放80多个村庄。

1941年4月,后方司令部移驻木营以南的官地等村。据报历城伪军200余人复占大龙堂,我率一团两个营前往消灭此股伪军,由于走露了消息,敌人夜退,我捕空返回。西营日军16人、伪军50余人(不知我军来木营以南一带村庄)出动清乡,走到木营南山打炮,我们一面派人报告司令部,一面即指挥一、二营占领木营四面山头,把敌人包围起来,并压缩敌人于木营村(小庄)。这时赵杰司令员带三营赶到,一、二营经两个小时的激战,击毙日军14人,俘2人;击毙伪军4人,俘46人。

月底,莱芜的敌人到大王庄、寨里、若可等村安设据点,包围西北山区。一团回莱芜配合主力打下若可、大王庄、寨里等据点。打破了敌人围困计划。战斗结束后,又在温家庄、牛头河休整。五六月间,后方司令部一团改为四旅十二团,我调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团长由石新兼任,韩顾三任副团长,曹星布任政治处主任。

五、十一团坚持泰宁区开展游击战争

自1942年入夏以来,敌人首先“扫荡”泰泗宁县的凤仙山区,企图消灭我泰泗宁独立营。泰南军分区司令员赵杰和政委董琰指挥十一团三营和泰洒宁独立营展开了反“扫荡”。同年7月上旬,敌人调集日伪军3000余人对徂徕山大举合击、“蚕食”,县委、独立营跳出合围圈,转到角峪以南地区活动。我十一团三营和泰宁独立营一个连由赵杰司令和我率领越过新汶铁路、公路,配合泰安独立营打击敌人的“扫荡”部队和破坏敌人的安据点计划,击毙日伪军40余人,俘伪军60余人。由于敌人太多,我乃撤回铁路南。敌人在徂徕山周围挖沟壕、筑墙壁,并派部队进山烧杀。“清剿”了10余天,山中空无一人,成为无人区。这时军分区派一小股武装配合泰安独立营打击敌人,领导群众填封锁沟,推封锁墙,袭据点,打击伪化人员以及破坏铁路、公路,伏击敌人的运输队,在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斗争中,我又击毙日伪军80余人,俘伪军30人,我伤亡30余人。由于敌强我弱,徂徕山全部被“蚕食”掉。这时地委、军分区及时研究了徂徕山被“蚕食”的对策,派地委宣传部长张烈到泰安县传达地委指示并帮助泰安县开展反“蚕食”斗争,

1942年7月下旬,敌人又纠集兵力,合围莲花山,我新甫独立营撤到莲花山以东村庄坚持斗争。敌人在莲花山“拉据”,反复“扫荡”多次,并在山周围一些大村、要道安据点10余处,把莲花山封锁起来,并以重兵封锁泰石公路、新汶铁路及公路,使驻泰宁的基干部队无法支援,因而莲花山很快地被伪化,敌人开展自首活动,泰南地委、军分区也及时地提出了对策,派地委组织部长刘子正到泰安、新甫进行传达地委指示并帮助反“自首”斗争。凤仙山区、徂徕山区、莲花山区相继被敌人“蚕食”掉之后,敌又于同年8月中旬纠集2500余人,分两路向驻在太平集、三小庄等村的地委、军分区机关进攻。我军得知此消息后,占据有利地形,阻击敌人的“扫荡”,激战数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四五日后,平邑、仲村、泉林、张庄、谷里敌人又增兵1500余人,我军占据有利地形又把南北路“扫荡”之敌击退,我军略有伤亡。敌人占领刘杜、岔河并安据点,我机关、部队转移到东牛家庄、李家楼等村。这时军分区抽调三营两个连、泰宁独立营一个连夜袭刘杜、岔河之敌,给敌以火力杀伤,之后乃撤出战斗,只派小股武装袭扰石莱、刘杜、岔河之敌,以阻止敌人修筑据点、碉堡。

地委、军分区、办事处机关和十一团三营从常路越过泰石公路转移到新蒙县,从特务连抽调一个排,从便衣队中抽调一个班,由我带领,与泰宁、费北独立营(均120人以上)坚持泰宁费北以及泰泗宁等地斗争,泰泗宁独立营转移到泗水县侯家庄西北马家峪一带活动坚持斗争。我带一个排、便衣队班与泰宁独立营(共170余人)转移到泰宁西部秦家岭村一带隐蔽活动,坚持斗争:费北独立营到蒙山前小卞桥一带活动。此时泰南区西部之泰宁、费北、泰泗宁、泰安(徂徕周围)、新甫等5县的村庄90%以上都被敌“蚕食”掉,致使上述5县的对敌斗争造成了十分艰巨的局面,也是抗日战争中最残酷、最艰苦的阶段。敌人修建据点、碉堡之后,派部分日伪军守备。9月初,大部分敌人分路撤走。

这时,我把泰宁独立营集中起来与军分区的一个排,利用关系里应外合,把岔河据点打下,俘伪军40余人。与此同时,派两个班摇旗呐喊,袭击刘杜据点,致使敌人彻夜打枪打炮。三邱和杨家庄伪自卫团在我政治攻势下,携械向我军投降,我晓以大义释放。观山头、北涝坡伪军弃据点(简易的)逃到侯家庄。做伪军工作的同志讲:“驻太平集据点的伪军刘尚山部一个中队,内中一个班长愿意里应外合攻破此据点。我们利用这个关系拿下太平集据点。插入泗水县北部的泰泗宁独立营在敌后进行活动,并能在北百顶以北的五六个村、柘沟西北的曲泗边十几个村、老山口以南的五六个村站住了脚,也能顺利地开展了工作。但是,泰宁县的岔河、三邱又被敌侵占安了据点,截断了东西交通,增加了我们活动的困难。

1942年9月17日,赵杰司令员率三营来泰宁李家楼、东牛家庄,配合泰宁独立营打下岔河、东邱据点。次日夜又攻打赵家沟、木厂峪两据点之敌。战斗结束后,部队集中到三小庄、太平集一带村庄,这时赵杰司令员分别向泰宁独立营、费北独立营布置了反“扫荡”、反“蚕食”,深入敌后开展斗争等任务,并派人去泰泗宁独立营布置了上述任务。次日夜,三营、泰宁独立营打下观音堂、南桥伪据点,使石莱的敌人恐慌万状,昼夜打枪打炮。敌人得知我主力部队又回泰宁,乃急速增兵楼德、谷里、孙村、泉林、仲村等据点,扬言合击我军。这时赵杰司令员身患重感冒,难以在此坚持反合击、反“扫荡”,大家劝其回新蒙治疗,赵即带九连回新蒙县,留下七、八两连归我指挥(九连于同年12月来泰宁归建),并命我仍指挥泰宁、费北、泰泗宁、泰安(徂徕)、新甫等独立营进行反“扫荡”以及深入敌区打击与消灭敌人。赵走后,我即带七、八连和特务排、泰宁独立营分散在石莱以西、高平一带村庄隐蔽。次日,泉林、石莱、孙村、刘杜、谷里之敌,“扫荡”三小庄、岔河一带等村均扑空,于下午3时许撤回据点。此后敌人常以三四百或四五百人从南北两面“扫荡”我住观山周围村庄的部队,我军也反复地进行了反“扫荡”,而不断地取得了胜利。

1942年10月上旬,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董琰同志和鲁中区党委组织部长高克亭同志也来泰宁检查与布置工作,分别在鲁家庄向泰宁县委、基干武装;在万山庄,向费北县委独立营布置了对敌斗争工作,董琰同收还到搬倒井以西村庄向泰泗宁县他独立营布置了工作,其主要内容是:打击与消灭“扫荡”的小股敌伪军和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争取瓦解敌伪军,秘密恢复敌占区的党组织,坚持斗争,加强与建立情报网点,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建立基点,向群众宣传敌必败、我必胜,以提高群众的抗战胜利信心。同年10月下旬,董琰、高克亭同志去泰安、新甫两县检查与布置工作,帮助两县制定反“蚕食”、反“自首”措施,把泰安县委改为徂徕山工委,并令其继续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山内积极地开展斗争,打回徂徕!从此,徂徕山工委、新甫县委领导军民开展历时两年之久的最为艰苦的反“蚕食”、反“自首”斗争。十一团三营从1942年9月全部回泰宁后,配合泰宁、费北、新甫、泰安、泰泗宁县等独立营,打下武台、放城、华村、南北桥、岔河、宫里(一夜)、谷里(一夜)、西牛庄、侯家庄、羊流等伪据点及碉堡多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截至1942年12月,把观山周围的根据地恢复到60多个村庄,并在石莱西南搬倒井一带和石莱以北的胡家庄、老牛沟20多个村庄以及谷里以南的东蒲、龙泉村、毛家庄30多个村庄,共60多个村庄恢复为游击区,并将白马关西北的盘车沟周围20多个村庄、白马关西南万山庄等30余个村子、共50余个村庄也恢复为游击区。一个连的部队能经常到此游击区活动,并深入新泰平原西张庄、羊流以南、灵查一带活动。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8月下旬,地委、军分区(部分)、办事处从新蒙迂回泰宁这段时间内,地委、军分区领导泰南区西部的泰宁、费北、泰泗宁、泰安(徂徕)等县的反“扫荡”、反“蚕食”,巩固与扩大根据地的斗争是有成绩的。

六、泰南军分区、专署调整后的情况

1943年6月上旬,赵杰同志调沂山军分区任司令员,钱钧任泰南军分区司令员,钱钧同志因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故未马上到职。泰南军分区司令员由封振武代理。董琰(地委书记兼政委)、封振武率地委、军分区(少数干部,大部分干部由赵杰带去沂山军分区)、办事处机关于1943年8月下旬迁回泰宁县。山东军区、鲁中军区任命我为泰南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4年4月,封振武调鲁中区党委,后去分局党校学习。泰南专署成立于1944年5月,是刘莱夫任地书记后成立的,程鹏任泰南专区专员,王焕宇任副专员。

1943年8月,泰南地委、军分区(部分)、办事处迁泰宁后至1944年4月这段时间内,地委、军分区、办事处做了大量工作。

关于攻克华丰煤矿东号的战争斗经过:1943年12月中旬,泰泗宁县长兼独立营长朱靖宇向我汇报说:驻华丰东号伪军中队一个姓王的排长愿意里间外合配合我们起义,要求我们派侦察员前住查看地形。我乃派便衣5人随同朱一道前往与王排长研究,准备采取里应外合战术,之后与伪排长研究了如下措施:(1)查看围子内外地形、道路、防御工事以及碉堡等等。(2)着重查看了王排长新担任的东北面岗哨地形。(3)规定夜里12时捏3下探照灯以表示王排长带人在东面站岗、巡逻。部队即可登上围墙进入围子(各便衣组鱼贯而入)。经过3天的侦察,已查明有内外围子,外围子有东西两面,四角有碉堡,门楼上和四角碉堡上有伪军五六人守护,内围子里有中心碉堡一个,有重机枪1挺,围子东部平房内住有12名日军,西部平房住伪军一个班,两边都可通中心碉堡,是攻击重点,进入围子东边,必须越过一个壕沟。经查看此壕沟深丈余,必须在壕内开斜坡道通过,侦察员详尽地进行调查,画了要图一幅,并与伪排长约定好而回来。

根据调查,我们进行研究认为:利用关系进入围子和攻占中心碉堡是攻克华丰东号关键问题,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由伪排长带班并捏信号灯,进入围子是不成问题的,但守卫中心碉堡的伪军无内线关系,必须秘密夺取中心碉堡,才能致胜。为此,我们从便衣队中抽调30人,每组5人,组成6组,携短枪,带匕首,分赴东西门和四角之碉堡,进入围子后,悄悄地到指定碉堡前等中心碉堡枪响,即登上碉堡消灭敌人,拟抽便衣队10名,组成一个组,由参谋巩德静带领,并从特务连中抽调一个加强排,由盖元水带领,进入围子后由巩德静悄悄地向中心碉堡前进,以奇袭手段夺取中心碉堡。只有如此,才能取得胜利。

至1944年1月15日,我们做好了攻取华丰东号的准备。朱靖宇派人给我送信说:“伪排长送出信说,不久他就调防到华丰西号去了,请于10日内派部队前来配合攻克华丰东号,仍按规定的地址、信号,迎接部队进围子。”我当即写信给朱靖宇营长,请告诉王排长:“部队于2月20日夜11时30分左右即到华丰东号以东400米处(韩家庄以西)等待信号,即按计划进入围子,为确保任务的完成,你独立营(泰泗宁独立营)必须于2月20夜11时半到华丰东号适当地点进行埋伏,坚决阻止华丰西号增援之敌,我拟抽调四五个连前往。”我复信后,即着组织参战部队。

此次战斗所用的兵力:军分区十一团三营、特务连、泰宁独立营一连、泰泗宁独立营两个连(150余人)。以特务连一个排由盖元水带领跟随便衣班夺取中心碉堡,以三营两个连进入围子后,直扑伪军中队而消灭之一另一个连为预备队,如夺取中心碉堡受挫,此连即采政爆破手段,炸掉中心碉堡,泰宁独立营一连为袭击仓库之敌并砸开东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于2月19日夜率部队秘密集合子玉皇庙(泗水县东北部).封锁消息。次日黄昏后,向华丰东号进发,于当夜ll时半到达攻击地点(西韩家庄西部的一个树林内,距华丰东号500米左右),等待探照灯捏3下的信号..一直等到下午l点,未见任何信号,乃派巩德静参谋带便衣队(组)到规定的进入点侦察一下,巩回来报告:“我们在围子一个拐角处,用木棍把铁丝网撑起来,进入侦察了一下,围子很长一段无人守卫,可以从此处进入围子。”我即决定可从此处按计划进入围子。当夺取中心碉堡时,便衣队和加强排悄悄行进到中心碉堡下边朝南的大门时,从里边出来一个人,当其向西走远西走远时,我命便衣队、加强排从大门进院,正在北房电灯台底下一名值班的日军未发现我们。进屋推门,该敌大喊,被巩德静一枪击毙,便衣组当即进入。住在东边房内鬼子冲出抢枪,被我便衣组、加强排战士击毙。盖元水带一个班迅速登上中心碉堡,击毙2名伪军,控制了中心碉堡,并把下边的伪军一个班全部消灭。缴重机枪一挺,轻机一挺,步枪20余支。与此枪响稍后,夺取门楼碉堡的便衣队也消灭了敌人,占据了门楼及四角的碉堡。三营两个连冲入伪中队部时,汉奸队正在大睡,当即俘伪军60余人(中队长未在),缴枪50余支。守西门伪军10余人企图逃走,亦被我军消灭。泰宁独立营一连砸开东门后,又与三营砸开两座仓库和弹药库,内有六五式步枪20余支,其它钢枪30余支,160多箱子弹,雷管数10盒,导火线3大捆,炸药数千斤。日军仓库有大批饼干、罐头、茶叶、衣服、鞋袜、纸烟、海味、大米、面粉等物资。另外还有药房1处,药品大部运出。为了尽快运出战利品,从宿舍找出工人五六十人,帮助抬出战利品。俘虏的伪军带枪,除伏击部队和掩护部队外,每人必须带着战利品出围子。

当大部分战利品运出围子时,伏击部队与敌增援部队接火,我派预备队的两个排驰援,乃阻止住敌人的增援。当运送战利品走到西韩村时(出围子4里左右),抬战利品的煤矿工人大都逃跑,我乃找张健飞之兄,把战利品掩藏起来,嘱其送到太平集一带村庄。当行至赵益三的村庄,挑枪的伪军和少数工人又逃跑,我着赵之堂弟把枪、把药掩藏起来,也嘱其设法送到太平集。伏击部队完成任务,已从西路向老山口转移。我们行至高平东南时,击退了石莱、谷里、白杨沟等据点之敌的联合拦截,于12时到达上下峪、三小庄、太平集吃饭、宿营。入夜零时后,在张健飞和赵益三家中所放的战利品,由所留战士护卫民夫全部送到太平集。此次战斗,缴重机枪l挺、轻机枪2挺、步枪160余支、子弹140余箱(计1.6万余发)、炸药6000余斤,毙敌20余人、俘伪军60余人,我伏击部队伤亡4人。战利品的处理,重机枪和六二式步枪20支被鲁中军区调去,炸药、导火线、雷管大部被军区、山东军区调去,子弹送军区一半,轻机枪2挺、步枪120余支留用。

华丰东号矿战斗的胜利,是我泰南部队深入敌战区的第一次战斗,影响很大。此次战斗后,敌唯恐我再次打据点,乃弃据点10余处。我收复村庄40余个,解放群众1.5万余人。由于根据地扩大,部队也得到发展。

钱钧、刘莱夫两同志分别于1944年3月和5月来泰南区就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

这时,军分区主力配合各县独立营攻打据点、碉堡,肃清顽匪以及设法歼灭出动“清乡”之敌,在泰宁、费北、泰泗宁取得了很大成绩,迫敌步步集中于交通要道。因此,从1944年9月以后,钱钧司令员带队首先将上冶敌伪据点攻克,接着我带三营到泰安、新甫配合独立营活动,曾攻克羊流、圣井、西峪、天宝寨、柳条庄等据点,使徂徕山、莲花山联系起来。活动了两个月左右,又命我带三营到泗水县东部(泰泗宁县)星村一带活动,配合泰泗宁独立营,又攻下北百顶、玉皇庙、星村等据点。

1945年1月,我率三营在泅水星村一带活动,一天下午我军正在操练时被敌机发现,敌机用机关炮扫射我军,我军以机枪、步枪还击,敌机中弹向西南方飞去,坠入河滩沙中,机上两名驾驶员下机向泗水城逃去,被我先头部队抓获。此时鲁南三军分区的一个区中队,也从滋临公路以南赶到飞机前。经商定:机上电台两部、机关炮两挺,双方对分,飞机归鲁中三军分区,鲁南区中队同意,我派人把飞机上的电台和机关炮各拆一部,拆下交给鲁南区中队(电台、机关炮山东军区都调去)。我们把飞机拆开(内汽油4水桶),带着两名俘虏的日军,用牛车把飞机运到费北李冢庄。因看管不严,夜间两名驾驶员逃跑,跑到曲阜县一个村庄,向村民要东西吃,村民发现是日军乃捕获送到军分区司令部。经审问此机是迷失方向,发现我军就打机关炮多发,被我击中数处,乃急降于泗河沙滩上,下机逃跑而被俘。

攻克泗水城是在1945年4月初。战前,钱钧司令、刘莱夫政委派我去鲁南军区三军分区与司令员王吉文、政委杨士发、副政委刘春去邹县桃园村共同研究确定的。鲁南三军分区的主力三团和地方武装,总兵力2800余人打泅水城,歼伪十军荣于恒之二团和特务团,以及警卫营、洒水县伪军500余人,共3000余人:鲁中三军分区以原十一团三营、分区特务连、泰宁独立营一连、费北独立营一连为主攻连队,歼荣子恒驻城东关之一团(近900人);另调泰泗宁独立营两个连在泗水城以西设伏,坚决阻止由兖州来援之敌,费北独立营二连及区中队在乎邑西设埋伏,阻止住临沂、费县城来援之敌。战役准备时间为5天,各攻击部队、设伏部队必须于4月7日1时半到达指定地点,以信号枪为令,各攻击部队发起攻击等等。会后返回向钱司令、刘政委把双方研究的攻打泗水城的部署作了汇报。由于钱司令员身体欠佳,决定由我指挥。

次日9时30分,打了3发红色信号弹,各攻击部队即猛烈地发起进攻。我攻东关部队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已把东关围子攻破,部队进入巷战。然后,集中兵力向伪团长住的院子猛攻,当即炸掉一个角的碉堡,这时伪团长感到死在即刻,乃派一名排长(此排长是被我军俘虏过教育释放的)和两名伪军抬举着白旗前来要求投降,我即同意其投降,把两名伪军官留下,派钟志宽(军分区保卫科干事)随伪排长入院内向伪团长宣讲我军政策。经教育,伪军团长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伪军300余走出院到一空地集结。院内一角仍有50余人负隅顽抗,我集中兵力将其消灭之,缴枪50余支。拂晓时,攻城部队仍在激战中,我派泰宁独立营一连、分区特务连,由范昆源带领,并投入泰泗宁独立营伏击部队,消灭荣子恒一个整团。伪团长率300余人投降,放下武器。10时许,兖州日伪军300余人增援泗水城,被我伏击部队击退,敌狼狈逃回,保证了鲁南部队顺利地完成任务。至下午l时许,把魁星阁炸倒,荣子恒及其守阁部队大都炸死,泗水城乃全部解放。

打完泗水城,泰南军分区于1945年4月20日左右整编九团,戴文贤任团长,刘振华任政委。8月中旬八团整编,郑志士任团长,张海棠任政委,薛子超任参谋长。七团是日本投降后派亓子宣、范昆源整编的,徐振明任团长,范昆源任参谋长(不久调东北)。

临费边战役是山东军区发起与指挥的。由鲁中、鲁南、滨海三大军区主力和地方部队参加的。鲁中军区二军分区的部队和三军分区的九团参加此次会战,任务是打掉上冶据点,消灭日伪军。在钱钧司令指挥下歼灭该镇的日军30余人,伪军360余人,取得了很大胜利,使费北、费东根据地连成一片。上冶战斗后,三军分区的九团奉命开赴临沂城西,配合鲁中军区主力一、四团以及二军分区的部队在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罗舜初指挥下,攻下临沂城,消灭日伪军以及土顽王洪九的部队。这时钱司令感到一个团(九团)作战兵力单薄,乃着我回军分区驻地(费北李家庄)整编八团,准备赴l临沂城前线,正在此时,日寇宣布投降。钱司令通知我率八团插到谷里以东与县区武装周围孙村、张庄、新泰城之敌,迫其投降,并迅即派人整编七团。八团即开到楼德以南一带村庄与九团会合,向津浦线进军,包围磁窑、南驿、大汶口。我把工作布置后,派亓子宣、范昆源整编七团,并通知新泰独立营围困新泰城追其投降。我率八团从费北北上,行到谷里东南时,看到新泰城及所有据点的日伪军、伪组织人员、日军和商人家属近3000余人路经谷里西去,我军追击,敌未战退走。下午3时许,追战到楼德以西,接钱司令信停止追击,与九团会合,研究授降。

钱钧司令员率九团从临沂前线已赶到楼德一带。九、八两团会合,稍加体息后,开会研究决定:九、八两团即向华丰、磁窑、南驿车站方向挺进,以九团全部兵力包围华丰东西号矿之敌,八团全部包围南驿车站,坚决消灭拒不投降之敌。之后九团包围大汶口之敌,并迫华丰东西号矿之敌投降,当即有100余伪军向九团投降。八团包围南驿之敌,敌拒绝投降,我军发起攻击,经5个小时的激战,歼守敌300余人,俘200余人,缴枪210余支。当八团又包围磁窑车站守敌时,敌撤到大汶口,大汶口驻伪军一个团,有些战斗力,拒不投降。我九、八两团予以围聚歼之,激战6个多小时,将其消灭,俘敌400余人,毙敌50余人,余者四散,缴轻机枪3挺、步枪500余支,我伤亡20余人。

攻克大汶口后,九、八两团即包围了泰安城,迫敌投降,泰安城日军已予前一天撤到济南西郊营地,留伪军和各县伪军共5000余人加上各县的伪组织人员共六七千人,守备泰安城。9月初,当我军九、八两团包围他们令其投降时,伪军予以拒绝。我军九团从东北面向城内攻击,八团从东南面向城内攻击,夜8时半发起进攻,经半个小时激战,两团部队都攻入城内,全歼岱庙守敌360余人,城内敌人大部退到灵芝街、西关上河桥一带。八团攻入城内在南阁子内歼敌一部分,俘伪军140余人。城内南部敌人遇到火车站一带,八团攻下车站又俘伪军100余人,残敌退守车站以西七里铺一带。九团攻下灵芝街、上河桥监狱,俘伪军600余人。残敌西逃,我军正在追击时,济南日军1500余、伪军3000余人奉蒋介石命令重占泰安城,早3时许,从界首以东向泰城进攻,与我伏击部队接火,炮声隆隆,战斗十分激烈。在敌我兵力、火力悬殊的情况下,我军分区命令攻城部队迅速撤出泰城,集结于省庄一带村庄待命。泰城得而复失,此次战斗俘伪军1200余人,缴轻机枪4挺、步枪800余支、战马6匹,我军伤亡30余人。1945年9月中旬,国民党李仙洲部队(九十二军)从安徽阜阳北上,已抵达兖州一带,声言打通津浦线到济南受降。由于敌情变化,又命令鲁中军区主力二、四团以及鲁中三军分区的3个团(七、八、九团)由军区参谋处长胡奇才指挥,配合鲁南军区部队在南驿车站东西、两百山上布防,以截击李仙洲入济。与敌激战一天,未能阻止住敌人前进,敌占领了南驿。次日,三军分区的部队在大汶口车站和东面阻敌,激战一天,亦未能止住敌人去济。这时军区命令除派小部队袭扰敌人外,多数部队开到新泰谷里一带休整。10月11日左右,鲁中区党委、军区在新泰张庄煤矿召开会议,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同志代表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宣布:鲁中二、三军分区合并,三军分区的七、八、九3个团编为警三旅,任命钱钧任旅长,孔繁彬任旅副政委(孔任职不久即调其他职务)。封振武到二军分区工作。我于10月上旬赴三军分区(沂山军分区)工作。(宋元明  整理)

该文刊登于泰安党史资料  总第21期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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