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24日，是胶东人民难以忘怀的一天。就在这一天，中共胶东特区委员会，领导人民拿起长枪、土炮、大刀和红缨枪，举行了威震胶东的天福山武装起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胜利诞生。
这次起义，犹如巨声霹雳，燃烧起冲天烈火，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三军的大旗，漫卷文登、荣成、威海、蓬莱、牟平、海阳、黄县、福山、即墨等县（市），胶东人民精神振奋，胶东大地一片生机。面临日本侵略者猖狂进攻的胶东人民，看到了生存的曙光，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武装起义的胶东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武装，创建了自己的武装；没有根据地，创建了抗日根据地；没有政权，创建了抗日民主政权。
我作为天福山武装起义的参加者，永远忘不了武装起义前后艰苦斗争的动人情景。
天福山起义前，中共胶东党曾经组织过武装斗争。地主阶级勾结国民党地方官吏，横征暴敛，对穷苦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时揭竿而起，进行反压迫的斗争。1935年冬，在我党的领导下，胶东一部分县的农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一·四”暴动。斗争的锋芒，直指反动官衙和地主豪绅。手拿土枪大刀的农民，高呼着“反对高租高息和苛捐杂税！”“打土豪，分田地！”“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北上抗日，解放东北！”等口号，打盐务局，围区公所，攻乡夺镇，收缴枪支弹药，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急派展书堂的第八十一师和警备旅，加上当地反动武装约三四万人，对这次暴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当时领导起义的特委书记张连珠不幸被俘，英勇就义。国民党军队日夜清剿文（登）、荣（成）、牟（平）、海（阳）一带。在黄山山西头和大庄头，由当地的联庄会和保甲长领路，包围村庄，搜捕住参加过暴动的人，就用铡刀铡，或者用绳子绑在马尾巴上拖，拖死后又割下头来挂在城墙上。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了胶东。这次暴动虽被镇压下去，但“一一·四”暴动的革命火种没有熄灭，农民起义的革命骨干保存下来，挺进昆嵛山，勇敢地坚持着革命斗争。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民族矛盾急剧加深，全国的政治形势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导致日本侵略军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就侵吞了我平津、河北、上海等大片国土。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消极作战的政策，给动员与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造成了严重障碍，驻守在济南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在张牙舞爪的敌人面前，仓皇而逃。胶东的同民党军政官员，惊恐万状，有的准备当汉奸，有的则携款带眷逃跑，，地方反动武装，什么保安队、联庄会、盐警队等到处敲诈勒索，搜刮民脂民膏，以饱私囊，，广大劳等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七七事变的第2天-7月8日，巾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了抗战的宣言，号召全国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宣布了十大救国纲领。中共胶东特委，冲破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抗日救亡活动的阻挠和破坏，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动员人民“行动起来，自己救自己，武装保家乡！”号召“共产党员站在抗日的最前列！”“每个党员，不放松一刻工夫，一切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开始了。
中共烟台市委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成员为骨干，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学生，分赴福山、牟平农村，宣传抗战，各地的教师、学生也相继组织起歌咏队、演唱队、走镇串乡，高唱《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和《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半斗米》等抗日宣传节日。各地共产党员也都根据特委的意图，运用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对象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曾参加过一一·四暴动的文登县神格庄一带的一些地下党员，也纷纷参加抗日活动。在沟于家，我以村里小学校董的身份（当时我任中共文登县委书记），中共胶东特委交通张修竹以夜校教师为掩护，在农民和学生中开展丁作，使这个一一·四暴动后被誉为“小苏区”的山村，更加生机勃勃．我们把编印的传单，贴到村头、市集口及路旁的树干和石碑上，大造抗日舆论。党的武装抗日的主张，唤醒了寂静的山村。
8、9月间，在北京上学的共产党员林一山，受中共山东省委的委派，回胶东自己的家乡发动抗日斗争。林一山回来后，东去文（登）荣（成），西到蓬（莱）黄（县），与各县的共产党员联系，进行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10月，石匠玉、宋澄、刘中华等，从狱中出来后，也先后回到胶东，他们在自己的家乡，积极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为武装起义增添了力量。
当时，在胶东各地还有一定数量的国民党杂牌军、地方军政人员和地方武装，其中有的愿意与我党合作抗日；有的则保持中立，企图在抗战过程中保存力量；还有的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破坏抗战。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做了大量T作。lO月，柳运光、于娘，按照特委的指示，到牟平城找国民党政训处主任屈凌汉，商谈联合抗日的事宜。在昆嵛山区和于得水一起坚持革命斗争的王亮，这时虽然还未与特委取得联系，但抗日心切，便只身到文登县政训处开展工作。
柳运光、于娘找到屈凌汉，提出国共合作，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的建议。屈凌汉一面表示愿意合作抗日，一面又转弯抹角地摸我们力量的“底”。他不止一次地提问：“贵方到底有多少人？枪支弹药怎样？力量有多大？”柳运光同志神态自若地回答：
“我们的人很多，枪支也不少，只是群众踊跃参加，仍感枪支不足，屈先生能否设法帮助解决．一”屈凌汉支支吾吾地表示，联合抗日可以，帮助解决武器“无能为力”。其实，政训处是韩复榘训练知识青年并派到各县专事军事训练的机构，它只是一个空架子，虽然什么实权也没有，但它却代表一种势力 这次商谈，使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i
王亮与文登县政训处进行商谈，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文登县政训处在威海《黄海潮报》上刊登了这项协议。文登县长李毓英，一见报上刊登的这个协议，怕我们和政训处联合起来吃掉他，便装出一副坚决拥护联合抗日的姿态，说什么“我早就准备抗日了，共产党为什么不和我谈判？”他既然扬言要抗日，我们就表示欢迎。于是特委又派柳运光和于烺前去商谈。在商谈到拉队伍抗日时，李毓英耍起两面派，坚持要所有在文登境内活动的抗日武装，全部归国民党文登县政府统一领导，对我们提出的各抗日武装在政治上组织上独立自主的主张，死也不肯接受。这就暴露了他实际执行的是一条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抗战路线。由于国民党县政府缺乏诚意，联合抗日的谈判没有取得成功。
与此同时，李耀文、曹漫之、李蔚川等根据特委的部署，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影响，在荣成的国民党军政部门，积极开展联合抗日活动，，
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有一天，主持胶东特委-作的吕志恒找到我，要我到昆嵛山区去找于得水。于得水是一一·四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暴动受挫后，他带领着三十几名暴动队员进了昆嵛山。从此，胶东半岛出现了第一支精悍的人民武装——胶东红军游击队。他们在昆嵛山里，饥食野菜，渴饮河水，夜宿山洞，受尽艰辛地坚持游击战。他们经常下山，打击地头蛇，为民除害，张贴传单，扩大政治影响。国民党反动当局，则经常派便衣，埋伏于村头，隐藏于路旁，每逢集日，层层设卡，严加盘查，甚至贴出布告，悬重赏缉拿于得水。所有这些，都是枉费心机的。红军游击队在这里坚持战斗，达两年之久，成为我们即将举行武装起义的骨干。l0月底，我愉快地接受了特委的指示，匆匆地做好准备，就从我的家乡——文登县沟于家直奔昆嵛山去找于得水。
我装扮成串乡收账人的模样，肩头背着钱褡子，趁着黑夜上了路。一踏上路，红军游击队上山时唱的那支激昂、雄壮的歌曲，好像又响在我的耳边：
大雪飘飘在天空，
胶东正在闹革命，
官府布置“清乡团”
军阀下令向我攻，
机枪扫，大炮轰，
多少烈士流血红．，
失败开出胜利路，
革命一定能成功！
我爬坡上崖，越沟过岭，专拣树林子和荆棘丛抄近路走，恨不能马上就见到于得水。夜里，山风很凉。我忘了冷，忘了饿，只是一股劲地走，一夜没歇脚，天蒙蒙亮便赶到了。我很快找到了于得水。我们俩一见面，于得水同志高兴得流下了热泪。他的心情我是理解的。经年累月孤军奋战的老于，一旦见到了党派来的同志，怎能不激动呢！于得水讲了他们开展斗争的情况，说起找不到特委的焦急心情，这位铮铮铁汉眼泪又止不住地淌下来。
待到心情平静下来后，我把特委决定准备武装起义并要他带领队伍出山的事告诉了他，这时，于得水兴奋极了，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了一瓶酒，咕咚喝了一大口，把嘴一抹，说：“可是盼到日子了，照特委指示办，准备起义！”
1937年严冬的一天夜里，尖利的西北风卷着碎雪满天飞，天冷得伸不出手。我正和吕志恒、柳运光、张修竹、林一山、宋澄、王台、于得水等人在我家里议论最近一段时间的抗日发动工作情况的时候，忽听有人敲打后窗，我出门一看，意料不到，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竟站在我的眼前！
理琪第一次来胶东是1936年4月，他和特委的同志一起，共同总结了一一·四暴动的经验教训，整顿了党组织，使革命斗争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同年底，因叛徒告密在烟台被捕入狱。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营救出狱，并接受了山东省委的指示，重返胶东工作。
理琪的突然到来，大家都很激动，一齐让他上炕暖和。他笑笑说：“不用，不用，我心里很热！”说着，在一条凳子上坐下，便和吕志恒商量，决定立即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决定。
会议检查了前段工作以后，理琪说：“蒋介石同意抗战，完全是被迫的。他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不是真诚的，对人民的抗日运动仍然不肯开放，对人民的革命力量又十分仇恨。当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省委要求我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发动抗日群众运动，使用一切能够使用的武器，举行起义，把千百万群众武装起来，在胶东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
我们原来就在准备起义，现在有了省委的指示，理琪又回来领导工作，大家十分高兴。同志们热烈发言，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目前正处在一个大变动时期，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胶东地区广大工人、农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教师、学生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有了新的发展，地主富户也有人倾向抗日；面对日本人的侵略，民族矛盾加深，国民党内部也在起变化，死心塌地想当汉奸的只是少数。当然，大家也清楚地看到，眼前还有障碍，还会遇到困难和曲折，这就是群众发动得还不够充分，形势发展得还不够平衡。但是大家一致认为，武装起义势在必行，党的指示完全符合胶东人民的愿望。于是会议研究决定：起义地点，在天福山。天福山地处文（登）荣（成）威（海）边区，环境偏僻，交通不便，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周围的群众基础较好，有利于我们举事。起义时间，定为12月24日，接近年底，可以乘敌不备，突然进行。会议还确定，要进一步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所有干部都分散到各地去发动群众，统一行动。为了防备万一，参加起义仪式的，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主，人数不超过100人。宋澄、王台、张玉华等连夜赶写传单、标语，我和张修竹加紧筹划供给。从理琪12月15日带着省委指示二次来到胶东，到正式举行武装起义，前后只有9天的时间1
12月24日，天还不亮，胶东特委的几个领导便登上了天福山。在玉皇庙里，大家凑在煤油灯下，再次周密地研究天亮后的具体行动。天福山静得很，周围的一切也都静悄悄的。头上稀疏的晨星闪闪烁烁，山脚下村庄的灯火忽明忽暗，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的声音。可是我们每个人心里却极不平静！想起肩负的使命，想起即将展开的斗争，人人心里都像揣着一团火。天刚拂晓，于得水、柳运光等带着红军游击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昆嵛山里赶来了。接着，邢京昌（绰号金牙三子）、柏希斌以及其他参加起义的同志，也都冒着凛冽的寒风赶来了。大家相见，谁也不说话，彼此只是庄严地点一下头，或有力地紧握一下手。
天大亮了，火红的太阳升起来，天福山这天显得格外庄严肃穆。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中，起义仪式正式开始了。首先，理琪代表中共胶东特委讲话，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中国，中华民族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现在，抗日的烽火在胶东燃烧起来了。我们要争取一切愿意抗日的人，都投入到抗日斗争的行列中来。当他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时，一面绣着银色大字的军旗迎风竖起。紧接着，“团结起来，武装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在空旷的山谷里震响。我看着迎风飘舞的军旗，禁不住眼睛潮润。那是我在特委决定起义的会议后，专程跑了几十里山路买回的红布，又和家里人连夜赶制出来的。为了打起这面红旗，特委的同志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人们曾付出多少血的代价啊！战士们凝视着迎风飞舞的军旗，军旗映红了战士们的面容。
根据特委决定，参加起义的全体同志，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一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一个宣传队。理琪当时特别强调，一大队不仅是一支先遣战斗队，更是一支武装宣传队。要通过武装宣传和斗争，扩大抗日武装，特别是要把过去已脱离家庭或半脱离家庭的同志组织起来；动员教师、学生到部队来，解决和充实政工人员。对国民党的驻军，则宣传国难当头，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对想逃跑投敌的国民党官员，要把他们的武器拿过来，交给人民用来抗战。对地主、资本家，动员他们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抗日为先。
就这样，这支起义队伍从天福山拉下来，在沟于家村稍作停留，紧接着便按特委部署，西进文（登）牟（平）海（阳）开展武装斗争的宣传。我和张修竹在沟于家做联络工作，接待来往的同志。理琪、吕志恒、柳运光、林一山，分头到各地，继续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
于得水把队伍集合起来，宣传了部队纪律：不打人，不骂人，不拿老百姓半点东西，吃饭要开条子，损坏东西要赔偿，人人都要做宣传工作。纪律宣布后，他带着队伍向西挺进。临别时，理琪握着于得水的手，一再叮嘱：“老于啊，我们要向西发展，使
胶东与鲁南联成一片，你这次西进的任务很艰巨，又很光荣啊！”于得水斩钉截铁地回答：“坚决执行党的决定！”
天福山起义，各地纷纷响应。在莱阳，中共莱阳县委以民先队为骨干，发动抗日武装，于1938年1月，成立了第三军第九大队，庄扶吾任大队长，沈阳任政委。在即墨，袁超以少先队为基础，集合散留即墨境内的海军陆战队，于2月举行起义，成立了第三军第七大队。在蓬莱，于眉、于仲淑等组建了第三军二路。在黄县，陈文其、范心然、仲曦东、陈迈千、王纬仲等，组建了第三军四路。在烟台，中共烟台市委动员了一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了第三军各路部队，市委书记李丙令来到第i军总部，
第三军的大旗，揭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壮丽序幕，给占领了济南、青岛的口军背上，插上了一把尖刀。广大人民欢庆有了自己的武装。大家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地看望自己的队伍。各地第三军队伍每到一村，男女老少送水送饭，青年人踊跃报名入伍。
我党举起第三军大旗后，胶东也出现了一些冒牌抗日游击队。地主、土豪劣绅、官僚，慑于起义人民，也慌忙地拉起队伍。打着抗日的旗号，企图巩固封建统治势力。特委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大局为重，对这些杂牌地方武装仍是在斗争中求团结。但他们的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他们不抗战，也不让人民抗战。
第三军声威大震，大地主、恶霸、土豪惊恐万状。他们一面连连向城里的国民党政府告急，一面偷偷地加紧购买枪支，补充那些冒牌的所谓抗日军．，国民党军政官僚，面对迅猛发展的人民抗日武装凶相毕露，搞突袭，搞暗杀，妄图扑灭蓬勃兴起的人民武装。牟平的反动武装，在一天黑夜溜进上夼村，捕捉发动抗日的共产党员丁希田未成，把他的二弟和丁学云捉去了。国民党海阳县长赵长江派人到圈港村将邵川田同志绑去，活活拖死。顽固派张建勋、苗占魁等部，埋伏在扁担峪、鹰嘴石一带，准备突袭我起义部队，幸被我及早发现，绕道而过，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勾结县大队长丛镜月，纠集公安局、保安队、盐务局、联庄会等共五六百人，埋伏在葛家集一带。1937年12月31日，我一大队到达岭上村，正在向群众宣传抗日时，被这股反动武装突然包围。为了避免冲突，保存抗日力量，宋澄带领干部和战士29人，与李谈判而遭到逮捕。于得水指挥留下的同志坚决抵抗，突围脱险。宋澄等29人被敌人绑押到文登城。敌人发现被捕的人中有刑京昌、王洪、隋原清等三人，是被他通缉的参加过一一·四暴动的人，当即杀害了他们，又将其余26人投入了监牢，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岭上事件”。“岭上事件”的同一天，特委派往牟平、海阳两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共产党员王润恒、丁希昆等8位同志，在海阳县罔港村，被国民党海阳县长赵长江率部300余人包围。我方高喊“我们是抗日军，我们要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鬼子！”“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赵竞指挥部队向我8位同志开枪射击。王润恒、丁希昆掩护其他人突围脱险。丁希昆不幸中弹牺牲。王润恒在击毙敌小队长后，在自己身上使用了他剩下最后的一颗子弹。穷凶恶极的敌人，竞残忍地扒出了王润恒、丁希昆二人的心，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但是，反动派的阻挠、破坏和血腥镇压，不仅没有丝毫动摇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念，相反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无比愤慨，增强了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特委详细分析了当时新的形势，果断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即利用一切矛盾，打击坏巾之坏，争取中问，团结进步，立即采取行动，从敌人手里把武器缴下来，加紧武装人民大众。正是在特委这一思想指导下，起义队伍迅速发展，战果不断扩大。
1938年1月，林一山到威海，通过政训处的孙端夫（民先队员）和专员孙玺凤的弟弟孙玺祺（又名孙明光，民先队员），了解到威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经过理琪、林一山、孙端夫等人的努力，争取了海军教导队中立，与孙玺凤达成协议，他把一部分枪支交给我们，我们护送他离开威海。于是，我们便于1938年1月15日，由我带进威海的30几名小伙子，孙端夫从政训处带出的30多人，以及于烺从大水泊组织的20多名党员和青年，威海中学的二三十名学生，共l00余人，把孙玺凤的一个军械库打开，把人全副武装起来，在威海又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高举“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大旗，威武雄壮地离开了威海。
文登县盐务局头子王兴f加紧反共，盐警到处捉人，搜刮民财，群众无不痛恨。一天，一群盐警到顶子村抢劫捉人，我起义军前往将其包围、缴械，武装了自己。不久，义连续缴下了高村、黄山、汗疃等乡校的枪支。在很短时间里，起义武装又发展到300多人，枪200多支。
于得水同志带着从“岭上事件”巾脱险的战士，返回特委驻地沟于家。在特委的营救下，1938年1月29日被捕入狱的宋澄等26名同志也释放回来了。
随着队伍的不断扩大，特委根据新的形势，于1938年1月19日，决定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由理琪、吕志恒分任正副主席；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i军司令部，理琪任司令，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把部队整编为两个大队，一个特务队。第一大队孙端夫任大队长，宋澄任政治委员；第二大队于烺任大队长（后于得水接任）；特务队杜梓林任队长。特委还派王亮、柏希斌、王本贤、张铎、曲荣本分别去海阳、荣成等县去继续组织发动武装。
四
1938年2月初，日军由青岛分兵进占福山、烟台，并西攻蓬（莱）黄（县）掖（县），东犯牟（平）威（海），，国民党的县长纷纷逃跑，剩下的一些官员和地方武装，认贼作父，屈膝投敌，成立“维持会”，建立伪政权。在这乌云压城的时刻，三军奔赴抗日最前线。第二大队留守保卫机关，防范顽同派丛镜月、郑维屏、张建勋等部捣乱。理琪率领第一大队，星夜兼程，奔袭牟平城。2月13日，牟平城被我军攻克，活捉了刚到任两天的伪县长宋健吾、伪商会会长常继伍和伪公安局长等，消灭了伪商团100余人，当天下午又血战雷神庙，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攻克牟平城，血战雷神庙，打响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各地起义军乘胜出击。2月15日．三军二路围困蓬莱城，伪县长张季瑞投降，3月4日，张又叛变，我二次攻克蓬
莱城，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3月7日，掖县县委郑耀南等同志，率部攻克掖县城，成立了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和抗日民主政府。3月13日，三军一部攻克福山城，陈煜率部反正，后叛变投国民党。事实告诉了人民，三军是真正的抗日武装，坚定了胶东人民抗日的必胜信心。
4月末，三军各路部队会师黄县。在掖县组建的胶东抗日第三支队也迅速发展。渤海区兄弟部队七、八支队东进掖（县）黄（县），人民武装汇成了抗日的巨流，初创了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并建立了三县抗日民主政府。9月18日，三军和三支队在掖县沙河镇合编，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是人民的军队，它和人民一起挽救了胶东抗战初期的危局，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不断地发展壮大。
来源/《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