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韶光荏苒，流年似水，时间过得真快！
1938年2月13日，我党领导打响的胶东抗日第一战——雷神庙战斗，距今正好50周年了。此时此刻，我夜不成寐，静卧遐想，当时的许多情景，历历在目，不觉思绪万千，有感于怀。为了发扬我党我军为国为民、无私无畏、艰苦创业、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和优良的革命传统，特将当时耳闻目睹及亲历之情景，记录于下。借此来缅怀诸革命先烈，以寄思念之情。并激励自己有生之余年，在党的十三大路线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前进。
（二）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守军作战不力，有的如韩复榘则是闻风而逃。沿津浦路南下之敌很快占领了山东省会济南。在烟台沦陷之后，胶东的形势也日趋紧张。当时，人心惶惶，国民党的大小官员也各怀鬼胎。接着，有不少官员相继携款潜逃；市井无赖乘机作乱；散兵游勇，如文登县盐警王兴仁的部属则啸聚为寇，据村勒索，危害乡里。胶东人民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诸多爱国志士，莫不顿足捶胸，痛斥当局之误国，怨骂官吏之害民。不少进步同胞，爱国青年，深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但又因群龙无首，而兴“无可奈何”之叹。800万胶东同胞，陷在忧愤、迷惘、彷徨、沉闷的氛围之中。他们焦急地盼望着救星，希望早日找到自己能信得过的真正的带路人。
正在这时，中共胶东特委获悉牟平伪政权刚刚建立，人心浮动，立足未稳，正是我们打击敌人，扩大政治影响，鼓舞民心的大好时机。当即决定，由我党领导的在天福山起义时组建不足两个月的尚未来得及严格训练的人民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前去执行攻城歼敌的任务。中共胶东特委又经过研究决定，由一大队和特务队组成约百人的参战部队，在军政委员会主席理琪、政治部主任林一山率领下，奔赴首战牟平城的抗日战场。
(三）
1938年2月12日黄昏，我胶东人民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和特务队，在昆嵛山东麓、文登县与牟平县交界处的崔家口集结完毕。这时，夜幕低垂，万籁初静。我参战部队在理琪、林一山等领导同志率领下出发了。我军冒着透骨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山路，不声不响地朝着牟平城的方向迸发。约在午夜时分，部队到达尺坎，在原乡农学校休息吃饭。饭后已是2月13日凌晨，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牟平城疾进。
拂晓前，部队到达城东南的八里巷。部队领导同志听取了城里出来的情报人员的报告，得知“敌情同前，敌人未发觉我军行动”之后，看了地形，作了战斗部署：三中队由队长阎世印、指导员刘中华带领，到牟平城西辛安河，负责破坏河上通向烟台的公路木桥，然后就近埋伏阻击烟台来援之敌；理琪、林一山等领导同志，亲率一中队、二中队和特务队从南门主攻；另有少量武装攻打东门，以作策应，得手后占据城楼。主力部队攻进城后，要直捣伪县政府、伪公安局等要害机关、部门。
我军迅速缴下南关敌人岗哨的枪，占领了城楼，主力部队立即冲进伪县政府、伪公安局，顺利地逮住了伪县长宋健吾、伪公安局长王紫岩。我军行动果敢神速，简直是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敌巢。如此突然的打击，敌人惊恐万状，乱作一团。战斗顺利结束，俘虏伪职人员及商团团丁百余人，缴枪近百支。除宋健吾、王紫岩等几个汉奸头头外，其他人员在我军宣讲了抗战必胜的道理和晓以民族大义之后，均被就地释放。
奇袭牟平城的战斗胜利了。大街两旁，原来挨门逐户插着的五色旗，全部由愤怒的群众自己把它撕得粉碎。上午10时左右，我们在城里张贴了抗日标语、散发了传单和向群众进行抗日的演讲之后，押着伪县长等人，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穿过满街围观的人群，迈着雄健的步伐出了城南门，走向雷神庙。
（四）
雷神庙离城2里许。我军押着汉奸来到庙前，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有如庙会。
庙的院子不小，但房间有限。当时天气尚好，部队就在庙前或院内选择适当的位置休息。理琪、林一山、宋澄等几位负责同志及其他几位干部进到院内，选定山门西侧南倒厅，作为开会场所，研究下一步的工作。他们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与回山里坚持游击战的问题。现在看来，问题并不难解决，但那时确有一番争论。
我们一大队队部的同志，有阮志刚、赵也民、我、陈光荣、黄在、夏来、李今辉等，都来到山门西侧南倒厅休息。因为经过一夜急行军和作战，大家都觉得疲劳，进屋坐下就不愿再动了。我们准备吃过午饭后，从容不迫地游览这名庙古刹。这时，正殿和西厢，都有少数同志在休息。
傍午时候，附近村民先后送来了部分饭菜。他们送来的是准备自己过正月十五的大饽饽，和可口的好菜。从饭菜上可以看出群众是真心实意地热爱自己的子弟兵。正在此时，敌机飞临雷神庙及其南面金龙山上空，盘旋侦察。敌机离去约半小时后，又飞回来，再次侦察。这时，在庙外的门岗小哨与休息的部队押着汉奸离去了（庙外已陷入不设防的状态），应该说，依我军原来的部署来看，是万无一失的，因为远在辛安河一带有设伏部队警戒，近在不远处设有岗哨，如果有突然情况发生，会提前得到报警。因此，理琪等同志的会议仍继续进行着。我们大队部的人和院内其他同志，也都安然地休息、游逛、等饭。咨村各户送饭的时间不一，院内的同志，多数还没吃饭。
（五）
可能是午时刚过，敌机第三次飞临。这次不是侦察，而是掩护着日军向雷神庙扑来。事先既无辛安河方面的交火枪声，又无近处岗哨的报告，而是平凡忠厚的村民不顾危险，跑进院内告急，我们才知道这非常紧急的情况——敌人已将雷神庙包围了。形势十分危急，突围已不可能，只有就地固守以待转机一条路了。这时的理琪同志，临危不乱，沉着冷静，提着驳壳枪，在院内奔跑着，指挥所有的同志分别占领正殿、东厢、西厢、南倒厅等主要建筑物，封锁大门、窗口、围墙和便门。
我们大队部的同志在南倒厅，先听到东厢方面人声嘈杂，接着是我们临街小扁窗外传进叽哩哇啦的语声。孙端夫同志见多识广，可能懂日语，首先辨别出来是日军，惊讶地叫道：“啊——鬼子！”奇怪的是敌人已到窗下，我们还全然不知，而且双方都未响枪。这一突然情况，真使我们吃惊不小，紧张非常，虽然表面镇静，但心里确是惊慌了一阵子。还好，枪响之后，紧张的心情均在瞬间消失了。
战斗打响了，开始枪声稀疏，可能是我方先敌开火。孙端夫踮着脚，用短枪顶开雨搭子，射击扁窗外墙脚下的敌人。接着枪声越来越密，敌人的机枪，从四面八方朝我阵地猛扫，真的是弹如疾风急雨，声似恶浪轰鸣。理琪同志就在指挥战斗的过程，不幸小腹中弹，扑倒在地。宋澄、张玉华同志急忙抢救，把他安置在大殿后花园的隐蔽处。那时，我们既无医又无药，所有伤员不论轻重，只得硬挨着。理琪同志的伤势很重，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一再号召同志们树立信心，固守阵地，节省子弹，坚持到黄昏突围。
我军在庙内的干部战士共20余名。大家不分男女老少，个个都是正式的战斗员，只要有枪在手便自动地利用地形选择射击目标，随时打击出现之敌。在山西侧南倒厅坚持战斗的有孙端夫、司绍基、阮志刚、我、赵也民、张修欲、陈光荣、黄在、夏来、李今辉。李启明开始也在南倒厅，后来到后花园与宋澄、张玉华在一起。大家同仇敌忾，相互协作，据险固守，形成密集的火力交叉网，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冲锋。敌人冲进院内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六）
敌人从正面进攻受挫后，不敢贸然进攻，在远处胡乱的朝着门窗射击。
忽然，两厢屋顶向院内打来冷枪。原来是敌人爬上房顶，俯卧在屋脊后射击。当时，我和陈光荣同志分守在窗口两侧，负责封锁院西北角便门及一段院墙。此时，我们受到西厢屋脊北端敌人火力威胁，不时地射来冷枪。一颗带蓝色光焰的子弹，在我上方尺许触壁后折而向下，斜落在我的脚旁，焰光立即熄灭了。当时在我近旁的张修欲、赵也民，都以为我完了。其实，因为角度的关系，敌我双方的火力都不易发挥。特别是敌人，既无火炮，又无掷弹筒，连手榴弹也没有，因而对我们威胁不太大。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封锁西北便门与大殿西头一段院墙，并兼顾西厢顶上的敌情变化。
黄昏时候，彤云密布，屋里显得格外阴暗。敌人的机枪仍在不停地扫射，但不那么猛烈了。西厢顶上也未见动静。是敌人在搞什么诡计呢？还是围攻的决心动摇了呢？我们一时也弄不清楚。天已经黑下来了，忽然有几位同志嗅到了异样的气味，都以为是敌人在放毒气。于是，有人拿出手帕，准备便尿防毒。接着，烧透了屋顶，塌下一块屋笆来，大家才弄明白，原来是日军因久攻不克面放起火来。我们放弃着火的南倒厅，分别转移到西厢和东厢。在火光的照耀中，我看到姜克、宋干卿、谷熙纯等同志坚守在西厢那里。
南倒厅的火势越烧越旺，火光烛天，照得院内通明。这时，天空纷纷扬扬地飘落着雪花。这夜幕和大雪，对我们坚守或突围都很有利。同志们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个个精神振奋，增强了胜利突围的信心。
（七）
大概是夜晚9时，张玉华同志去通知：“敌人已后撤，我们要从西北角的便门冲出去！”
我们是从便门冲出来的。冲出后，我们立即折而向南。雷神庙南面一里许一条深不没胫的小河，我与林一山同志并肩涉水，看不出他负过伤的样子。这时，敌人的机枪还在盲目地扫射着，好象是用火力追击我们。有道是“慌不择路”，我们顾不得天寒水冷，穿着鞋袜跑过河去。说也奇怪，当时并未意识到严冬季节湿透鞋袜的寒意，大家只管向前赶路。离战地远了，敌人的枪声由稀疏而停止了，大地显得分外沉寂。我们的突围成功了。
我们涉水过河后，很快就到了金龙山下的杨岚村。这时的林一山同志，精疲力竭，再也不能自持了——原来他负伤了。但该村离雷神庙不太远，群众正处于心神未定之际，不便勉强派差。我们借了一块门板，让林一山同志躺上。他伤重怕冷，我就脱下身上的棉大衣给他当被子盖好；怕他滚落下来，又用皮带把他捆在门板上。没有扁担和绳子，我们4个人一组，轮流用肩膀扛托着走。宋澄是上臂负伤，由同志们搀扶着走。大家艰难地爬上了金龙山。山上有一座庙。我们从庙前，沿着山间小路南行，到了一个不大的村子，找到扁担和绳子，这才象担架一样地抬着走。往前走了一程，又进到一个大村，黄在等同志找到3副担架，由村民们抬着林一山、宋澄、胡秀山，并跟随几个护送的同志，冒着风雪在前面走了。
担架走后，我们10几个同志（半数是大队部的人）继续前进。我们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行军和战斗，又长时间水饭未沾，疲惫不堪，体力难支。大家在路上，一面行走，一面昏睡，走走停停，前后碰撞，艰难跋涉，费时费力，走1里如同走10里。大家时常在雪地上歇息，有的同志一坐下就睡着了。我们又饿又累，好不容易又到了一个村庄。我饿得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在一户农民家饱餐了一顿冷地瓜。同志们实在太累了，都就地东倒西歪地睡了几个小时。天明了，我们躲避着飞机，沿着山路继续前进。不记得是中午还是下午，我们回到了崔家口。
（八）
大家虽然都很疲劳，但胜利后的相聚，都觉得别具一番愉快的滋味。人人以战场上的所见所闻，作为唯一话题，相互询问着，谈论着，有悲痛，有喜悦。
首先，我听到的是理琪同志牺牲了！他伤在小肚子上，是由张玉华同志背出来的，安置在雷神庙南面不远的杨岚村。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理琪同志对胶东党组织的恢复、三军的建立和抗日工作的开展，是有重大贡献的。他亲自领导点燃了胶东抗战第一把烽火——天福山起义；亲自领导打响了胶东抗日第一战——雷神庙战斗。理琪同志是深受军民尊敬的领导人。他的牺牲是胶东党和军队的重大损失，干部、战士都十分悲痛。
接着，我听到特务队长杜梓林同志牺牲了！他是在雷神庙南倒厅与西厢之间的厕所处，与敌人对射时中弹牺牲的。他原是牟平政训处的人员，积极开展抗日工作，参加了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威海起义。听口音，他是鲁西南人。他为国家英勇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我还听说，攻打牟平城之前，我军曾与驻龙泉汤的友军张建勋部约定共同攻城。届时，不知什么原因，友军未到，只我军独自完成攻城歼敌任务。我们在雷神庙激战七八个小时，城东北方向传来枪声，据说是张建勋的部队打枪，这对我们突围起到了支援作用。
林一山、宋澄同志，还有老胡等伤员，当即转送到文登县林村林一山家中养伤。雷神庙战斗后，我回到文登家里拿衣服，回部队路过林村时去看望我们的领导人、在家养伤的林一山同志。他告诉我：他在雷神庙东厢门内左侧，侧身依靠门框向西仰望，右手搭在右股后面，被西厢屋脊之敌射中，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股和右手。当时，他并不知道，直到鞋里的血积多了，发出咕唧咕唧的声音，才知道自己负伤了。我说：“当时咱俩一块往外冲，我就没看出来你负伤。跑到小河边，我滑倒了，爬起来咱俩并肩跑过河去。到了村，你支持不住了，才知道你伤得不轻。你负伤了，怎么能跑那么远？”林一山同志笑着说：“人总是有求生欲的。在紧急情况中，虽负重伤，往往能比常人发挥出惊人的效能来……”
雷神庙战斗整整50年过去了。愿烈士们安息，愿后来者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建设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