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寻求一种更好的方式了解掌握敌情呢？这时，张方庚猛然想到，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都是利用职业作为进行工作的掩护，那么，咱们能不能搞点职业掩护呢？后来，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情报处，几个同志一商议，都认为“以职业为掩护，加强敌工工作”是个好办法。在谈论到以什么职业作掩护时，有位同志讲了听到的一个故事，他说：“今年春天，有位同志到临沂城里去侦察，刚进南门，就看到聚拢着一伙人嚷嚷，近前一看，原来是两个汉奸正在打架，一个汉奸的衣裳已被撕成布条，另一个汉奸的鼻子被打破了，鲜血淋淋。据围观的群众说，这两个人都是烟鬼，为争买一盒烟打得头破血流。”听到这里，他不由心中一动，随即脱口而出：“敌占区缺烟，咱们根据地里有的是烟，俗话说得好。亲友见面，烟酒为先，我们何不在烟上做做文章呢？”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家就异口同声地说：“好主意！”
滨海地区的农户，原来就有种黄烟卷纸烟的习惯，当时纸烟供应非常紧张，只有大连、青岛、上海等地有正规的卷烟厂，许多人是吸不到纸烟的。他们就用简易小型的土机子，手工制成卷烟到市场上出售，所谓的土卷烟机只不过是用几块木板和铁皮制成的，但卷出的香烟也能和真的烟卷一样好吸好看。每到烟叶成熟的季节，敌工部工作人员就在莒南县的十字路、相邸、大店等集镇上，把一家一户生产的卷烟买进来，然后通过自己的地下工作人员带进敌占区，一部分卖给小商贩，与其建立供销关系，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供应给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让他们以卷烟作诱饵，靠近日伪军，掌握敌情。
随着对敌斗争的发展，卷烟的需要量越来越多，单纯从农户中收购，显然已供不应求。有些已经收购的卷烟，由于质量太差，日伪军中比较高一级的头目根本不用。为了让卷烟打入敌人上层，使其在敌人核心中发挥作用。1943年5月，山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研究确定，自力更生，建立烟厂。
兴建烟厂的决定下达之后，他们迅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在莒南十字路北的扁山脚下刘家扁山选定为厂址，因为该村具有建烟厂的有利条件，该村在1940年建立民主政权，1941年建立党支部，党组织坚强，群众基础好；村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河，尤其村北面山连山，便于掩护和隐藏，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加之村里村外农户历来有种植烟叶和卷烟的习惯，农民经常为维持生计采用土卷烟机制作卷烟到四处市场上出售。
厂址选定后，派人到上海购买了卷烟用的罗纹纸和制烟用的香料，聘请了技艺比较高超的卷烟师傅，招收了几名卷烟工人，开始生产。
作为刘家扁山村的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了主人，他们相信共产党，热爱八路军，烟厂办在这里，热情的村民捐出大批的桌、椅、凳、床等，腾出最大最好的各种用房20间给烟厂用，自己住偏房，把最好的床铺让给职工睡，自己打地铺，有些户三代人住在小茅草屋里，村民刘继亭将几间大屋连同哥嫂结婚用的新房腾出给厂子，而自家八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烟厂用的土卷烟机不足，有木工手艺的刘继允就一夜不睡觉帮着制作。卷烟生产任务紧，人手缺乏，不少村民积极参与工厂的建设，主动帮着切烟卷烟，有的帮助拣拾烟叶，有的帮助加工，有的帮着装成品，事事处处离不开村民们无私的支援。
要生产香烟，就得有个商号，创个牌子，到底叫什么牌好呢？当中有这样一段插曲：大鸡烟厂创办时，主要负责人、山东军区保卫部干部张方庚同志提出了一条起名的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名字要通俗，含意要深刻。按照这个原则，大伙进行了热烈的议论在场的同志都发了言，不多会就想出来十几个名字，都感到不理想，一直讨论到下半夜。忽然，传来了一声雄鸡长鸣，启发了大家的灵感，张方庚同志一拍大腿说：“有了”，就根据该村村东有个金鸡岭和劳动人民盼鸡叫、盼天明、盼翻身解放的意愿，确定叫“大鸡”，烟厂的名字也随之叫“大鸡烟厂”了。烟厂职工孙鲁光同志静静地坐在一旁，默默地用笔勾画着什么。当同志们问起他有什么想法时，他笑了笑，把手中的纸一举，一只英武的大公鸡展现在面前。大家同声高喊：“好！”没容大家继续称赞，他又高兴地吟诗一首：
阴云漫天雾重重，
东风横扫露寒星，
雄鸡高歌天破晓，
红日冉冉正东升。
在一阵热烈的赞扬声中，他们确定了香烟的牌子。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大鸡烟作为专供品，被送往延安，受到了来自各解放区的七大代表们的广泛好评。自此，大鸡烟红遍了整个解放区。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临沂城内四千名拒降伪军，虽然被我军彻底歼灭，但一批日特和国民党特务却潜伏下来，敌人的鲁中、鲁南和滨海三个战略区都向临沂派出了特工人员。为了统一指挥，加强领导，彻底搞清临沂城内的敌特活动，山东军区保卫部研究确定，在临沂城内南关大街上建立大鸡烟厂临沂分销处，并确定由张方庚同志担任分销处的经理。他们又继续利用大鸡牌香烟联络各方人士，调查了解情况，查清了隋玉贞等一批暗藏的特务分子，揭露打击了他们妄图组织反革命暴乱的罪行，保障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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