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理琪同志，胶东人民莫不深深地怀念和崇敬。他是胶东早期革命的领导者，也是我尊敬的老师，亲密的战友。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他那种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坚定勇敢、不怕困难的顽强革命意志，艰苦奋斗、勇于献身的忘我精神，以及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等，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当年理琪同志在胶东时的情景，我的心情总是久久地不能平静。
那是一九三六年年初的一天傍晚。我匆匆吃了晚饭，按预先得到的消息，站在我村头（文登县沟于家）的小河沿上，向西字城方向张望。时间慢慢地过去了，夜色渐渐加深。就在我焦急等待又有点失望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两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大，很快就变成了两个人影。在距离四、五十步远近时，我认出走在前面的一个正是西字城村负责和我接头的党员刘其章同志。不用说，那在后面跟着的，一定是我急切盼望着的那个人了，我赶紧迎上去。刘其章四下扫了几眼，然后低声给我们作了介绍：“这是上面来的王奇同志，这是老贴。”他说完，把手里提着的箱子交给我，就连忙返回去了。为了安全起见，我和王奇没有走街，在夜色的掩护下，绕到村后我家，也没走门，从后窗跳进屋里。到家一听他口音不是山东人，看样子约摸二十七、八岁，中等个儿，瘦瘦的，戴副眼镜，眼窝稍稍凹陷，眼神深邃而锐利。这个王奇原来就是理琪同志，从此，他就在我家住了下来。
理琪同志到胶东来，有一段很曲折的过程。
一九三五年冬，中共胶东特委发动的“一一·四”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地镇压了，特委书记张连珠等一些领导同志和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特委被破坏，主要负责人牺牲，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是共产党人 是杀不完的，革命烈火是永远扑不灭的。我所在的文登县的党组织，迅速恢复起来，成立了新的县委，同志们推我任县委书记。文登县委成立后，同志们分析了形势。大家感到，艰苦险恶的环境并不可怕，最难忍受的是失去上级党的领导。于是，一致主张，赶快与上级党取得联系，请求上面派人来胶东担任领导工作。县委首先写信与山东省委联系，没有找到。后来了解到西字城有个名叫邓汝训的共产党员在河南省委工作，于是又请求他帮助：如果山东省委联系不到，就请河南省委派人来。邓汝训同志很快来了信，信里说，山东省委不好联系，河南省委现在也不能派人。但他推荐了一个人，说这个人不论思想水平、工作能力都可胜任。又说如果我们同意，他再同这个人商量一下。我们立即回信说：“行”。这个人就是理琪。
理琪同志本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四柳树公社游庄人，一九O六年生，自幼读书，一九二七年在开封一个教会中学高中毕业，次年考上了冯玉祥的西北军无线电学校，当时邓汝训同志也在这里学习。理琪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常向家乡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和邓汝训是很要好的同学和朋友，两人毕业后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理琪被分配到冯玉祥所属部队的一个电台做报务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所在的国民党二十六军在江西举行了有名的宁都暴动。据说理琪在暴动后到了苏区，以后到上海中央机关，都是做电台工作。后来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有一部分人员留守，理琪即在其中。中央留守机关遭到敌人破坏后，理琪与党失去了联系。他焦急地到处寻找党的关系，正在这时，他接到邓汝训请他到胶东开展工作的书信。在这以前，理琪从国民党报纸上登载的“胶东赤匪猖獗”的反动宣传中，看到了胶东的党和群众干起了革命，心里很兴奋。接到邓汝训的信后，他立即复信，表示愿来胶东工作。不久，理琪便按照邓汝训信上讲的路线，从上海乘船来到胶东，与文登县委接上关系。
理琪同志刚住下来，立即就展开了工作。俺俩睡在一铺炕上，夜晚熄了灯，我向他汇报了“一一·四”暴动的详细情况，以后他又听了其他同志的汇报，进一步了解了全面情况，对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在这之前，我们许多同志对这次暴动认识不一致，争论不休。有的认为胶东地形狭窄，没有回旋余地，没有搞武装斗争的条件，“一一·四”暴动根本就不应该搞。大多数同志则持全面肯定的态度，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当时就这样想。理琪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片面性。针对前一种意见，他指出，一个地区能不能搞武装斗争，回旋余地的大小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是关键在于有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只要有了这两条，就可以选择敌人政治军事影响比较薄弱的环节，实行突然打击，然后转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发动、组织、武装群众，长期坚持，直到胜利。对后一种意见，理琪指出，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认为，“一一·四”暴动震动了国民党军阀在胶东的统治，扩大了我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它的积极意义不能抹煞，但是暴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少，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教训应当记取。经过理琪同志的具体分析，很快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振奋了人们的精神，我也觉得心里象开开两扇窗。
理琪同志白天隐蔽在我家，晚上就深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家中调查研究，准备在全面总结胶东党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今后的工作。正在这时，听说展书堂（国民党八十一师师长）又要搞“清乡”，为了保证理琪同志的安全，我们把他护送到威海，住在一家客栈里，暂避一时。“清剿”过去了，我卖掉一亩地，将卖地的五十块“袁大头”，交给一个叫于荣瑞的党员，让于去接他回来。
谁想于荣瑞到了理琪住的客栈，就被客栈的掌柜拖着打麻将去了，竟然忘记了他的任务。最后五十块大洋全输进去不算，还欠下三十多元。赌家不让他走；两下里吵吵起来。理琪在房间里听见动静，出来一看，见是来接自己的人出了岔子，怕继续嚷下去惹出麻烦，就机警地出面解围。他对掌柜的说：“朋友来看我，输了钱，包在我身上。”于荣瑞脱身出来，理琪严肃地对他进行了批评，并命他立即返回。可是于荣瑞回来根本没敢露面，就悄悄溜到东北去了。理琪在客栈等了两天，不见来人，以为有了什么变故，为防不测，于是变卖了些衣物，付清店费，又垫上于荣瑞败赌的冤枉钱，匆匆离开威海。
理琪离了威海，去到济南，又给我来信，了解到胶东没有什么变化，就第二次回到胶东。他这次回以后，工作抓得更紧了。这时，刘振民告诉我，听说陕北的中央红军已经分三路东进，中路彭德怀穿过河南，现已到达鲁西；北路的刘志丹经过山西到达河北，即将进入鲁西；南路徐海东经豫南东进，然后北上，快到台儿庄了。他主张趁这个形势，立即举行第二次武装暴动，迎接红军来山东。理琪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所谓红军三路东进来鲁的消息是没有根据的，“一一·四”暴动的教训应该记取。暴动后幸存的党员和群众中的骨干是人民的精华，革命的财富，在敌人连续“清乡”，制造白色恐怖，群众情绪低落的情况下，再去搞什么暴动，非把剩下来的这点力量也搞光不可。他说服了水子（刘振民的化名），并明确提出，要隐蔽精干，埋头工作，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待机再干；特别要迅速整顿，扩大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政治觉悟、理论政策水平和斗争艺术。后来事实的发展证明，理琪当时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
有了主心骨儿，我们这些党员都来了劲儿，走东串西，南跑北奔，寻找、联络失掉关系的党员，慰问烈士遗属，物色发展新的对象。记得我领着理琪到一些村检查指导工作，了解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情绪，还上牟平、海阳等县的一些联络点、站去过几次。理琪下去，对人谦和诚恳，平易近人，从不轻易给人家扣帽子。他一面倾听人家的意见，一面带启发性地提一些问题，使人不知不觉地就把问题汇报完整了，原来的拘束也随之消失了。理琪有胃病，经常吐酸水，身体也较瘦弱，但他始终精力充沛，干劲十足，象一团炽烈的火，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去了朝气的活力、希望和信心。下面的同志对他既钦佩又喜欢，很乐意和他接近。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的工作，理琪对胶东党组织的实际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开始着手写<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他起草以后，王台同志负责刻钢板油印。为了安全，我们选中了沟于家村头的一座庙做“印刷所”。我们越墙而入，王台刻，我和理琪印，早晨天不亮跳进去，入夜再出来，一连干了五、六天，印好了这封信，发到了一部分基层支部。
理琪以胶东特委的名义写的《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可以说是胶东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它以党的正确路线为指导，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胶东的党在前一时期，特别是“一一·四”暴动前后的工作，深刻地分析了暴动失败的原因，指出了胶东党在政治、军事、思想理论以及组织纪律，斗争方式，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改进的措施；针对当时全国及胶东的斗争形势，提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的策略和方法。如果说，前一个时期，由于学习不够、消息闭塞等原因，胶东党还带着一定的盲目性，那么，以这封信为开端，胶东党逐渐自觉地结合当地情况，运用革命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了。这个文件对于胶东党的建设发展和胶东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鉴于它的实际价值，直到理琪同志牺牲后的一九三八年夏季，中共胶东特委还重新印发了这个文件，供各级党组织学习。
为了加强胶东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理琪同志非常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他在艰苦紧张的工作中，总是挤出一些时间教我们拉丁文，还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辩证法，讲党的路线、政策等等，他走到那里，宣传到那里。
那时候，有一些糊涂思想和错误提法充斥党内，什么“知识分子不可靠”啦，“革命先革家庭的命”啦，等等，也不知是从哪儿传来的。就说“革命先革家庭的命”吧，不少人受这个口号的影响，弄得家庭关系很紧张。有些做父母的虽然自已受了一辈子苦，却不愿让儿女干革命，怕担风险。有的同志革命热情很高，但受这个口号的影响，常常训斥自己的老人是“老封建”、“老保守”，还有少数打骂父母的。我当时和母亲的关系也不好，理琪耐心地教育我，他说：“国民党成天诬蔑共产党是无父无母，你在那里打爹骂娘，不是正好帮了国民党的忙吗？这样搞下去：投合了敌人，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他又说：“当然家庭内部也有个革命的问题，但不是你那个革法。对那些思想暂时不通的父母、妻子，要讲道理，做工作，善于引导他们；一时做不通的，要耐心等待。只要不是豪绅恶霸，不是破坏革命的，绝不能采取粗暴手段，强制人家革命。”理琪同志不光言教，而且身教。他对我母亲十分亲热，并且按照那时的老习惯，每天早晨起来，都向我母亲问好。老人缺什么，他外出回来，总是千方百计想法弄点回来。他善于用家常话讲解革命道理，使老人不知不觉地提高了觉悟。我母亲在他的影响下，热心支持革命活动，我们的母子关系也好了。
时间在紧张的工作中过的飞快。一晃眼理琪在我家已住了半年。七、八月间，鉴于党的农村工作已有一定基础，城市的工运、学运等则比较薄弱，再加上常住东面，也不便于开展胶东西部地区的工作。因此，特委机关迁到了烟台，住在太康里二十号。理琪这时的公开身分是英汉算补习学校的学生，他一面继续领导胶东各地的农村斗争，一面深入工厂、码头、学校、街道，发动、组织工人、青年学生和市民，开展革命活动。这期间有两件事，使我对理琪同志的高尚品质，加深了印象。
这年的十月下旬，理琪要发展一个叫宁子孚的小学教员入党，宁子孚说：“还有一个人也要发展我入党。”理琪很惊奇，一了解，原来另一个要发展宁子孚入党的人，是北方局派来烟台开展工作的吕志恒同志（即吕其恩）。理琪和吕志恒同志交换了情况以后，坚持要对方担任特委书记。后来，北方局听取了胶东特委组织部长俞可范（石匠玉，即邹青言的化名）的直接汇报并下达了明确指示，理琪同志才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北方局当时指示：新建立的烟台市委与胶东特委合并，由理琪任中共胶东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
另一件事发生在十二月下旬。一天，在特委机关担写印刷宣传品工作的李厚生向理琪报告，他在街上碰见一个失掉联系的党员，海阳人，姓刘，外号叫“彪子”。李说，他已经和这个“彪子”接上头，并告诉对方烟台已建立了党的领导机关，负责人是谁，而且还约好了第二天接头的地点。理琪听了这个情况很生气，他说：“一个早已失掉了党的关系、长期没有见面的人，现在突然出现，你怎么能轻易相信，把特委机关的情况吐露给他呢？”李厚生原想第二天的接头叫理琪亲自去，理琪没有同意。他一再叮嘱李要提高警惕，注意观察，严格审查，见机行事，并要他一定在中午十二点以前赶回来。
事情果然不出理琪所料，“彪子”早已成了叛徒。第二天，李刚到约定地点就被捕了。虽然当天理琪等到十二点不见李返回，已有准备，转移了党的文件，离开了原住处，但终因国民党特务耳目太多，不幸和石匠玉一起被捕。
理琪被捕以后，中共胶东特委机关迁到威海，吕志恒同志主持特委工作，领导群众，继续坚持斗争。于得水等领导的游击队则活跃在昆嵛山区，顽强地坚持战斗。
芦沟桥事变后，理琪同志在党的营救下出狱，接着就遵照省委的指示，风尘仆仆重返胶东，准备武装起义。这时，特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就共同抗日等问题，开始与胶东的国民党人进行接触。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玩弄两面派手法，部分同志识不破他们的阴谋诡计，对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理琪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独立自主地坚持游击战的指示，严肃地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共产党的队伍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作战时可以与他们联合，但是不能合编，更不能改编，政治上、军事上、指挥上的自主权绝对不能丧失。”由于理琪正确贯彻了党中央的指示，有力地保证了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促进了人民抗日斗争的浪潮日益高涨。
斗争形势虽然发展很快，但这时党内仍还存在不少问题。除了部分人在统战问题上头脑不清醒，思相混乱以外，还有一些不团结的因素。有个同志思想右倾，个人英雄主义也突出。因为他目无组织，自行其是，扣压党的文件和上级拨给的经费，在国民党人面前散布诋毁党的言论，在党内拉派，对昆嵛山游击队大吹冷风，引起多数同志的不满，有些情绪暴躁的同志甚至想处决他。面对这种情况，理琪同志并没有简单从事，他冷静地分析了党内的思想、组织状况和这位同志的错误性质，认为还是应该着眼于批评教育，达到既挽救同志，又加强党内团结的目的。他一面做同志们的工作，一面对这位同志进行了严肃恳切的批评。为了保证这位同志的安全和便于对他经常进行教育帮助，并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工作。经过理琪苦口婆心的说服，改变了大家对这位同志的看法，团结了同志，以理琪为首形成了比较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团结巩固，为胶东抗日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准备发动起义的那些日子，特委和下面的同志都在紧张地忙碌着，理琪同志更是没白没黑地干，他既要筹划起义的全局，又要处理大量具体事务，诸如撰写布告，草拟通知等。由于事情多，又不能积压，他常常不得不一边写东西，一边听汇报。他有时胃病发作起来，疼得头上沁出汗珠，脸色蜡黄，仍然使劲压住腹部，继续坚持工作。为了把起义的准备工作做到尽可能踏实牢靠，他经常拖着瘦弱的身子，在隆冬的夜晚走这村跑那村，进行秘密发动，检查准备情况，实行具体指导。即使碰上雪骤风狂的天气，他也毫无难色，照常奔波。有一次风雪之夜，看不清道，他一下子掉进深沟的雪窝里，挣扎了半天，好歹才爬出来，东倒西歪地到了家，冻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这种为革命吃大苦耐大劳，坚韧不拔的毅力，使大家都非常敬佩和感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广泛组织发动，胶东特委决定在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半夜刚过，理琪就把住在我家的干部们叫醒了，我们说：“还早呢。”他说：“只能我们提前去等战士们，不能叫战士去等我们。”说完，就带领我们摸黑上了山。
正午时分，理琪同志在天福山起义大会上，根据省委的指示，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了！”这时鲜红的军旗升上半空，象飘动的火焰。全场同志顿时沸腾起来，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胶东人民抗日战争史从此揭开了第一页。理琪讲话指出：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我们的大片国土沦落敌手；现在每一个有血性的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要立即奋起抗战，有人的出入，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知识的出知识。我们宁可在战斗中捐躯，决不能在敌人的刺刀下苟且偷生！他那激情澎湃、富有感染力的讲话，使得人们热血沸腾。
天福山武装起义后，作为主要负责人，理琪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他曾亲赴威海，代表胶东共产党与威海专员孙玺凤谈判，巧妙地利用当时国民党的矛盾，策动了威海武装起义。不仅拿到了八十多支崭新的汉阳造及军衣、军毯等一大宗物资，还争取了政训处的一部分人员参加了抗日队伍。
由于参加抗日队伍的人员不断增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后来，起义部队整编且重组领导机构，成立了“胶东军政委员会”和三军司令部。理琪同志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三军司令员。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夜，理琪、林一山、宋澄等同志率领着三军第一大队，由昆嵛山东麓的崔家日出发，奔袭牟平城，严惩日寇傀儡政权。
行军途中，他对干部们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又是党的干部，我们一定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给战士们作出好的样子。”二月十三日清晨，部队进抵牟平城下，理琪同志部署兵力之后，带领战士们率先攻人南门，接着直捣伪县衙，大小汉奸头目尽数被我俘获。敌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这场干净漂亮的奇袭就胜利结束了。可是就在部队大部陆续转移，领导干部暂留城南二里的雷神庙研究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时，被烟台赶来的鬼子包围了。当时领导干部们正在大殿里面开会，一听枪响，理琪、林一山等同志急忙冲出正殿，爬墙一看，庙外是黄压压的一片鬼子。理琪立即分配了射击方向，要求大家沉着坚定，迅速占据有利位置。这时枪声骤然密集，敌人的子弹象暴雨般扫来。理琪一面还击，一面大声号召：“同志们！我们要坚决抵抗，要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同时要求大家注意隐蔽，节省子弹，瞄准再打，保存力量，准备突围。下午三点钟左右，敌人发起了更加疯狂的第三次进攻。理琪同志率领大家愈战愈勇，他不断地在正殿、南厅、东西厢房之间指挥反击，鼓励同志们坚持到底。在往返奔跑的时候，理琪同志的腹部不幸连中三弹，他倒在血泊之中，肠子流了出来。同志们要照护他，但是他拒绝了。他命令大家不要分散精力，一定要打退敌人的进攻。直到生命垂危，他还竭尽全力，喃喃地说：“同志们……要……节省……子弹……坚持……到……黄昏……”当黄昏后突围将理琪同志背出雷神庙后，他终因伤势过重而与世长辞。
理琪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革命，为了人类美好的明天，流尽了自己最后的一滴血。从他第一次来到胶东，到永远地辞别这里的山山水水，前后刚够两年，他牺牲时年仅三十一岁。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理琪同志，胶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我们将学习您的榜样，继承您的遗志，在您流血牺牲的地方，建设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