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寻求一种更好的方式了解掌握敌情呢？这时，我猛然想到，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都是利用职业作为进行工作的掩护，那么，我们能不能搞点职业掩护呢？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情报处，我们几个同志一商议，都认为是个好办法。在谈论到以什么职业作掩护时，有位同志讲了听到的一个故事，他说：“今年春天，有位同志到临沂城里去侦察，刚进南门，就看到聚拢着一伙人嚷嚷，近前一看，原来是两个汉奸正在打架，一个汉奸的衣裳已被撕成布条，另一个汉奸的鼻子被打破了，鲜血淋淋。据围观的群众说，这两个人都是烟鬼，为争买一盒烟打得头破血流。”听到这里，我不由心中一动，随即脱口而出：“敌占区缺烟，我们根据地里有的是烟，俗话说得好。亲友见面，酒烟为先，我们何不在烟上做做文章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家就异口同声地说：“好主意！”
我们滨海地区的农户，原来就有种黄烟卷纸烟的习惯，每到烟叶一成熟的季节，他们就用土机子制成卷烟到市场上出售，在莒南县的十字路、相邸、大店等集镇上，把一家一户生产的卷烟买进来，然后通过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带进敌占区，一部分卖给小商贩，和他们建立供销关系，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供应给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让他们以卷烟作诱饵，靠近日伪军，掌握敌情。为了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建立个联络点，我们通过内线关系，派遣敌工人员张玉卓，携带妻室子女在临沂城定居，以开炭场、出烟摊为职业掩护，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按照当时的分工，我是负责联络工作的。因此，经常骑着自行车来往临沂和十字路之间，把一箱箱的纸烟从根据地运到临沂城外，再把敌工人员搜集到的情报由临沂带回根据地，有时也在城附近落落脚，住几天，分别向敌工人员传达上级的有关指示，总结交流情况，研究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措施。以职业为掩护的做法，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效。
随着对敌斗争的发展，卷烟的需要量越来越多，单纯从农户中收购显然已供不应求。有些已经收购的卷烟，由于质量太差，日伪军中比较高一级的头目根本不用。为了让卷烟打入敌人上层，使其在敌人核心中发挥作用。1943年5月，山东军区保卫部研究确定，自力更生，建立烟厂。兴建烟厂的决定下达之后，我们迅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在莒南十字路北的山扁山脚下选定厂址，派人到上海购买了卷烟用的罗纹纸和制烟用的香料，聘请了技艺比较高超的卷烟师傅，招收了一百多名卷烟工人。
要生产香烟，就得有个商号，创个牌子，到底叫什么牌好呢？我们共同商定了一条起名的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名字要通俗，含意要深刻。按照这个原则，大伙进行了热烈的议论，不多会，就想出来十几个商标。在场的同志都发了言，惟独孙鲁光同志未出声，他静静地坐在一旁，默默地用笔勾画着什么。当我们问起他有什么想法时，他笑了笑，把手中的纸一举，一只英武的大公鸡展现在面前。大家同声高喊：“好！”没容我们继续称赞，他又高兴地吟诗一首：
阴云漫天雾重重，
东风横扫露寒星，
雄鸡高歌天破晓，
红日冉冉正东升。
在一阵热烈的赞扬声中，我们确定了香烟的牌子叫“大鸡”，烟厂的名字也自然随之叫“大鸡烟厂”了。
正因为大鸡烟厂是根据以敌斗争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所以，从投产的那天起，职工们就把生产香烟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多生产一箱香烟，就等于多在敌营中投放了一颗炸弹；多生产一支香烟，就等于向敌人心脏中多插了一把尖刀。”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夜以继日地劳动，生产指标一再突破，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这批自己生产的香烟，除留下一小部分供应根据地军民之外，大量的都运进了敌占区，重点是临沂城里。由于大鸡牌香烟原料纯正，质量优良，价格便宜，气味芬芳，很快名声大振，博得了敌占区各界人士的赞扬，不仅日伪军政人员争买大鸡牌香烟，就连川本、高桥也都偷偷地把大鸡香烟作为生活的必需品，有时还买进供奉给自己的上司。通过大鸡香烟作媒介，我们的敌工人员逐步靠近了日伪的上层人物，活跃在他们的中心，从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紧密地配合了对敌斗争。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临沂城内四千名拒降伪军，虽然被我彻底歼灭，但一批日特和国民党特务却潜伏下来，敌人的鲁中、鲁南和滨海三个战略区都向临沂派出了特工人员。为了统一指挥，加强领导，彻底搞清临沂城内的敌特活动，山东军区保卫部研究确定，在临沂城内南关大街上建立大鸡烟厂临沂分销处，并确定由我担任分销处的经理。我们又继续利用大鸡牌香烟联络各方人士，调查了解情况，查清了隋玉贞等一批暗藏的特务分子，揭露打击了他们妄图组织反革命暴乱的罪行，保障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光阴如水，岁月流逝。运用大鸡香烟与日伪军作斗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在艰苦年代里创建的大鸡烟厂，却一直在不断发展，现在已变成了现代化的大企业，它的产品——大鸡香烟已畅销全国各地。
（根据原临沂地区副专员张方庚和原大鸡烟厂包装组组长孙立善的回忆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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