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庙战斗已经过去50周年了。然而，那激战的枪声犹在耳边，那激战的情景如在眼前。
雷神庙战斗的前一天，就是1938年2月12日，理琪同志在崔家口召开干部会议，部署攻打牟平城。他说：“张建勋的队伍是从牟平城拉出去的，对牟平城的情况比较熟悉。我们两家配合起来攻打牟平城，他攻东门，我们攻南门。但估计他不可能按时到达。他不到达，我们要照常攻打南门。”开完了会，再传达下去，已经是日暮西山的时候了。部队马上出发。
担任攻城任务的部队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我当时在第一大队任一中队指导员；中队长是柏永升同志。我们在夜间不停步地行进。大家知道是去攻打牟平城，消灭伪政权，人人的战斗情绪十分高昂。在距离牟平城30余里外的尺坎休息之后，我们开始了急行军。过沁水河时，大家都是从水中趟过去的。水面漂着冰块，不时碰着人们的干腿。在距城5华里的地方，我们开始跑步前进。在城东南角的城墙外面有路，我们顺路往西到了南关桥头。特务队是短枪队，他们的第一功是把城南门的敌人的岗哨全部抓获。接着我们中队就往城里冲。我们中队长柏永升同志在南关桥头指挥，我带领战士一个跟着一个冲过桥去，紧接着冲进城门里。
我在城南门里缴到一支七九马步枪和100发子弹。我原先那支枪，也是七九步枪。这样，我有两支步枪，共180发子弹。我很喜爱步枪，因为我很早就知道步枪有许多优点。那是1936年，我在文登县文登营小学教学，校长是于烺同志，他从区公所借到一支步枪叫“湖北条子”，我和同校教师田野、郡英天天练习射击。那时，我们学校还买了用步枪打飞机、打卡车的挂图。我就是在文登营学校看到挂图，才知道步枪可以打飞机的。后来，我入伍听咱们的老兵说，短枪不如长枪威力大，十个拿手枪的人打不过船上三个用长枪的土匪。所以，我对步枪的良好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我们刚冲进城门里，听到一片乒乒乓乓的响声。我开始以为是枪响，再仔细一听，原来是各家各户上门关窗的声音。又一看，街道两边的住户和买卖家的门口，都插着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我们一直向前冲，目标是去攻打伪县政府。我带领战士冲进政府大院，没有遇到多少阻击。我向右边第三幢平房打了一枪，喊：“出来，缴枪不杀！”从房里出来一个人，举着两只手，我问：“什么人？”他答：“一科长。”我说：“枪呢？”他示意在房间里。我从他枕头底下，搜出一支崭新的匣子枪，一条装满120发子弹的转带。我们继续往后院搜索。老战士王南海比我跑得快，先把那个伪县长抓出来。我正走到一幢房屋的墙东头，看到王南海和几个战士带出个胖子走过来。那伪县长中等个儿，白净脸儿，身穿咖啡色毛布大袍，外罩黑色、圆领、对扣、华丝葛马褂。那伪县长的鼻子淌着血，我便问：“他的鼻子怎么了？”王南海说：“我打的！——他要爬墙跑，我扇了两个嘴巴子！”我说：“不要打。”王南海说：“自古以来，咱庄稼把子什么时候捞到个县长打……”战士们对汉奸卖国贼十分愤恨，异口同声地说：“这狗县长，该打！”正在此时，县长办公室传来电话铃声，我们寻声拥进办公室。那时，我们只要武器、弹药，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要。我们把电话机摔了，话筒里还有话声，就用枪把了把它捣碎。我们什么也不找，只找武器、弹药。房间里被我们翻得很乱。我们只想到打日本，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一些法币和县长的皮袄扔在地上，被踩来踩去。
我们从县长办公室出来，押着那个县长往外走，碰见理琪同志及特务队的同志。我们把伪县长交给特务队，押走了。我估计，可能是特务队打开了监狱，那些犯人的头发好长，见了我们又作揖又磕头。那些警察穿着黑色服装，朝着我们笑呵呵的，表示赞同我们的行动。我在县政府大院里，边向外走，边回头看，只见一些老百姓模样的人在里面到处乱窜。不知道他们是何时进到县府大院的，可能是爬墙进去的，有扛凳子的，有背八仙桌子的，县政府里的东西全被他们抢光了。我带战士向政府大院冲时，没有在大门口设哨。可能是理琪同志带特务队进大院时，在门口放上岗哨。
我一出县政府大门，首先看到街两边原来插着的五色旗都倒了，有些被集中到县府大门前。住户和商号的门窗都敞开了。我们的同志在街上搞宣传，说：“三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有的说“我们也打汉奸队”；还有的说“中国人是不可欺负的，抗战一定胜利”。有许多老百姓围着我们的同志听演讲，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都为我们演讲的同志鼓掌。我顺着南北大街出城。向城里冲时，我是靠着街西边的；出城时，我是走在街中央的。我们向前走，人越聚越多，为我们热烈鼓掌。过去，没有人为我们鼓掌，就是我当小学教员时也没有人给鼓掌。现在，我们攻城胜利了，老百姓感到喜悦和扬眉吐气，我们也感到高兴和自豪。
大约上午10点多钟，我一出城南门，就遇到柏永升同志。他见到我，笑呵呵地摸着我那支新匣子枪，要用他那支手枪和我交换。我把枪给了他，没有给他子弹，也没有要他那支枪，他显出很高兴的样子。我没有接到去雷神庙集合的通知，但大家都朝着那个方向走。在我给柏永升枪的时候，特务队的人喊：“到雷神庙去，往南走，2里路！”
我到雷神庙，开始只看到孙端夫大队长在那里。我把120发匣子枪子弹全部交给了孙端夫同志。当时，短枪子弹是很缺少的，象副大队长司绍基等人只有几发子弹。要有“集体主义思想”，“服从统一指挥”，“一切缴获要归公”，这些都是十分正确和很有必要的。我给孙端夫同志那些短枪子弹，在雷神庙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雷神庙大门西侧南倒厅分里间和外间。理琪、林一山、孙端夫和大队政委宋澄等领导同志在里间开会。外间是一般干部，能听到里间的人说话。那时的民主精神比较好，特委在里间开会，外间的人都是同志，听听会议内容也没有什么问题。领导同志开会的内容是研究下一步怎样行动。、理琪同志的主张是攻而不守，就是攻克牟平城，不守牟平城；召开大会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并提出把警卫力量安排到雷神庙四面。这时，东厢有一部分人，西厢有一部分人，院中有一部分人。特务队的，不是中队干部的，不在南倒厅。院中的人走来走去，有观光的，有闲聊的。不大一会，群众开始往庙里送饭。送饭的时间不一，大家吃饭的时间也不一。我吃的饭，是大饽饽片、红稻米稀饭。群众的情绪很高涨，对我们很热情，有不少小孩子也进到庙里。我们的女同志，还有老胡，在东厢屋外向群众做宣传工作。那时，我们只知道召开群众大会搞宣传，随时随地向群众做宣传工作的作法刚刚开始。
我们一夜未睡觉，早晨都未吃饭。大家吃完饭已是上午11点半多了，感到十分疲乏，困极了，不顾鞋是湿的，身上发冷，依靠着墙就睡着了。敌人的飞机到雷神庙上空转圈，大家都站起来观望。战后听说的，是汉奸队发了信号，敌机才来的。我看到敌人的飞机很小，是灰色的，在空中转游的速度很慢，没有现在的汽车跑得快。不是战斗机，没有扫射，也没有投弹。我们的战士缺乏关于飞机的知识和对付它的经验，现出很紧张的样子。有些老兵觉得雷神庙在空旷地上，地形很孤，打起仗来不好守，都说走吧走吧。这时，部队开始转移。留在庙内的人不多，部队领导人和有经验的老兵招呼大家注意隐蔽。有的人说，飞机上有反光镜，不要被它发现目标。于是，大家都找地方防空，有藏在门后的，有站在屋檐下的。大多数人在屋里，既感到紧张，又觉得困倦。
飞机在空中转了若干圈，大约在半个小时后，首先听到三八式步枪乒乒乒的响了三声，接着听到敌人的冲锋枪响，又听到高声的“地儿毫各所”的日本话。敌人的枪刚一响，理琪同志说：“大家要沉着，可能是盐警捣乱。”理琪同志根据自己原来的军事部署判断：三中队在城西埋伏打援，如果是烟台来的敌人，受到三中队阻击会传来战斗枪声的，可能是盐警受敌人指派来袭击我们。战斗后大家才知道，三中队去到城西那里，未破桥，未打援。因为事前没有破桥的准备，不仅没有带锨和镐头，而且锯子和斧头也没有，未尽到责任，敌人的汽车直接开到雷神庙附近。理琪同志没有估计到敌人来得这样快。他听到敌人冲锋枪响和“地几毫各所”的日本话重新判断，知道是日本兵来了。情况十分危急。开会研究部署是来不及了。此时，理琪同志心想：敌人还未全部包围上来，三十六计走为上，决定突围，便高声喊：“同志们，冲一！”他第一个冲出南倒厅，往北跑到大殿前，被西便门的日军打一枪，子弹击中他的肚子，扑倒在院中。我和宋澄同志紧跟在理琪同志身后，也冲到院中，随即把他架进北大殿后面的后花园一丛高梁秸里。
雷神庙北大殿东头有个夹道，从那里向北转便进到后花园。我记得，后花园有个菜窖子，还有两丛高梁秸，东北角有个猪圈。后花园北边和东边是一堵高大的砖石花墙，下半截是石头砌的，上端是用灰色瓦对成一尺多高的花垛。花墙已经年久失修，有些砖石已经松动。花墙的东西长度比大殿长，南北长度比大殿短。我们刚进后花园时，花墙正爬上敌人，有的站在墙顶准备下来，有的刚露出半截身子。我们一阵猛烈射击，敌人全部被打下去，但宋澄的右臂负伤了。这时，宋澄同志喊着“冲”o我跳上猪圈墙，踏着猪窝盖，刚向墙顶探头，随即遭到敌人机枪一阵猛烈扫射，手负伤，整个身子倒下来。宋澄看向外冲不行了，再没让冲。这时，李启明到了后花园，理琪同志把自己的枪交给李启明，我们4个人在后花园里坚持战斗。我又爬上猪圈墙，从花墙的花垛孔朝外望，看清了敌人的情况：庙东北约500米的村头上，码着麻袋包，架着重机枪；正东300米左右有轻机枪；100米外有卧式双人掩体，等间隔约50米1个，每个掩体1支步枪、1支冲锋枪，交叉射击；花墙墙根下，也布有敌人。日军都戴着新钢盔，黧黑的圆脸蛋儿，中等个儿，身穿藏青色的呢子军服，方型子弹盒挂在腰两边皮带上，三八式步枪上着闪光的刺刀。这时，敌人的飞机还在空中转，我朝它打了5枪。战斗后，我从烟台来的人那里听说，敌人狼狈得很，好象是用老牛把飞机拉回去的。但是，具体是谁打的，不知道，反正是打下的，不是自己掉下来的。
雷神庙战斗，是胶东人民武装打击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战。这次战斗，我们没有手榴弹、没有炮。敌人也没有手榴弹、没有炮。双方都是以步枪为主要火器。但敌人有轻、重机枪，兵员也比我们的人数多几倍。可是，有些情况，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大家只想到日本兵来了，必须坚决杀敌。从战斗一打响，大家听从指挥，充分发挥各自为战的能力，从门窗朝外射击，形成交叉火力网，坚守着整个庙院。我们在后花园打下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后，接连又打下敌人三次进攻。当时的战斗很激烈，那真是枪一伸就响。我原来那支步枪打得拉不开栓了，就换缴来的那支马步枪打。李启明在北大殿东头拐角处，轮换着用两支短枪朝西便门打，敌人一直未能进入庙院来。李启明很有战斗经验。大约战斗到第三个钟头时，我看到李启明左脸颊有血，给他包扎，他说是擦皮伤，不要紧。 后花园东半部中间有一个不大的菜窖子，进出口是方形的井式的，约有半人深。在菜窖的东南角，上面盖着一扇不太厚的旧磨。我们打退敌人的第四次进攻后，宋澄同志指挥我和李启明把那扇旧磨搬开，把理琪抬到菜窖子里。就在此时，理琪同志低声说：“要节省子弹，准备流最后一滴血”。在战斗间隙，我们还先后看望过理琪同志。把理琪同志安置好后，我把后花园北墙松动的石头拿下一块，稍经整理，便出现枪眼似的洞，不多，我只搞了一两个。我们开始反击了，可以瞄好准打庙外的敌人。 敌人连续进攻未成功，便统一号令放火发起第五次进攻。我看到庙院内乌烟瘴气，以为是敌人放毒瓦斯。后来听说，南倒厅有的同志曾想用小便把手巾湿了防毒。接着，后花园的两丛高梁秸也起火了。每丛高梁秸大约有一二十捆，敌人用两块白布，大概沾上汽油点着火扔在高梁秸上，燃起了大火。宋澄组织我们打退了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我站在猪围墙上，利用花墙瓦孔，瞄准敌人的掩体射击，每打一枪，凡是击中了目标，只见敌人两手一扎煞不动了。我们还用墙半腰处原来掏的“枪洞”，射击运动中的敌人。对墙根外的敌人，我们就用石头打，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石头砸在钢盔上的声音。
我们反击到天黄昏，看不清外面的情况。开始点灯的时候，空中飘着细碎的雪花，但无大风，雪花纷纷扬扬。大约9点钟，听到东北方向，大约在800米外，传来枪声，在空中呼呼响。这究竟是我们自己的人来搞里外配合夹击，还是张建勋带队伍来了，当时不清楚东北方向传来枪声前10分钟，雷神庙敌我双方均不开枪了，估计敌人准备撤退。那时，如果我们是建制班，组织一次冲锋，那就是个完整仗，战利品就是我们的。当时估计，枪声是从城东门外方向传来的，是张建勋打滑头仗。他可能了解
我们上午的战斗情况，走到半路回去了，下午知道仗打激烈了，而且天已快黑战斗将结束，又回来了。总之，在当时他有点爱国思想才来打日本鬼子，配合战斗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至于他以后坏了，那是他以后的事，我们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
宋澄同志听到东北方向传来枪声，立即决定突围。我背着两支步枪和剩下的40发子弹。宋澄胳膊断了，李启明脸负伤了。宋澄安排我背着理琪，我的枪交给李启明背着。我们从西便门冲出去，不是从正门出去的，也不是爬墙出去的。我们出了西便门，先朝西南方向走，后又往南走。这时，理琪已不能说话了，软绵绵地伏在我背上，宋澄扶着我走。大约走了一二华里，遇着住家的，宋澄搞到一块门板，我和李启明抬着理琪走。往前走不远，又遇着一个村庄，此时理琪已不省人事了。李启明有经验，他说理琪不行了。我们看到一家临街的房子里点着煤油灯，进屋看看无人，锅里煮着萝卜丝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炕很暖和。李启明说：“理琪同志不行了。我看把理琪同志放在这里，等特委来人处理后事。”屋里没有人，可能是牟平老百姓曾遭受刘珍年、张宗昌混战之苦极其严重，见打仗都躲藏起来。我们三个人都负伤了，宋澄同志伤得很重，他看我和李启明的体力耗尽，难以坚持，便说：“把理琪同志安置在炕上，回去报告特委。”我们安排好了，便离开了那个屋子。第二天，我们回到崔家口，报告了特委。后来听说，理琪的遗体在群众场园的草垛里。
雷神庙战斗后，中共胶东特委用油印件通令嘉奖3个人：宋澄、李启明和我，决定每人发给一枚奖章（后未发）。同时，也通报了3个受处分的人。
在纪念雷神庙战斗50周年的时候，我作了首诗歌<忆雷神庙战斗>，用以纪念，也用作此回忆的结束语：
特委决定进牟平 三军主力向西行
一夜跨过昆嵛山 天明攻克牟平城
理琪召开干部会 日寇飞机陆战队
两军激战雷神庙 我军反击敌溃退
1988年2月12日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