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二·九”运动前，相当多的人是没有组织关系的。有的虽然思想进步，但没有加入组织，有的有过组织关系但失掉了，也有的是自己开展工作，独立活动的。经过“一二·九”运动把他们都汇拢起来了。我在“九·一八”后相当活跃，但又不是共产党，所以人家也弄不清我的底细。我就是在山东自己组织过一些人，找到了党的关系，但山东与中央无联系，所以为了找党的关系，我到北平来，进了北师大。刚一报名，办了手续，就有人从山东来找我，他们要求我带领他们参加广东会议，问我找到关系没有。为了反蒋，我们去广州参加过胡汉民等召开的另一个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同蒋介石在南京开的那个大会完全是唱对台戏的。但后来蒋介石用收买、拉拢等办法来分化瓦解粤系。所以我又回北师大来读书。这时已有不少新同学，又是在签订“何梅协定一之后，大家正在酝酿搞“一二·九”运动。我同王文彬等谈过。当时曹鹏翔很有经验，他看我在座谈会上常提怪问题，反问题，就找我谈话。我也问了他有关我们党同托派的关系等，他耐心作了解释，打消了我的顾虑。不久，他就介绍我加入了武装自卫会后来又入了团，给我看过团的文件。到一九三五年底发展我入党的。在入党后，还让我当团支部书记。在·一九三六年一、二月间我们团支部开会时，高锦明也来参加过。
我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就接替王仁忱当师大的支部书记。开始时交给我的只有十几个党员，其中有张仁槐。到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央有个指示，指出青年团已成为第二党，无存在的必要。中央规定，除个别的人外，团员一般都转为党员。所以在我当支部书记时，不少团员转为党员了。
三六年三月份我当支书时，党员只有十几个，到五月间团员转了党，才有二十几个党员。这时师大是一个中心支部，既包括大学的文理学院，又包括师大附中，女二中，志成中学，还有附近的平大法商学院、民国学院、和东大文学院支部。文学院支书是郭庆云、理学院支书是江明，后来是陈希愈。师大附中也有党支部。法商学院支书是刘慈凯。民国学院是张辑五，后来把原归区委领导的大学党支部，交给北平学委来领导，学委中由李华具体负责联系。在“一二．九“运动后，我们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分开，把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依靠广大群众做掩护，做得比较好。此外，师大还有一个更秘密的小支部，有几个党员，这是为了防止破坏，采取多线领导。这是到“七七”事变后通知党团员撤退时才知道的。总之，到“七七”抗战时，师大的支部已有四五十个党员。加上这个小支部，约有五十几个党员。王文彬是我发展入党的，因为他比较老练，市委要人，我就把他介绍给市委了。
下面，我谈谈关于在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情况。
北平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有黄敬、李昌、杨学诚和我四个人，我们到西安时是化了装的，那时正是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西北军同我们的关系好，所以在一九三七年春我军进驻延安，那时，西安已有一些车通延安。参加会议的华北地区代表，除北平四人外，天津有李铁夫（朝鲜人，已病故），河北是张霖之、李菁玉，山东是黎玉、陈少敏，北方局是彭真同志。小组会彭真也来参加。在大会主席团里有彭真，我们才知道他很重要。
毛主席在会议开始时讲，我们这个会是全国代表会议，但是因为刚刚同国民党达成协议，要联合他们抗日，为了避免麻烦，所以叫做苏区党代表会议。我们在三月底到延安，就参加了会议，一直开到四月底，五月初。会议先是批判张国焘，苏区的同志批得很利害，有的甚至要求枪毙，批了好几天。张国焘在检讨时，一再标榜他一贯拥护共产国际，一贯拥护党中央的。针对当时的情绪，特别是那些枪毙张国焘的要求，毛主席还专门作了报告，进行了解释，说“不要提这样的要求”。五月初，毛主席做了报告大家进行讨论，他根据讨论的情况做了结论。这在《毛选》中收入了。对于毛主席的报告，苏区的同志都是拥护的，但我们从白区来的就敢讲。本来在讨论中提出一些问题和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是可以的。在分组讨论中，我们反映了一些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杨学诚胆子很大，他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不同意毛主席报告，杨学诚的发言在苏区老同志中引起了很大不满，毛主席在结论中说：有不同意见，这对讨论是有好处的。我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是对的。日本要侵略，灭亡中国是既定的国策，是不会后退的，即使有时在策略上有些变化，这个方针是不会变的。毛主席针对杨学诚的意见，在结论中做了详细的回答。关于白区党代表会议的情况我不了解。我只听了少奇同志的报告，没有参加讨论就回北平了。因为我和杨学诚都是有学籍的，请假时间太长是不行的。中央认为白区非常缺乏干部，所以叫我们不要开会了，赶快回去。
那时我曾写过一个报告给中央，是个“万言书”，北方局印了，刘少奇写了按语是肯定的。我认为党要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合作，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因为蒋介石是被迫同我们合作的，如果他叛变了怎么办？所以要同任何能同我们合作的力量联合一起抗日。洛甫看了这个报告后找我谈，批评我的报告不对，说我的看法是“小老婆主义”。因为主张今天同这个合作，明天同那个合作，像个小老婆似的。他讲因为蒋介石是代表国民党的，要合作就要同他合作，我仍坚持认为我的看法是列宁主义的。会议期间，毛主席曾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我也问过毛主席。他讲蒋介石现在还不会叛变，即使他叛变了，再打十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会议期间，毛主席和我们北方青年进行了谈话，他说：北方青年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们的大多数应该团结，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到底。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时局烦闷，应在集体的运动中求解决，这个运动就是为求民主与抗日实现的斗争。你们北方青年应该对争取民主自由增加兴趣，争取爱国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中心之一，如只谈抗日，而不了解作实际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则抗日是不会有效果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作斗争。对改良主义者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
当时我们党支部研究过师大的情况，确定过一些正确的策略。比如在西安事变后，反动学生到处挑衅要来打架，我们支部研究了情况，认为打架不得人心，所以虽然我们在体育系也有一批左派学生，也打得过他们，但我们决定要尽量避免打架，把大事化小，有时甚至躲一下，不到十分不得已不打架。我们强调要合作抗战，这样比较得人心。在西安事变后，一些中间同学听说蒋介石被扣，命运未定，十分担心，害怕国家没人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宣传团结抗战，反对打架，对争取中间同学是很有利的。另一个策略就是在释放蒋介石后，我们尽量提抗战的口号，强调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而国民党学生光讲拥护蒋委员长，不讲抗战，这也使中间同学慢慢看清了反动学生的面目。此外，为了团结中间同学，在选举中，我们尽量找一些在运动中思想已经转变，但表面上还是中间的同学来担任负责的工作，而cc等反动学生却拼命反对他们，这样反而使他们自己更加孤立。
我们还做了很多工作来争取二十九军抗战，很重要的就是积极参加军训。我当时是参加军训的学生中党团的负责人。廿九军的旅长何基沣具体负责军训，就鼓励他们抗日。他也多次公开表示要坚决抗战。对于个别在军训中打架的反动学生，他采取了开除学籍的措施。因为当时国民党规定大学生要接受军训，如果严重违犯纪律，可以开除学籍，开除后全国所有学校都不能再招收他们，“七七”前何基沣给我们作报告时，就把战争的可能性告诉了我们。“七七”那天，我们还在打靶受训，亲耳听到了第一声枪炮声，后来才知道是日军在进攻卢沟桥。那时何基沣命令部队坚决抵抗，我们也去慰问二十九军将士，给他们送水送饭，他们还曾在半夜用大刀砍死了许多日本鬼子。我们参加军训及慰问，对支持何基沣等爱国将领及广大战士抗战，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何基沣就对我们讲，这次我们决不退让了，要坚决守城。总之，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些正确的策略来团结广大同学，争取二十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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