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青岛四方纱厂工人为了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压榨，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掀起了罢工风潮。事件发生时，我正在《青岛公民报》当编辑。王尽美也在青岛，但彼此不知。工潮发生后，我在《公民报》上发表言论指责日本资本家压迫和剥削，支持工人的斗争，因其他各报漠不关心，对此问题，禁若寒蝉。我召集报界同人开会，请李慰农、傅书堂到会报告罢工经过和工人生活发生困难情况，要求各报记者大力支持和援助。《公民报》对罢工问题，辟了《工潮专载》。有一天，我到四方纱厂了解消息，在路上遇见王尽美，一起到四方纱厂宿舍见到李慰农、傅书堂、伦克忠和其他四五位同志。王尽美对他们几位说：段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很忠实，有什么消息，可以给段先生说，公民报很支持咱们工人弟兄们，我们很感谢。随后，大家又谈了些厂方对工人的态度，又给了我几个材料，即同王尽美回市里，傅书堂、李慰农也跟着来了。我约他三位到公民报社谈了一会，即行分散。
罢工十余日，仍没有解决的希望。日资本家不但不接受工人要求，反而变本加厉，宣布纱厂停工，锁闭车间，赶走工人，使工人生活更无保障。共产党同志们工作更加紧张，领导工人向各界呼吁，《公民报》发表言论，要求各界救助工人的生活。有一天，王尽美来对我说，他要到上海去，对工人方面让我多帮忙，会有代表常来和我联系。还说：要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媚外资产阶级作无情的斗争，不达目的不止。王尽美去后，傅书堂、李慰农、伦克忠常领导工人代表在我编辑室开会，研究对策。后来学生会代表吴准也常参加。对我不外。开会的决议，应当发表的，第二天就在《公民报》刊载出来。《公民报》成为工人同志们的机关报。后来为缩小目标，只有傅书堂、伦克忠常来。有一天，上海来了一封信，收信人是《公民报》转王伦先生收（王伦是李慰农之化名），我交傅书堂带去。次日得知上海纱厂工人为援助青岛工人斗争举行罢工，顾正红牺牲，演成五卅惨案。
青岛共产党领导罢工同志们游行示威，学生会领导各校学生也参加游行，向胶澳督办公署请愿，要求与日本资本家交涉。《公民报》指责青岛资本家对工人生活坐视不救，麻木不仁。对青岛资产阶级、买办阶级进行攻击。因此，资产阶级的隋石卿、买办阶级的刘子山，勾通军阀张宗昌，施行镇压，派兵包围纱厂工人，不准游行。于1925年7月26日，将公民报社封闭，逮捕编辑胡信之和我以及董事刘祖乾，工界李慰农、伦克忠，教员马纳川等十余人，交胶澳警察厅看守所关押。张宗昌令第一军军法处长袁致和，严刑审讯。我和胡信之、李慰农押在一室，其他几位不知押在什么地方。经过审讯，我们三人均被军棍打跛了腿，但毫无惧色。李慰农直率地承认是共产党员，领导工人反抗日资本家压迫剥削。我和胡信之也承认支持工人和日本资本家斗争。军法处长袁致和叫我们画了押，仍押回看守所。看守所的看守警们给我们三人治疗棍伤。次日早，李慰农曾对我和胡信之说：“我是共产党员，比你二人严重。我恐怕难免于难。咱们是同志，又是同难。如你们二人能脱险，一定要再接再厉，不要灰心，对帝国主义者始终作殊死的斗争。”这几句话，至今仍印在我脑海中。一天无事，也没再审讯。到第三天（7月28日）早，约在8点钟的时候，突然来了如狼似虎的十多个兵，先叫王伦，又叫胡信之，留我一人在屋里。就是这样，李慰农、胡信之二位同志即壮烈牺牲了。次日，将我和伦克忠等十余人，解往济南，押在军法处看守所内（现在的府东大街文化馆）。隔了一月，伦克忠又被枪杀牺牲，我和余下的人们，被送到第一监狱关押。我在监狱里过了半年多，至1926年2月间，始得自由。从此，即与共产党的朋友断了关系。
（此文由张绍麟根据作者20世纪60年代的回忆材料整理。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