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22年考入四方机厂艺徒养成所的。约在1923年底，圣诞会成立以后，党的活动在四方机厂开始了。我们艺徒养成所的毕业和未毕业的同学，曾因厂方无故开除艺徒李××，而进行罢工斗争。艺徒李××是因与厂方工贼发生冲突而被开除的。同学们认为厂主开除艺徒李××是缺理的，如果这样下去我们艺徒的工作、饭碗是无保障的，为了保障我们的饭碗，就推派代表赵石恪、牟洪伦和我等十几人去厂长室交涉恢复艺徒李××的工作。交涉未成，我们研究进行罢工示威，斗争的结果我们胜利了，厂方被迫恢复了艺徒李××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式成立了四方机厂艺徒养成所同学会，并且挂出了牌子。这时在新老工人中形成了两个组织：老工人参加的圣诞会，新工人参加的同学会。这两个组织以后为统一的工会所代替。
自从我们进行了这次罢工斗争，四方机厂第四场木工纪子瑞（共产党员）与我发生了联系，教育我，引导我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又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的负责人是孙秀峰。接着我积极参加成立工会的活动。在这过程中，由纪子瑞和邓恩铭介绍我人了党。我入党的时间比傅书堂晚一点。郭恒祥应该是在圣诞会被破坏后就入了党。因我在高密工作时，他曾和另一个人到我那里联系工作，制造越轨事件，未成即回青岛了，并说一些党的工作情况。
当时党的代号“CP”，团的代号由“SY”改为“CY”，以后敌人也发现了这个代号，所以改为党的代号是大学，团的代号是中学。
四方机厂党组织的建立，工会的组成，主要是邓恩铭开展起来的。后来刘俊才、王元昌、王元盛（青州第十中学的学生，共产党员）都在四方机厂工作过，李慰农还担任过支部书记。在这个过程中，王尽美也来过，在圣诞会第二次唱戏时，地方当局不准，而圣诞会坚持要唱，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一天夜里王尽美与圣诞会长郭恒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王尽美曾说：“不要因争气引起很大的牺牲，是太不值得的”等等。以后，王尽美在四方小学赵玉璋那里开过会。他说：“你们不认识我，可是我早就与你们接过头了。敌人阻止你们唱戏时，我就来过。唱戏不是工人的切身利益，工人的切身利益是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成立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在党的领导下，经过秘密的组织工作，四方机厂工会就正式成立了。我被推举为工会的执行委员。1925年胶济铁路局发生了南北派争夺权利的矛盾，党组织就利用了这个机会，组织了铁路工人大罢工。四方机厂工人也参加了这次罢工斗争，并提出了五个条件。接着以四方机厂工会为主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来领导这次罢工斗争。当时工会的主要领导人有：傅书堂、丁子明、孙义昌、伦克忠等，我也被推举为常务委员，王元昌曾在工会上担任过秘书。这次罢工斗争我们胜利了，厂方才被迫基本上答复了我们提出的五个条件。
我记得在1924年四方机厂党组织开展活动时，听说在市内电话局早就有罢工斗争的，是赵鲁玉在那里搞的。她是邓恩铭派去的。可是邓恩铭在1924年以前就来过青岛了，以后赵鲁玉在东镇买了一架缝纫机收一些零活，住了很长一个时期，又到大连去了。
在纱厂第二次大罢工期间，军阀张宗昌曾来青岛巡视工作，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家贿赂了他。因此，他派遣他的爪牙，对工人的罢工斗争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大逮捕。四方机厂党的组织、工会都被破坏了。四方机厂工会被敌人破坏的那一天，正是星期天。我们在工会上听见有人在外面喊叫，许多巡警正逮人。我找了一个机会，溜到工会后面的工人宿舍里去。当晚，我向邻居借了四块钱跑到济南向省委去报告，当时省委接见我的时候，是在大明湖中的一只船上，有尹宽、延伯真、丁君羊听了我的汇报。让我住在济南东流水王永章的住处。以后省委让我回到老家即墨了。
在这次大逮捕中，支部书记李慰农被捕牺牲了。《公民报》的主编也被捕牺牲了。
此文由臧淼根据作者1960年7月14日的回忆材料整理。（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于维功(1903-1963)，又名于文成、于伟功，山东即墨人。早年人四方机厂做工。1924年11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四方机厂工会执行委员、胶济铁路总工会常务委员。1926年5月1日，代表胶济铁路总工会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劳动大会。1929年赴苏联学习。1957年回国，在北京汽车修配厂工作。1963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