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会议运动是1924年底至1925年春，中国共产党抓住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北上的时机，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的一次伟大的人民运动。它的目标是：对内成立人民政权，结束军阀的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早在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对曹锟的“猪仔国会”，在“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就提出了国民会议这个口号。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政权迅速崩溃。冯玉祥一方面表示倾向革命，把自己的部队改为国民军，并邀请孙中山立即北上；一方面又顾虑长江流域直系势力北进，为了联络皖系督促山东督军郑士琦阻截直系援军北上，便把段祺瑞请出来作“临时总执政”，以暂维大局，这使因北京政变打开的局面复杂化了。
在中国共产党建议下，孙中山于11月4日决定离粤北上，并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宣言中，孙中山主张用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解决当前时局问题，而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先召集预备会议，以决定国民会议的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孙中山还提出，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
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的团体及人民有选举的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的自由，中国共产党于11月19日发表了“第四次对时局主张”，表示支持孙中山的“北上宣言”，重申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主张说：“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会议或国事会议，也不是几位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与权能。”
全国各大城市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拥护党的主张，国民会议运动很快就在全国展开了。在北京，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亲自领导成立了
“国民会议促成会”。中共北方区党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广泛发动社会各阶层群众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北京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教育会等群众团体均加入了“国民会议促成会”。随后，党又领导在北京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上海的《响导周报》，北京的《政治生活》等报刊均发表大量文章宣传和推动国民会议运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也发表文章，号召广大青年参加到这一运动中来：“国民会议运动，确是目前一个重大的政治斗争，并且是我们接近群众（各阶级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最好机会”，“所以我们青年在尚未组织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各地方，应即速联络人民团体组织之，其已组织者，应更谋充实其内容。……纵然有促成会非我们之组织者，我们亦应设法加入活动。”
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在党、团组织的教育和组织下，也积极投入了这一运动，也就在这时，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王尽美，当时他是以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到北京去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召开的会议的，和他同去的还有国民党人王乐平、阎容德。我们在北京大学一块听取了李大钊、瞿秋白等的报告，作报告的还有一些国民党要员。会议期间，李大钊还单独召集入会的共产党员开了会。会后我们山东的四个人在北京学习了几天，整理了报告的文件。就乘车去天津见孙中山。孙中山由粤北上，经上海、日本，于12月中旬到达天津。他在日本看到了段祺瑞于12月7日发表的尊重不平等条约的宣言非常气愤。所以到了天津后，迟迟不肯到北京去，段祺瑞于12月14日派代表去天津迎接他，他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执政府偏要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我们到了天津后要求见一见孙中山。孙中山先派人来接谈，回去向孙中山汇报后，孙中山在国民饭店分别接见了我们四人。王尽美1924年1月到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就与孙中山相识，孙中山首先接见了王尽美，和王尽美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的谈话。据王尽美回来说，孙中山先生特别关心冯玉祥倒戈、直系溃败后的北京局势。王尽美就其所知和中国共产党人对时局的看法与孙中山先生进行了详尽的晤谈，王尽美还与孙中山先生谈到了山东国民会议运动的情况。孙中山先生以他个人的名义委派王尽美为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并授予了盖有孙文之印的委任状。接着，孙中山先生又分别接见了王乐平、阎容德和我，也都颁发了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委任状，记得我当时穿着一身北京大学学生军军服，孙中山先生对此极感兴趣，问我会打枪吗？他把他的手杖给我，叫我用它比作枪，给他表演持枪射击的动作，他喊口令：“卧倒，目标正前方，发现敌人，射击”，“起立，立正”，“向左转……”。他对我表演的动作，非常满意。孙中山先生还问我北京大学的情况，有多少要革命的，他说，中国要武装革命，要把广大学生组织起来，特别要靠比较穷苦的人。孙中山先生谈到了他的“北上宣言”，他说我在“北上宣言”中指出：“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孙中山先生还对我说：对于当前时局，我是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这次北上，就是为达此目的。你们青年学生，积极投入这项工作很好，到了山东，要宣传、组织群众，尽量多的成立一些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
我们四人在天津期间，分住在两处，王乐平、阎容德住高级宾馆，我和王尽美住在一个普通的小旅馆里。王尽美很注意和群众联系，他处处以平民的身份出现。当时，在建党初期，党的活动经费不多，王尽美尤其节约，从来不多花一分钱，住旅馆也要找最便宜的住。晚上，他和我谈心，给我讲革命道理，常常谈到深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尽美谈他访苏时的所见所闻，1921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要中国派一个代表团去苏联参加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派王尽美等同志前往。中央还根据共产国际通知精神，决定邀请一部分国民党员以民族革命团体代表的身份同时前往。王乐平是参议院议员，山东省议会秘书长，他反对曹锟贿选，拒绝了曹锟给他的4000元并逃出北京，在当时的国民党人当中，是比较进步的。经陈独秀的邀请，王尽美的动员，他以民族革命团体代表的身份出席了
莫斯科会议。王乐平在苏联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回国后在组织“平民学会”、“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非基督教大同盟”，办齐鲁书社和开展国民会议运动中和王尽美配合得较好。王乐平1930年因搞改组派运动在上海被蒋介石派人刺杀。中国代表团是通过满洲里经西伯利亚去莫斯科的，当时苏联的政治局势已经从动乱当中基本上稳定下来，度过了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工业与农业逐渐开始恢复。王尽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时感到心旷神怡，兴奋异常。
王尽美在苏联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报告、兄弟党代表的发言，到苏联各地进行了考察，参观了克里姆林官的列宁办公室，并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列宁办公室是一间有两扇窗子的大屋子，靠墙是书架，里面摆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百科全书、经济方面的书籍和古典文学名著，新书放在较低的一个书架上，有几个架子专门放报纸，有一个桌子专放各种地图，墙上挂着地图和马克思、哈尔士林的像。
列宁的书桌差不多是在屋子的中心，桌上放着一盏小台灯，几架电话机，一把用来剪信用的剪刀，一把裁纸刀，和几支削尖了的铅笔。桌子两旁的架子上放着准备查阅的党的文献，参考书籍、报刊。桌前是一把藤做的、朴素的圈椅。
列宁的办公桌前面还有一张桌子，周围放着圈椅，这是接待来访者和举行政治局会议用的。屋子的整个气氛简单、朴素。尔后，就在这间屋子里，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团的负责同志，王尽美等同志一进门，列宁便指着桌旁的软垫圈椅请他们坐下，列宁自己却坐在桌旁的一把硬圈椅上，他轻轻地移近王尽美，面带友谊的微笑，开始了亲切的谈话。列宁仔细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列宁还指出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要团结其他革命阶级，推进革命事业。
王尽美十分尊敬和热爱列宁，他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渊博和机智是非凡的，这次接见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王尽美还向我谈到苏联人民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吃的是黑面包，而且定量供应，但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他们的生活很快会好起来的。苏联人民非常好客，他们拿精粉面包和丰盛的菜招待客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把好饭转让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吃，自己和主人吃一样的饭菜，王尽美在苏联流连半年之久，走访了许多城市和农村，考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更加坚定了终生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王尽美是1922年6月从苏联回国的。他向我介绍的苏联的情况，启发和诱导了我去苏联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以后终于实现了，1925年，斯大林在莫斯科设了一个中山大学，我去学习了两年。
我们四人从天津回济南时，王乐平、阎容德坐的头等车厢，王尽美和我坐的闷罐。因为闷罐车厢上乘客多，而且都是普通的工农商学群众，王尽美不愿放过任
何一个联系群众和公开宣传的机会。他在列车上热情地向广大乘客宣传国民会议运动的重要意义，他说，善后会议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国民会议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才能产生临时国民政府，才能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才能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王尽美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深入浅出地进行解释，广大旅客听得津津有味。每到一站，旅客有上有下，王尽美就一遍又一遍地宣传。王尽美随身带着一把胡琴，讲累了，就拉胡琴，拉一阵胡琴再讲，从天津一直讲到济南。
我们到了济南后住在育才小学，王乐平在济南有家，隔了一两天后，开了一次碰头会，具体研究了分工。王尽美考虑到青岛、淄博的工人运动正在高潮发动期，提出亲自东去，负责青岛、淄搏等地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建工作。我也东去烟台、张店，王乐平在济南，阎容德去德州。王尽美在《大青岛报》登了“王尽美启事”，向全市各界人民宣告：“敝人此次来青，因无适当住处，致与各界接洽诸多不便，殊深抱歉，现与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问妥，每日下午二时至五时，假李村路二十九号神州大药房内三层楼上该会所招待各界，如有以国民会议见询者，请届时驾临为盼。”当时全国人民热烈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所以，每天下午到神州大药房三楼拜见王尽美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工人、职员、店员、知识分子、学生，也有爱国的资本家。王尽美总是热情地接待，耐心地答询。王尽美还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在胶澳中学和福禄寿电影院召开了两次各界群众大会，并发表了长篇演说。他从国际帝国主义的争夺和侵略，讲到国内军阀的倾轧和混战，从曹锟的“猪仔国会”，讲到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他说要摆脱中国目前的困境，善后会议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按照国共两党的主张，召开各阶层人民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成立临时“国民政府”，进而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的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的合法权利。在王尽美的宣传教育和联络组织下，青岛市国民会议促成会很快就正式成立了。
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起来后，王尽美又到了淄博，可巧这时我也来到了淄博，我们二人又通力合作在淄博开展工作，领导成立了淄博国民会议促成会。在淄博期间，王尽美特意到煤矿区，专门召开了一次煤矿工人群众大会，他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向工人同志着重讲了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定是世界的主人的道理。他说，为什么我们辛苦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反而吃不饱穿不暖？因为我们创造的财富被强权者夺去了。王尽美在这里引用了一些具体数字，向工人算了几笔账，对“剩余价值”、“剥削”这些深奥的名词，作了通俗的讲解。终年在地窑下劳作的被人称为“煤黑子”的工人大众听了王尽美的讲话，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说：“王特派员是我们的知心人，他能代表我们的利益，我们要跟他走！”我和王尽美于2月下旬又一同到了张店，领导建立张店国民会议促成会。此时，接到“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的通知，立即动身经济南去北京参加3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中国政治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人民代表的一次大集会。代表中有工农群众、教职员、学生，也有新闻记者、律师、民族资本家等。大会开了一个多月。到会代表200余人，代表了20多个省区，120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此时，段祺瑞于2月1日召开的善后会议还在吵吵闹闹地进行，两个会议对着开，使得整个北京城沸腾起来。大会期间，在李大钊的直接组织领导下，成立了大会的党团。大会期间，中共北方区党委还多次举行会议，听取大会党团的汇报，专门研究与善后会议斗争的策略和措施。为配合大会宣传，揭露段祺瑞的阴谋，中共北方区党委在大会期间还组织了两次
北京群众示威游行。此外，李大钊还召集了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会议，研究贯彻党的四大所确定的“扩大左派，批评中派，反对右派”的方针，共产党员在大会期间，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坚持了党的领导权，使大会始终沿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轨道前进。
3月12日，正当“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因操劳过度，在北京病逝。孙中山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尽了毕生的精力，这位为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所尊敬的伟大的民族领袖的逝世，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引起了全国的哀悼。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运往西山安葬的那一天，十数万北京人列队“恭送”。“恭送”遗体的队伍经过西华门善后会议所在地时，人民群众由悲痛变为愤怒，把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大牌子给砸了。在中共北方区党委和大会党团的领导下，在追悼孙中山的三天活动中，印发了大量的传单，着重宣传了孙中山先生遗书、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中国”的政治主张。
孙中山的逝世，使国民会议失去了旗帜，“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就结束了。国民会议虽然没有开成，但国民会议运动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它在揭露敌人的反动面目，教育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方面，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党利用北京政变的时机，根据全国人民的愿望，发起和领导的以国民会议为口号的人民运动，扩大了革命宣传，把革命种子散播全国，它大大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会后不久，上海、青岛、北京、武汉、广东、唐山、长沙、奉天等地的罢工运动就风起云涌地开展了起来。
我和王尽美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那为实现民主政治、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是我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引路人，是我永远怀念的良师益友。
（原裁《文史资料选辑》（十）1983年）
此文由王哲口述，于彦青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