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尽美初次相识是在五四运动的时候。
那时，我正在诸城县枳沟乡立高等小学一年级上学，每日三餐通常是用谷子换煎饼吃。佐膳的菜是咸萝卜头子或大葱；有时买到一碗小豆腐或借用老师们的锅灶熬一点青菜或大豆腐吃，就算大犒劳了。而经常买大葱或其他蔬菜的地方是郑家菜园。郑家菜园的主人郑明训是当地一位反清复明的隐士。据说，这位老人的先辈曾与顾亭林、丁野鹤、杨永新、张石民等反清复明的志士交往。这些人虽然反清复明的“壮志”未酬，但是他们的心愿总想传于后代。所以直至当时，郑明训仍然留全发，束发穿过帽子上方的圆孑L，用簪子绾起来，活像当时的道士。我看见这个装束，很觉奇怪，回家时询问家里的老人，才知道这些事。而这位奇装的老人正是王尽美的姑父。
郑家菜园在枳沟东西大街东头，东阁子以东，坐北朝南。临街有三间茅屋，东头有一间过道，前门临街，后门通向内院，院内地面宽阔。有几亩空地，种着各种蔬菜。菜地以北是郑家住宅。临街的过道就是他们摆菜摊的地方。西边两间屋里，有桌、有炕，并放着锨、镢、锄各种农具，各种菜种，打水用的辘轳和水桶等物。菜园的大门上一付对联非常别致，上联是：“知我欲寻诸葛菜”，下联是：“羡君如在百花洲”。别家的门对年年更新。他们这付门对是刻上的，是用黑漆漆好的凸起的草书，书法遒劲，年年如旧，并不改动。据说这是一位先辈的挚友来访时赠给的，园主人非常珍重，故刻在门上永留纪念。
我和一些同学之所以好往郑家菜园买菜，一是因为无论阴、晴、早、晚，街上无菜可买的时候，他那里都有菜，即使摊上的菜已卖尽，也可到地里去拔去摘。二是因为郑家对人和气，菜也洗得干净，卖价公道，不需论价。三是郑家虽已家道不富，但还是诗书人家，在顾客不多的时候，常常彼此交谈，上下古今，无所不及，日子长了，也就成了朋友了。
1919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课后，我到郑家菜园来，适逢过道内，菜园主人的儿子郑炜昭（通常我称他郑大哥）正在和一位青年座谈。我一入门，他们起立直迎。郑炜昭说：“我给你们介绍介绍。”指着王尽美对我说：“这是我的表弟王瑞俊，他是北杏人，现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作为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到诸城县发动学习组织学生会。反日救国，顺便回家探亲……”又指着我对王尽美说：“这是王为铭老弟，他家是王家楼子，他是王乐平先生的令侄，是这里高小一年级的高才生，……”接着王尽美对我说：“真凑巧，与你在这里相遇。王乐平先生是革命的老前辈，我在济南常看到他，这次爱国运动，他是积极的支持者。我们虽是初次相见，也可说早就是间接朋友了。”接着我又问他济南学生运动及他到诸城发动学生的经过情形。他便将北京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向北京政府请愿惩办卖国贼及通电全国呼吁各地同胞共同奋斗，电请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拒绝签字，济南学生和全国各地学生一样，响应北京学生的呼吁，已经组织起学生会来，现在已经发展成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共同行动，到诸城时得到当地一些教育界爱国人士的帮助，工作顺利的情形，说了一遍。现在，事隔几十年，详细情节已经记不清了。但他的大意是对我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一个清朝皇帝，但国家权利并未落到人民手里，各地仍然是军阀专横，压迫人民，打倒了一个皇帝，又出现了无数个小皇帝，他们争权夺利，连年内战，人民所受的涂炭更甚于前。人民要想得到民主、和平、幸福的生活，必须再来一次革命，反对封建势力，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才能复兴。现在有些革命的老前辈如山东的王乐平、丁惟汾等也同意这种看法。听说，十月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也正在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以俄为师的号召，想重整旗鼓，再接再厉。全国青年，目睹全国形势危如累卵，身家性命所关，岂能坐视？我们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主要根源是没有发动人民大众参加革命运动，而是过于重视了现成的武装力量。孙中山先生的历次革命活动都是联络军阀，实际上，这些军阀只想升官发财，扩充个人权利，心里本来没有国家和人民，在他们力量微薄的时候想借孙中山的名望，打着革命的旗号，扩充个人势力；及至羽毛丰满便把孙中山抛开，孙中山还是光杆一个，怎能不失败呢？我们这次爱国运动便想从学生运动开始，联络工、农、兵、学、商各界人民，都起来参加。现在形势发展很快，五四以后，这才十几天的时间，北京代表到济南来过，济南学联现在正在分赴各县，发动学生，组织学生会，扩大力量。我们准备不久以后也派代表到北京去，到各省去，加强联系，共同前进。
我当时是13岁的小学生，从来没有人这样郑重其事地和我谈论国家大事，虽然我在学校里也很关心时事，爱看报纸和进步刊物，但听到王尽美这些言论，仍有耳目一新顿开茅塞的感觉，使人感到异常地亲切和温暖。
最后，我请他到我们枳沟高小去召集同学开个会，也把学生会组织起来，抵制日货，宣传救国，他都坚决拒绝了。他说：“在家臭和尚，出门一棚僧。你们那里北杏学生就不少，他们会说：‘那不是××那个臭小子，才出去几天，倒装模作样说起国家大事来了。’我有那些工夫，还不如到个生地方，费些唇舌，会发生更大的作用——特别是那些地主少爷们，更瞧不起我们这些穷小子。”我再三请他去，并说：“现在的代理校长王立哉是我五叔，我可以说服他召集学生开会。请你讲话。”他说：“不用了。我从诸城来时，已请诸城学生会派代表到各乡镇各小学去组织学生会参加爱国运动，估计不久就会有人到你们这里来。救国是全国人民共同的事业，参加的人越多，力量越大。应该让更多的人有参加运动的机会。这样才能使他们在实践活动中，锻炼成长为革命干材，为国效力。一个人的本事再大，对救国大业来说，也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的。应该层层发动，不能包办代替，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让诸城学联派代表来你们这。”我听他说得很有道理，便不再坚持。因为贪恋地与王尽美交谈，这天，我提着大葱回到学校时，已经暮色苍茫，别的同学已经吃过晚饭多时了。
过了两天以后的午间休息时，我看到王尽美已经来到我们的小学，正与他熟悉的北杏同学在教室前面说话，我便约他到我屋里去坐坐。他看到我的桌子上有《新青年》、《新潮》、《新生活》等刊物时说：“在这乡村的小学里，也能看到这些进步的刊物，可真不易呀！”我说：“我没钱订阅书报。这些都是从老师和同学手里借来的，都是别人看过以后，过时的东西了。”他说：“不，不，不！这些刊物中的文章，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再看，也不过时。当然，他们的话也不会全是金科玉律，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很重要的。他们提出的意见，也往往是值得研究、参考的。我主要也是借阅别人的书报，我有这个感觉。”他问我这些书是从谁手里借来的，要我同他去找这些人谈谈。交谈过后才向我告别，说他即将回济南去，并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希望我积极参加爱国运动。
王尽美走后，又过了两天，诸城县学联派了两位代表到我校来，一个是徐宝娣（解放后，改名陶钝，现任曲协主席，曾主编《民间文学》）。另一位是陈宝琨（解放后在胶县邮电局当局长，文化大革命时自杀）。两人都是诸城县立观海小学的学生。我校代理校长王立哉召集全校同学开会，让他们讲了话。他们讲话以后，王立哉代理校长与初级班主任庄耀南也发言表示支持，他俩都是王尽美来校时交谈过的。
会后，枳沟学生会与商会联合成立了枳沟各界救国联合会，印发宣言传单，限期禁绝日货，禁运内地物资出口资敌。学生停课，组成十人团分成两帮，逢集的日子，一帮到集上宣传，一帮到通往青岛的大路上去检查日货和贩运粮、棉、花生等商贩。不逢集的日子，就分日夜两帮，分别到大小路口去检查。按照其他地区已经采用的办法，在限期以内第一次查到的日货加印标记发还，并告以抵制日货的必要，如第二次查到就没收。对第一次查到的外流物资，按当地市价降价拍卖，第二次再犯亦以没收等办法进行处理。虽到放暑假的时候，学校亦未宣布放假，学生还是坚持工作，开始查到的日货，曾在逢集的日子堆在南河滩上当众焚烧了一次，以后商会会长赵贡南提议说：“日货是中国人花钱买来的，这样烧了，实在可惜，不如存放起来，用它救济贫民或作其他公益事业。”大家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查到的日货便不再烧了，都送到商会会长赵贡南所在商号“瑞复兴”去存放起来。我们每去存放一次，都在存储册上进行登记，也看到仓库里的日货积存日多，到这年9月间，三间大屋，上着屋梁下触地，放得满满地快放不下了。但是下一次去存货时，屋里的货一点也没有了，同学们不知货物去向，问店内人员都说不知道，找赵贡南，他们说不在家，从此赵贡南竟不见了。我们问学生会的会长和委员，也都说不知道。但不久以后，学生会长王乔年，委员王长令都不见了。据与他俩同村的西安庄同学说，他俩在运动中吸鸦片成瘾，回家变卖家产，闯关东去了，这会赵贡南又露面，他说：“我出去办货不在家。”把责任全推到王乔年和王长令身上了。
到寒假里，代理校长王立哉、初级主任庄耀南都辞职了，但他们并没说为什么原因，我在放假前去给庄耀南老师送书，他说：“我向你们告别了，明年我和王校长都不回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怂恿同学起来爱国，同学们废寝忘食，奔走呼号，餐风沐雨，辛苦了半年，结果黑白不明，有的同学甚至失足落水，流落他乡，是一次惨痛的失败，实在对不起同学们。”他俩似乎是既不敢彻查究竟，与地方豪绅为敌，又不愿甘心受此污辱，无所表示，同学们愤愤不平，就更束手无策，不知所措了。
1923年5月，我在青州山东省立第四师范上学了，在青岛《胶澳日报》副刊征文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时，我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为题的文章，被采用后，副刊主编邓恩铭给我一封信大加赞扬，请继续投稿，并说明不几天后将到青州面谈。
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邓恩铭果然到青州师范来会面来了，并带来了《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共产党宣言》等文件相赠。这些文件都是莫斯科印制的，想必来之不易。在交谈中，他说他是贵州省荔波县人，是苗族（现在有些文件说他是水族，与他的自叙不符）中的熟苗。他并解释说，生苗仍住深山老林，熟苗已与汉族同化，识汉文，说汉话。他的舅父黄泽沛，在山东已多年，他没有儿子想以他为继子，所以带他到山东来，曾在济南山东省立一中上学。他的舅父当时是益都县知事，所以他常到益都来，他舅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黄伯云。
在他问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过时，我谈到1919年王瑞俊代表省学联到诸城时与我相遇及交谈的情况，这次投稿也是采用了他对我谈话中的一些意见。我只读过《新青年》等刊物中的文章，没见到过马克思的专著……邓恩铭因此也谈到五四运动时王瑞俊是第一师范学生会的代表，他是一中代表及他们共同活动的情况，但他没有透露王尽美这个名字。
从此以后，每隔一两个月他就到青州一次。每次都到青州师范来与我交谈，有时还带本新书赠我。常常是交流学习情况，谈论国内时局及世界形势，有时也询及校内同学及老师们的思想动向。当时，我们四师同学中有个读书会。读书会的缘起是因为上师范的学生，大都是家庭经济困难上不起中学的人，各人自己订购较多的书报是有困难的，学校里又没有图书馆，阅报室里的报刊很少，所以我们常在一起的几个同学便相约订购不同的书报，互相借阅。为了借阅方便，我们订了一个图书登记簿，把每一本书刊各占一页，书刊传人谁手，随时登记，一查便知。最初只有四五人参加，分别订购了《新青年》、《中国青年》、《响导周报》、《新建设》、《学生杂志》等期刊和《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社会发展史》等。我们几个人自习在一个屋里，睡眠也在一个寝室，课余饭后，互相交谈，自然地形成了不定时的读书座谈会。后来，加入的人逐渐增多，会员包括不同班和不同年级，只靠这样自然形成的座谈会便觉不大满足，我们便在愚公堂两侧，出了一种墙报叫《读书会报》，交流读书心得或提出疑难问题。会报开始先公布了《读书会章程》，章程规定凡是有愿订购一种期刊或一本图书供会员传阅的同学，都可登记为会员，会员有通过语言和文字交流学习心得的权利和义务，读书会报不定期，会员的读书心得和疑难问题可随时抄写清楚，随时贴出，不加限制，作者要在文后签名，注明月日，文责自负。每个会员如果认为必要，随时可提出题目，约定时间、地点召开读书座谈会。会员可自愿参加，人数不限多少，都可座谈。当时邓恩铭来时，我所能谈的多是有关读书会的情况，我曾几次向邓恩铭提到：“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了，并且已经知道《响导》是党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是团报。有些人也想入党或入团，但不得其门而入，到底他们在哪里呢？”邓恩铭的答复是：“可能我们山东也有，等我找到他们时，我和你一同加入。”
1924年3月一个星期日的下午，邓恩铭又来看望我了。相见之后，他第一句话便说：“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与王尽美两人共同负责介绍你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我问：“谁是王尽美呀？他认识我吗？”邓恩铭说：“他就是五四运动时在枳沟与你会谈过的王瑞俊！”
在我问到王尽美五四以后经历时，邓恩铭说了很多。王振千补充说：“你这两个入团介绍人都是参加中共一大的山东代表，可真不易呀！”我对邓恩铭说：“我认识你快一年了，现在你才介绍我入团，你只对我说你是共产党员，还不肯说你是一大代表。你可真保守呀！”邓恩铭以极严肃的态度对我说：“党和团的建设，关系到祖国前途。现在反动势力非常猖獗。国内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屠杀革命同志，党团组织和党团员的姓名必须严守秘密，即是父母兄弟，也不能轻易泄露。这正是你入团以后必须注意的！”最后他嘱咐团支书找青年团章程给我学习，并建议让我列席团支部干部会议，待一定时间以后补选我为团支部干事，以扩大团支部的活动范围，在师范学校建立团的组织，这次会晤，就结束了。
我第二次与王尽美相见是在1923年暑假。这年暑假前一个多月，忽然接到我的堂叔王乐平给我来信并寄十元路费，要我放暑假到济南去。我到济南后就住在大布政司街齐鲁书社——当时山东国共两党共用的秘密联络点。这个书社坐东朝西，临街有四间门面，经销各种进步图书杂志，兼营学生学习用品，生意兴隆，借此图书销售工作，能与很多进步青年发生联系。门面的北头三间，除通道外是柜台书架，南头一间有圆桌、圆凳，是一般来宾接待室，也是店员食堂。连通门面有四间北屋是店员宿舍，院内有三间南屋，西头两间与门面通连，是书库。东头一间是伙房，店员轮流值日买粮买菜，自炊自食。伙房南边有一水井，井深不及三尺，但水清见底，有泉如串珠，足够生活需要。三间东屋是图书室，凡是书店经销过的书籍，每种都留出～本，存放在这里。据王乐平告诉我，他想日积月累，等积累得图书多了，就另辟场地，开办一个图书馆。这屋的周围除门窗之外，都放着书橱。橱内的书已将近满架了。屋的中间有个乒乓球台，周围有椅子、板凳、躺椅等等，其实打乒乓球的时间并不多，主要是开会、座谈用的；夜晚有客，当床用的时候也不少。南头西窗下有一张竹床，我就睡在那里。除晚上睡眠和一日三餐外，其余时间就是看书，我真珍惜能有这样多的书任我随意翻阅的机会呀！ 这屋的墙上还挂着箫、笛、二胡、三弦各种乐器，有时，同志们来了，于座谈之前或会议之后，吹、拉、弹、唱，互相配合，自然形成一个小小的音乐会。王尽美在这方面，特别擅长，吹拉弹唱，几乎全能；生旦净末的表情动作亦特别滑稽；旧曲新歌，他都能唱上几段。他在这里是最活跃的一个。
这屋里还备有象棋、围棋、跳棋等各种棋具，有时，不好喧闹的同志来此晤谈之后，便对弈一局，以资消遣。
一天早饭后，王乐平与王尽美相继来到室内，他指着王尽美对我说：“这是王瑞俊同志……”又指着我对王尽美说：“这是我的侄子王为铭……”我说：“我们早就相识了，不过三四年不见面了……”王乐平走后，我便与王尽美追叙往事，互询别后情况，我首先谈了五四运动时枳沟学生会抵制日货的经过和结局，并说明多数同学们的愤愤不平和无可奈何的窘况。我问他：“像中国这样贪污腐化的社会，还能有救吗？靠谁去挽救呀！”王尽美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在五四运动时，我跑的地方比你多，了解的情况也多些。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所以抵制日货没能坚持下去。各种救国团体也都分裂或夭折了。我也曾为此苦闷好久，但我以后到北京去见过北大教授李大钊，到上海去见过上海大学的教授蔡和森——这些人的文章，我想你也在《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早读过的了。这是全国进步青年所仰望的有学识的人，我把这个问题向他们请教过。他们以社会发展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给我解开了思想疙瘩，指出了光明的前途。简明扼要地说，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真是头顶上长疮，脚底下出脓，已经坏透气了。城镇商号基本上是地主兼营的企业，他们只能祸国殃民，希望他们救国是不可能的，至于学校的青年大多数是地主子女，我们虽然不能把他们与地主等量齐观，但他们受地主阶级思想污染，封建社会恶劣习惯的影响，也只能有少数人投靠革命，大部分是作地主阶级陪葬品，革命只能依靠被压迫的工农劳苦大众。这个问题，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要彻底解决，还得靠我们读些进步的理论书刊，慢慢地解决。”他说完以后，我又问他：“王乐平称你同志，想来你现在已是国民党了？你对国民党的现状及前途是怎样想的？”他说：“孙中山先生思想进步，学识渊博，大公无私，忠心为国，是令人钦佩的。我愿追随他为国尽力，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余年的封建统治，是个伟大的功绩，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尚未完成，尚待今后努力。”我说：“你说孙中山先生大公无私，忠心为国，我很同意，至于思想先进，学识渊博，我可不能敬同。……”我把我对孙先生的一些主张谈了我的看法后，王尽美听了以后，说：“你提的问题很大，也很复杂，我一时作不出使你满意的回答，请你允许我以后细
细地交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意见，我也颇有同感，但我还得补充一点，在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提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比康梁是进步的，比一般官僚、士大夫更是进步的了。假使你我生于当时，也不一定有比孙先生更高明的思想，这叫做历史地看问题。现在十月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接受第三国际的劝告准备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这更是进步的表现，要正确评价孙中山先生和估计国民党的前途，还得看下一步走得怎样，听说苏俄代表今春已到上海与孙中山先生会谈，这倒是个好消息。”
我猜度他对国民党的看法之所以谈得不切实、不中肯，大概是因为我是王乐平的侄子，所以我便对他说：“王乐平是我的堂叔，但我对他并不了解，他对我也无从了解。因为在此之前我只见过他一次，那还是1912年割麦子的时候，他在场里看场，他叫我背《三字经》、《千字文》给他听，又在地上写字给我认，我背得熟，认得准，他夸奖了一番。那时我才五六岁，以后他们全家都搬到诸城县城里去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他。我这次来济南是他去信叫我来的，还寄了一包孙中山先生的著作，要我读后向他谈谈体会。我来后，按家族传统礼节到他家给他请安，他亲自给我搬椅子、倒茶，问寒问暖，这个开头，确实使我感到有点异样。因为家族中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尊辈对我这样客气，说句‘壶里有茶，自己倒’就很不错了。但到吃饭时又使我产生了另一种感觉。桌上有四个菜，我觉得菜做得很可口，炊事员是位我在家早已熟识的穷乡亲。他年近半百，站在桌旁递饭添菜，我已觉有些过意不去，可是乐平叔突然拍桌而起，大发雷霆：‘你这菜是怎样做的！’照准炊事员就是两个耳光，你看，这是多么野蛮无理！我不信神，也不迷信任何人，吴虞先生提出‘打倒孔老二’的口号，我也不反对，但孔子的话也不全错，我认为他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人焉瘦哉，人焉瘦哉’，我就很赞成。若说俺这位乐平大人，他还信仰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又该怎样讲呢？！”王尽美说：“在国民党人中，像你三叔这样的，就算官僚作风比较少的，仍然如此，可见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实现三民主义，在国民党的成员问题上，也可找到原因了。但我们对这些革命前辈，还希望他们能随时代前进，思想作风能够有所
转变。”这次谈话，至此为止，王尽美就告辞了。
从此以后，王尽美对我更亲切了。他常到齐鲁书社，也常到王乐平家去，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多，谈话的次数也很多，上天下地，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王尽美事忙，往往来去匆匆，长谈的机会不多，而且只有别无他人的时候才能谈心里话，所以长谈的机会就更不多了。在过去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回忆起来，只有印象较深的几次，还记得真切，现在缕述如下：
一天上午，我与王乐平正在图书室里看书，他坐在屋北头的躺椅上，我坐在屋南头的竹床上，王尽美走进屋来，对我端详了一会儿，对我说：“哎！你这人已是师范学生了，来到济南还穿着纳帮的老笨鞋，粗布短褂，粗布裤子，粗布袜，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个从乡下才来的。若说是王乐平先生的侄少爷，可有点不装门面呀！”又回头对王乐平说：“你说对不对？”王乐平没有做声，我便说：“瑞俊老兄，你对我开个玩笑倒还可以，却不该在我三叔面前，如此放肆！”王尽美扮了个鬼脸，摹仿京剧道白的腔调对我说：“老弟！你乃有所不知，令叔与我作忘年之交，对我之高见颇为赞赏，我又岂敢吝教？”又转身对王乐平长揖一拜道：“三老爷，你道是耶不是？”王乐平微微一笑，并不作答。王尽美只在屋里转游了一会儿，看了看我们看的是什么书就走了。
过了两天，我到王乐平家去，我三婶子给我量了身材，给我做了一件月白色竹布大褂，给我一双旧皮鞋，一双线袜。
又一天上午，已经快10点钟了，王尽美来到王乐平家，伸手对王乐平说：“给我三毛钱，我没有钱付车钱了。”王乐平给他三毛钱，他急忙地往外走，我跟出门外，掣住他的手说：“你屋里坐，我替你给他！”他说：“我今天还没吃早饭呢，哪有钱坐车。你快回去吧！我得去喂喂肚子。”
一天晚上，王尽美到齐鲁书社对书社经理王立哉说：“今天晚上，在此借宿一宵。”找来一床褥子，一床被单，准备在乒乓球台上睡。我让他睡床，我睡桌子，他说床短，他伸不开腿，我就不再争了。但他收拾好睡处以后，并没有即时去睡，原来他是专门来回答我的问题来了。这次谈话，时间长，范围广。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云南起义、马海龙占领诸城，联系到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以及他所接触到的国民党人的思想作风，国民党准备改组的情况等谈了很多，总的来说，他同意我对孙中山的看法，也同意我对王乐平的看法。他说：“旧三民主义，存在着封建思想残余。革命必须依靠群众，把自己看成超人一等的圣人，把群众看成阿斗是不对的。孙中山累次失败的原因就因为他没有发动群众，他所领导的革命的本身，实质上只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军阀内战。今后国民党改组的成功与否，就看能否改变这一点，即他接受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有多大程度。革命是人民大众自己的事，必须人民觉悟起来，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才能
胜利，革命领袖应当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从群众中产生出来，自命先知先觉是不行的。”
在这次谈话中，我告诉王尽美说：“我现在也是国民党员了，看来我三叔叫我来济南的目的就是叫我加入国民党。他曾若有其事地问我读过《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书以后有何意见，我想，他是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的老同盟会员了，怕伤了他的脸面，没有说真心话。我对他说：‘粗粗地读了一遍，一知半解，不敢妄加评论，只感觉若能实行三民主义，比军阀横行自然是好得多。但是靠什么力量去实行还不大明白。’他说：‘你赞成三民主义，我想介绍你加入国民党，你同意吧？’我说：‘我刚看到三民主义，不过半年，这就入党，似乎有些草率。’他说：‘不要紧，入党以后，还可继续学吗。’就这样，他给我一张入党志愿书和登记表，我填写了，介绍人是范予遂和王承堡，是他给我填写的，这不就加入了国民党吗？”王尽美说：“在中国现在来说，国民党还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是可以加入的。”王尽美这次与我交谈，是说心里话的，但始终没透露“王尽美”这个名字，也没见别人叫他王尽美，所以直到1924年春，邓恩铭提到王尽美与他共同负责介绍我入团时，我才知道王尽美原来就是王瑞俊呢。
1924年暑假，我又到济南来了，王尽美还是常来，不过比去年是少些了。听说中共济南地委在三合街办了个育才小学，作为自己的秘密联络点，但我没有去过。
这年暑假期间，王尽美在齐鲁书社也与我会谈多次，但书社内来往人多，谈话往往被人冲断，不能畅所欲言，所以在他时间允许的时候便借口引我游览济南名胜，逛大明湖、图书馆、趵突泉、千佛山等，和我边走边谈，或到园林深处、湖边、山隙等僻静的地方，促膝漫谈。对我来说，确乎是一举两得，既游览了济南名胜，又听取了重要的革命道理，现在把他对我几次重要谈话现在所能记得的梗概叙述于下：
他对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党与团的关系与团员的任务”。他说：“团是在党领导之下协助党进行革命工作的青年组织，在第三国际领导下有个少年共产国际，简称‘少共’。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有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我们山东现在因为团员不多，还有单独成立团委，暂时由党委直接领导各地的团组织。从理论上说，团员由于年龄关系，社会经验不足，政治上还不成熟，需要党
的扶持和领导，有重大政治问题，必须服从党委决定，协助党完成政治任务，团员的日常任务，首先是学习马列主义。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我们应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在学习的基础上宣传马列主义、党的政策、决议以及国内外政治形势，团结进步青年，扩大团的组织。在一般情况下，党员可以介绍青年入团，团员不能介绍别人入党。但在特殊情况下，例如现在已有团员尚无党员的地方，如果发现有适合的入党的人，可以把情况向党组织汇报，经党派人审查合格，可以由审查人介绍入党，以建立党的组织。”
王尽美与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国共合作与国共关系问题”。他说：“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两个性质不同各自独立的政党，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个统一战线的关系。这个统一战线的形成，是在目前阶段国共两党有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纲领。但从另一方面说，国民党历来就是一个成分复杂——包括开明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组织散漫、纪律松弛的政治集团，内部派别很多，矛盾重重。这次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发表了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进步的面。但对党员登记并无政治条件作标准，也未宣布保证执行新党纲的组织纪律，所有老党员全部吸收，所以今后的国民党必然还是个组织散漫、纪律松弛的政治集团。现在我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形式是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以国民党员的资格保证国民党新党纲的贯彻执行。共产党员或团员在国民党内应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标准并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由于国民党内成分复杂，派别分歧，在合作过程中必然有分歧，有斗争。我们必须在坚持原则的斗争中求团结，不能放弃原则，放弃原则就是投降，就不是合作了。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团员必须记住这一点。现在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党、团员，除过去已经向国民党公开的以外，其余一律保密，今后只有在工作上有必要的，即统战工作的适当人选，经党委批准，才可加入国民党，如果国民党人请你入党，应向组织报告，研究处理，一般的党、团员，不再加入国民党。我是已经向国民党公开的共产党员了，因为在共产党成立以前，有些同志过高地估计了王乐平的进步性，曾经争取他作为共产党人的创始人，我曾经争取过他。可是王乐平说：‘历史不能跨越前进，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资本高度集中，发生贫富悬殊的社会病态出现以后，才需要的。现在中国的问题是生产落后。孙中山说，中国现在只有大贫小贫之分，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发展生产，实行三民主义。节制资本，可以预防资本过度集中，将来可以和平进入共产主义。’因此，王乐平不但不可能加入共产党，而且是一个有一定理论纲领的反共分子，这是我对你乐平叔的评价。”
王尽美说：“你是未经暴露的跨党分子，你加入青年团，应该对所有国民党人保密。而且在接触国民党人的时候，应该了解他们的思想实质，并且为党作好统战工作，提供情况，多作贡献。”
王尽美对我谈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国共合作的前途与我们应有的思想准备”。他说：“我们已经谈过国民党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国共两党的纲领异同，那么，国共合作的前途会怎样呢？总而言之，合作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分裂是必然的，原因是国共两党的政治纲领不同，反帝反封建是两党在现阶段民主革命的共同纲领，这是国共合作的条件，但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以后，共产党还要继续前进，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国民党要维护阶级剥削，到那时，不但不能合作，恐怕还会为敌呢。打个比方说，我俩从青岛坐船向南走，你要到上海去，我要到广州去，在从青岛到上海这一段，我俩可以同舟共济，休戚相关。但到上海以后，必然要分手了。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最大限度，是共同战斗，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这是我们所争取的最好结果，也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孙中山先生现在仍然以孟尝君养士的形式建党，鸡鸣狗盗，兼容并蓄，闹不好，半道里跑出个袁世凯来，折腾了半天弄得个前功尽弃，仍然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党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应该擦亮眼睛，注意形势的发展。我们对人对事，总须向最坏处设想，向最好处争取。向最坏处设想，才可防患于未然，向最好处争取，才可有个奋斗目标。”
我听他说到这里，我便说：“你是否因为我是王乐平的侄子，对我不放心，才对我谈这个问题？”他说：“不是的，从国共合作以来，国民党、共产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这说明当前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在顺利的形势下，往往会忽视了另一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提出‘国共合作与国共关系问题’是每个党、团员都要考虑的问题。各级党、团组织都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党团组织都应对党、团员进行关于这方面的思想教育。阶级斗争是最残酷无情的斗争，我们党控制了形势，便是我们革命的胜利。形势控制了我们，便有亡党亡头之患。可不能掉以轻心！俗话说：‘一着输了满盘棋’，‘为人莫待回头想’，这些有深刻意义的格言，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我这几年接触到的国民党人较多，我知道国民党内，军阀、政客、奸商、滑贾、野心家……到处都是，口是心非，言行相违是普遍现象，像你三叔那样的人就是最好的人。我们通常称他们是‘国民党左派’，那么，国民党右派不更可想而知了吗？所以我有以上的想法。提出来，供我们共同探索。”我听了王尽美的话以后，觉得他的意见是很重要的，值得我们所有党、
团员很好地加以考虑。
1924年12月下旬，王尽美以孙中山特派代表的名义到青州来，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到青州后，先在王振千家召开了一次团支委会议，又在明伦堂召开了国民党员会议，了解当地情况，然后又拜访了学生会和商会及各学校负责人，动员他们联合各界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
他这次到青州来，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走了。他说要到青岛去。在他临走之前，快开晚饭的时候，又到师范来对我说，要请我到饭馆去吃顿包子。我说：“我有现成的馍馍篓子，你又何必破费呢？你忘了早上9点多还没吃早饭的事吗？留着你多吃一顿包子，我吃完饭就去找你……”他打断我的话说：“你不知道，我现在富起来了，孙中山先生派我当宣传员，发给我100元的宣传费，你算算100元可以吃多少顿包子呀！”我推辞不过，便同他一起走进一个清真包子铺，边吃边谈。他对我说：“这次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共商国事，孙先生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成立民主政府，建设民主、和平、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号召。我们早就知道国民会议是开不成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还有几十万枪杆子，他们岂能轻易放弃权利，还政于民？我们曾经建议孙中山先生经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开封、徐州、济南、天津这条路线到北京去，这样，孙中山先生可以在各大都市召开市民大会，成立国民会议筹备会或促成会，由孙中山先生亲自演讲，以扩大宣传，同时可多派宣传员随同北上，到全国各中小城市进行宣传，以扩大影响。但有人考虑到孙先生的安全问题，所以采取了由香港赴日本经天津到北京这条北上路线。这样，宣传的范围和影响就大大地减少了。我们为了补救这个损失，又建议孙中山派宣传员分赴各省宣传。现在，事态的发展更明朗了。孙中山一到天津，段琪瑞（当时北京政府的执政官）就发出通电，号召召开各实力派参加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各派军阀一致附和。显然，国民会议是开不成的，所以我们宣传国民会议的目的仍在提高群众觉悟，发展革命组织，壮大和巩固革命力量。请你很好地掌握这个工作重点：第一大团的组织；第二，我认为你的写作能力较好，在作宣言、传单、新闻报道等方面，请你尽力为之。”我自然是接受了王尽美的嘱托。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王尽美又到青州一趟，召集青州团支委开过一次会议，讨论在青州召开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问题。在会上，王尽美的发言仍然强调扩大革命宣传，发展革命组织的目的。最后作了分工，有的负责与商会接洽，有的负责与学生会联系，有的负责布置会场，我分工起草孙中山先生传略、悼词和追悼大会宣言，并写新闻报道。所有书写传略、匾联等事都委托了王振千老师，另请十中图画教师画了一幅孙中山先生遗像备用。这次王尽美没有直接出面对外活动，他安排好就走了，他说他想多跑几个地方，尽可能地多召开几个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以扩大革命宣传。
五卅以后，青岛全市各业工人——包括铁路、纺织、邮电、自来水、服务部门等，举行大罢工，声援上海工人，声势很大。青州团支委接到济南党组织通知，指名调我到青岛去参加罢工运动。那时，青岛党支部书记是邓恩铭，青岛罢工指导委员会主席也由他兼任，其余的委员是王象午（有时写作翔舞）、王杲（原名王用章，1927年被捕叛党投敌，成了CC山东的总头，改名王天生，他的亲弟弟王复元也成了CC特务）、孙日昌（那时是青岛铁路工会主席兼青岛总工会主席，被捕后
投敌，国民党时期又出任青岛总工会主席），还有中央特派员李慰农。我到青岛后担任罢工委员会委员兼总工会秘书，就住在四方胶济铁路职工宿舍、西公司王象午的宿舍里。那时，王尽美也在青岛，他的肺病已很严重，他住在山东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党为了他的健康，已经不让他参加工作了。但他关心革命事业，有时仍然偷偷跑出来了解罢工情况。有一个夜晚，他来到青岛总工会约我出来找了个
背静的地方，谈过意义重大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罢工的意义”，他说：“工人罢工是为了争取改善经济生活和政治待遇。但在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以前，罢工总是要失败的，即便厂主已经答应了条件，也随时可以再收回去，资本家是不讲信义的。我们正是要在这样的斗争中提高工人的觉悟，训练革命队伍，最后发动夺取政权的战斗。所以在罢工胜利以后，随时应该准备资本家的反扑。现在青岛罢工胜利了，我们的领导同志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也应该教导工人大众都懂得这个道理。”果然，几天以后，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了，张宗昌的军队也开到青岛来了，他们互相勾结，向工人开刀了。第二个问题是“警惕渗入党内的流氓分子”。他对我提出两个人的问题，一个是济南的王膏（亦作王呆，又名王用章）；一个是青岛的孙秀峰（原籍安邱县，他姐姐是青岛东海楼的妓女，他从小在她姐姐那里长大）。他说：“这两个人有共同的特点，他们的长处是说话粗俗，富于煽动性。这一点在发动工人运动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学生出身的人，是自愧不如的，我们应该学会大众的语言，但他俩的言谈中也常带哥们义气的成分，这些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和阶级立场的。这些话会污染群众的思想，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俩的生活腐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罢工一到紧要关头，他们就向党要挟，要喝酒，要吃肉，要党多给些钱，不然，他们就撂挑子不干了。这种人，寡廉鲜耻，唯利是图，政治上是靠不住的，同志们应提高警惕！这种人，千万不可重用！”王尽美说完以后，重重地握了我的手就告别了。当时万没想到，此别竟成永诀。过了不到一月，就听说王尽美与世长辞了。
王尽美提出的这一警惕流氓分子的警告，亦竞不幸而言中。1927年冬，当了山东省委交通处长的王膏被捕以后，叛党投敌，山东党、团员，几乎被一网打尽。孙秀峰也当了CC特务，干了些“拿人肉换猪肉吃”的罪恶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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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蔚明( 1906-1985)，原名王为铭，山东诸城人。1924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青年团山东省立第四师范支部书记。1925年春参加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罢工失败后，赴北方党校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共青团唐山地委书记。1928年脱党。新中国成立后，任胶县师范学校教导主任、胶县政协常委等职。1985年12月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