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青岛读书
我原籍是山东即墨王戈庄。1908年生。原名林礼周，字仪广，曾用名李健人，现名李因信。
我父亲兄弟六个，我是全家同辈的第一个男孩，因此特别受宠爱。五岁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学孔孟之道。十岁那年到青岛，进一个由清末举人办的补习学校，学习英语、数学和经书。在这里我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受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校长高天元，是广东人。礼贤书院闹学潮时，我即转到私立青岛中学读书，1923年秋，考入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校长王静一，他原是《胶澳日报》的社长，国民党员，在给我们讲公民教育课时，经常宣传民主、共和，使我的思想受到一定影响。
入团入党
1923年底，孙中山在广州发表文告，要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海关关税。《胶澳日报》刊载了这条消息。我看了以后，感到很对，就写了一篇拥护这项主张的文章投到胶澳日报，被发表了。就是这个偶然机会，我结识了邓恩铭。邓恩铭当时在该报担任副刊编辑，他在发表我的文章后面登了一个启示，约我去谈话。邓恩铭见到我时，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写得对，希望我常去谈谈，并说以后找我。
1924年春，在职业学校担任书记（文书）工作的孙秀峰来找我，叫我到他的宿舍去。在那里我见到了邓恩铭，还有我的同班同学梁德元。邓恩铭给我《响导》、《中国青年》等一些书看，还给我一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约一个星期后，我们又见面，邓恩铭问我赞不赞成，我说赞成。从此，孙秀峰便经常召集我、梁德元、付若杞（我的同班同学）到他那里开会，布置任务，叫我们在学校里推销《响导》、
《中国青年》，接近团结进步学生。大约在5月间，邓恩铭、孙秀峰介绍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并对我说：“以后职业学校开会由你召集，有人会来和你联系，送文件。”这时，我才知道，青岛已有了党团支部，党支部书记是邓恩铭，团支部秘书后称书记）是孙秀峰，党员除邓恩铭、孙秀峰之外，还有台西镇小学的延伯真、电话局的赵鲁玉、四方机厂的王象午。6月间，孙秀峰约我一起去泰山路13号邓恩铭的住处（梁德元、付若杞已在那里），开了个会，孙秀峰讲了话。这次会上成立了职业学校团小组，让我担任组长。以后，孙秀峰到四方搞工人运动去了，团的工作由党支部成员延伯真领导。
我是由邓恩铭、延伯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这以后又加入了国民党。我记得大约在1924年九十月间，在海水浴场附近胶济铁路高级职员宿舍的院子里，国民党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好像是成立国民党市党部。参加会议的国民党方面有刘次萧、蔡自声、孟鸣言等，我们方面有王尽美、邓恩铭、延伯真、孙秀峰、王象午、梁德元、付若杞和我，还有胶澳中学、铁路学校的一些学生，大约有二三十人。当时，天还比较热，我们围着几个圆桌坐着，喝着汽水，吃一些茶点、瓜子一类的东西。会上，王尽美讲了话，并向孟鸣言等人介绍说：林礼周、付若杞、梁子修等都是国民党员。我就是这样加入了国民党，自己没有履行手续，以后也没有和国民党方面的人接触。
会后不久，邓恩铭带我去济南，走得很急，我都来不及向学校请假。在济南南关国民党办的一所小学里，见到了王尽美、尹宽、王辩、王复元和王平一。这时尹宽刚调到济南不久，担任宣传工作，负责编一个刊物，王尽美病在床上，他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像一个大姑娘，不像布尔什维克”。还说：“你入党了，成了党员，除了团的工作，今后还要关心党的工作。”
壮大党组织
自从公立职业学校团小组成立后，组织分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培养进步学生，扩大团的组织，我当时是学生自治会的体育部长，经常以这个合法身份到国民党办的胶澳中学和私立青岛中学活动，联络了一些进步学生。同时延伯真还介绍我到西镇小学附近接近学生贺启元，不久，我便介绍他人了团。以后，贺启元又发展了几个团员，在西镇小学成立了团小组，由贺启元任组长。
1925年初，王尽美到青岛宣传国民会议促成会时，在邓恩铭的家里，他对我说：青岛学生应该有个组织，并叫我拉起这个组织来。我起草了宣言和章程，王尽美作了修改，还送给国民党市党部的鲁佛民、孟鸣言、刘次萧看了。于是我便在公立职业学校、私立胶澳中学和青岛中学等校中联络进步同学，成立了青岛新学生社，社员约有二三十人。后来还发展到私立青岛大学，彭明晶、李士毅等也参加了。
1925年初，青岛成立了团地委，负责人是孙秀峰、贺启元、梁德元和我。组成了几个团支部，职业学校支部书记由我兼任，台西镇小学支部书记是贺启元，四方有个工人支部，由卜韶庭负责，市内支部的成员有市民小商贩、印刷工人，张裕弟任支部书记。
这期间，我接受了不少进步理论书刊，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张伯简的《社会发展史简表》，上海大学瞿秋白、蔡和森编的讲义等，从中学到了不少共产主义知识。
参加五卅后援运动
1925年5月29日，反动军阀出兵镇压了四方纱厂工人的罢工运动，次日，上海又发生了五卅惨案。青岛党团组织立即着手发动青沪惨案后援运动。当时分工由我做学生工作，组织发动学生到市内、商店、机关和码头募捐，并将募集的捐款、物资送到四方。在那里我见到的人有李慰农、孙秀峰、王象午、卜韶庭、傅书堂、孙义昌等。
此后，我被学校开除了。当时在党的领导下，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起成立了“各界联合会”，我以新学生社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该会。开会时，我们几个人提出：“不仅要反对英帝国主义，青岛是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的地方，也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商会会长等亲日派不同意反日，说：日本是友邦，和上海惨案没有关系。我站起来发言，说得很尖锐，得到了四方工会代表、胶澳中学代表的支持。会后，亲日派就对职业学校施加压力，说我是赤化分子。6月在放暑假之前，职业学校自治会开会，高级班学生李萼主持会议，他说，学生会的人为什么不代表学生会，而以新学生社的名义去参加后援会，林礼周是赤化分子，大家要群起而攻之。我在会上坚持自己的主张。会后，李校长找我谈话，要我离开学校回家，答应毕业考试在家里答题，可以照发毕业证书。也就在这个时候，家里来人强迫我回家结婚。我就这样离开了青岛。
1925年8月间，我回到青岛，得知王尽美病重，已住进青岛医院。我去探望时，王复元、陈文其、王平一也在场。不久王尽美就逝世了，我的心情极度悲痛。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此文由张绍麟、臧淼1985年访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