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济南市理发业工会,接到当时的军阀政府警察厅长高廷文的一份通令,要在理发业征收卫生执照捐,每个理发工人缴纳捐款两元。那时的理发工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终日挨骂受气,吃不饱、穿不暖,哪有钱交捐税?在这种
情况下,理发业工会的负责人韩延年等,在南关罗祖祠召集理发工人开会,研究对策。会后理发工人愤怒地把民华理发店老板车维康打了一顿。民华理发店在警察厅对门,老板车维康与警察厅的人关系密切,打民华理发店老板的事,很快传到了警察厅。警察厅马上派人把参加打民华理发店老板的工人,抓起来六名。济南报界第二天即登载了理发工人因抗捐而引起的打架被抓的消息。
当时,济南已有党的活动。为了更好地领导理发业工人同当时反动政府作斗争,党派了王尽美、邓恩铭,到理发业工会来参加领导工作。工人选出高永清、马广裕、述家祥、刘玉水、刘清海、傅清华、郭寿亭等为工会领导人。王尽美、邓恩铭及工会很快把全市理发工人组织了起来,决定罢工游行,同反动政府进行斗争。工会制定了游行口号,备制了游行队伍的横标和三角彩旗。全市的理发工人划段分组,段由工会委员带领,组设组长具体掌握。标语、传单由晨钟印刷部共产党员方治平(后与王天森一道叛变)印刷。游行队伍如洪水一般,在南圩子门外(原理工学院址)汇合,召开大会。大会横标上写着:“要求山东警察厅免去卫生执照捐”。有些不是理发工人的,也参加了游行队伍。大会上,王尽美以理发工人的身份,代表工人讲话。他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向军阀政府进行坚决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大会通过了三项决议:“一、要求反动政府免去卫生执照捐;二、释放全部被捕的工人;三、争取工会组织的合法化。”会议尚在进行的时候,来了两个警察局长,一个是东南分局姓张的,一个是西南分局姓刘的。他们见到三四千工人集结在他们的管区,吓得把南圩子门关起来,要求工人派代表谈判。当时,王尽美代表理发工人向他们提出大会通过的三项条件,并且声明这三项条件缺一不可。这两个警察分局长,要求工人队伍原地等候,他们到警察厅去请示高厅长,如果警察厅不同意工人提出的三项条件,任凭游行队伍进入警察厅去请愿。大约两个小时以后,这两个分局长回来了,说警察厅完全答应理发工人提出的三条:免去卫生执照捐,全部释放被捕工人,准许自由组织工会等。并要求工人队伍,就地解散,不要再游行,马上开门营业。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这次理发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是由于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工人们团结一致,才取得胜利的。它为以后开展工人运动,积累了经验。
罢工胜利之后,理发工人的革命热情很高,接着扩建了济南理发业工会,选出了高永清、马广裕、述家祥、郭寿亭、路安祥、傅清华、刘玉水、刘清海等为委员的理发业工会委员会。王尽美、邓恩铭又从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会要来了工会组织简章,替工会订阅了长辛店工会办的《工人日报》。这个工会,在共产党领导下,成了领导济南理发工人战斗的核心。王尽美、邓恩铭当时都有职业掩护,只有王天森没有工作,他靠给上海商务印书馆投稿和给地方报纸写新闻挣稿费维持生活,因没有住处,我大爷马广裕,为了工会工作,冒着风险,把王天森留住在自己理发店的小阁楼上,并和王天森认作干亲家作掩护。我当时在我大爷店里学徒,同时也是工会的勤务员,负责给工会传递文件、送通知等。理发业工会成立的第二年,发展到16个县,济南周围的县和城关,都有工会组织。工人干部高永清、述家祥在党的培养下,都加入了共产党。我们工会以长辛店铁路工会为榜样,曾集会追悼列宁逝世,支援“二七”工人大罢工,孙中山逝世时,工会也曾领导工人在人民公园开过追悼大会。李大钊同志逝世之后,反动政府制造白色恐怖,山东的共产党员即转入地下秘密活动,王尽美、邓恩铭、王天森之弟王复元以及方治平等,都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了。这时王天森也离开了马广裕的理发店,到鲁丰纱厂(即今国棉一厂)去了,工会工作陷入停顿。
1928年北伐军到了济南,与日本侵略军发生冲突。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大肆屠杀,造成了五三惨案。日军撤走之后,陈调元来山东任省主席,更加残酷地镇压人民革命。这时,王天森、高永清、方治平等人,都经不起革命的考验,投降了敌人。王天森当上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特务室主任,高永清成了陈调元侦察处的侦察员,方治平当上了《国民日报》社主任,成了工人阶级的叛徒。但是,广大理发业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