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变，在这一重要时刻，我们无限怀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的父亲——一大代表王尽美同志就是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一个。
父亲原名王瑞俊，1898年6月14日出生在山东莒县北杏村（现属诸城县）一个佃农家里。他20岁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从此逐步接受革命思想，并和邓恩铭同志代表山东省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见到了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同志。从此，父亲和毛泽东、董必武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后来，父亲除了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处工作一段时间外，一直主持山东省党的工作。1922年1月，父亲和邓恩铭同志代表中共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聆听了列宁对中国革命的指示。这些指示对党的二大制定自己的纲领和任务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24年年底，父亲不幸得了肺结核病。在他刚刚度过27岁生日的时候，就结束了他那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苦难的童年，强烈的革命愿望
听祖母讲，父亲的童年是在困苦中度过的。在他还未出世时，祖父就去世了。他很小的时候，曾祖母、祖母和他，一家三口孤苦伶仃，种地主的地，住地主的房，打下的粮食也被地主拿去大半还不算，祖母还要去给地主白帮工，冻饿相间是他们的唯一报酬，只有父亲才是这两个可怜的老人的唯一安慰。富人的花天酒地和穷人的牛马生活深深刺痛了父亲那颗幼小的心灵。他常常向祖母提出一个问题：这个世道为什么这么不平等？祖母总是含着泪回答：这是我们“命”不好哇！是“命”在作怪吗？为什么不把“命”换一换？从此父亲就痛下决心，一定要改一改自己的“命”。
父亲自幼聪慧，对啥都要问个为什么，而得到的回答往往不能使他满意。他多么想读书啊，也许读书可以改变“命”吧！但，祖母对于这个可怜的孩子的请求，只能是痛苦之后摇摇头。难道她们不希望父亲成个人，换个“命”吗？父亲是她们唯一的希望啊！可是，这个家活“命”已属不易，哪里还有钱读书啊！可事情也有偶然，在父亲八岁的时候，地主“见山堂”家有个叫祥的九岁孩子想找一个孩子陪他念书，祖母听说了，真是喜从天降，马上把父亲送去了。父亲深知学习之不易，因而刻苦攻读，学业经常比地主的孩子优异得多。后来地主家的孩子病死了，地主就说是父亲的穷“命”给“妨”死的。这给幼年的父亲以极大的羞辱和刺激，更激发了他的阶级仇恨。因此，他下决心一边劳动一边自学。他劳动是很卖力的，只要是力所能及的活，不管家里、田间的都尽力去干，成了祖母的得力助手。父亲劳动之余，就挤时间读书。他很赞赏古人“铺沙练字”和“凿壁偷光”的精神，暗地效法。他读完了当时他可能读到的书。拼命的劳动，也只能减轻一些祖母的负担，却丝毫改变不了这个“穷”命。他给自己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富人不干活还是富，穷人读了书还是穷，这是为什么？
父亲20岁那年已经和母亲结婚了。由于有母亲到田里劳动和照顾二位老人，他就决定外出求学，寻求真理。
把全部精力献给革命事业
1918年秋，父亲带着家里给他凑集的一元钱路费，到济南考入了有官费津贴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然而，在省府的学堂里，他只能成为一个成绩突出的优秀学生和以“爱众”出名的好学生，却不能找到改变命运的真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北洋军阀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唤醒了有识之士，中国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父亲作为一师北园分校的代表，拍案而起，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特别是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这就使父亲的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他认识到穷人所以“穷”，是阶级压迫造成的。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革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命”，革掉统治阶级的“命”，才能把穷人从悲惨的命运中解放出来。父亲逐渐变成了一个异常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宣传群众，父亲发挥了自己的全部才智，成为一个卓越的宣传家。他学会了画宣传画。1923年5月5日，父亲在济南组织了一次大型马克思诞辰纪念会。他除了写传单做演说外，还画了一张一米多高的马克思炭画像。有人回忆说画得很像。父亲还是一个富有风的人，在表演上表现了特殊的才能。有一次，他在一出反映盲人悲惨遭遇的戏中扮演盲人，简直和真盲人无二，观众无不拍手叫绝。父亲对一些乐器也很精通，在莫斯科开会时，有一天他到公园玩，吹起随身带来的横笛，悠扬的乐曲吸引了热心的游客，大家把他围在中间翩翩起舞。他还经常教群众唱自己编写的歌曲。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一首他五四时写的歌：“看看看！滔天大祸飞来身边，日本强盗似狼贪，硬立民政官，此耻不能甘，山东又要似朝鲜！嗟我祖国，攘我主权，破我好河山！”
父亲讲起话来很幽默，是个演说家。1924年春，他在济南趵突泉外遇到了几个宣传基督教的男女，便立即召集几个同志在不远处的地方进行针锋相对的宣传。他雄辩的口才，深入浅出的道理，使听众大受教益。大家激奋异常，奔走相告，第二天听的人更多了。最后一天，父亲登上岳王庙对面的戏台上讲演，打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的长篇标语，台下听众水泄不通，达5000多人。甘心充当帝国主义侵华工具的传教士们，竟无耻地用吹吹打打来扰乱听众，然而，父亲的讲话还是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父亲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群众觉悟，把很大精力投到办报上。他先后主办过《励新》、《山东劳动周刊》、《现代青年》、《晨钟报》、《十日》等。父亲是这些报刊的主编，很多重要文章和社论都是他亲自写的。这些报刊有的风行全山东，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是全省政坛上最有权威的报刊。
父亲为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献出了他短暂的一生。1922年8月，他被派往北方铁路工运重点地区山海关做工运工作。他以冶铁徒工为掩护，组织起“山海关京奉路工友俱乐部”，继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之后，领导了北方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4年1月，在贯彻党的三大所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父亲和毛泽东、李大钊等同志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大。10月，由于工作过度繁忙，加上生活条件低劣、营养不良，父亲感染了肺结核病。但坚强的革命意志使他没有倒下，在大口吐着鲜血之后，用清水漱一下口，又奔波在济南、青岛之间。冬天，他的身体已经极端虚弱了。这时孙中山先生委派他做特派员。他为党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以孙中山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机会而万分高兴，挣扎着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1925年1月，他在出席了党的四大之后不久就病倒了。他怕给组织上添麻烦，就在同志们的劝说下回家养病了。
尽管祖母和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也难拯救病人膏肓的父亲。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的是：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战友！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战场！我们清楚地记得，当时父亲用两只无力的手拼命握着我们兄弟俩的小手摇了摇，在祖母和母亲的哽噎声中离开了家……哪里想到，那一次竞成了生离死别！
父亲去世后不久，母亲因忧困交迫，也与世长辞了。家里剩下了曾祖母、祖母和我们兄弟俩，生活之凄苦是可以想见的。若不是党对烈士家属的关怀，我们不敢设想怎能度过那漫漫长夜！
党和毛主席对烈士的关怀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
1949年9月，在全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为怀念革命烈士，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作出建立英雄纪念碑的决定。会后，毛泽东同志专门把参加会议的山东代表马保三同志找去，语重心长地讲，革命胜利了，不要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应当把王尽美和邓恩铭同志的情况搞清楚，应当收集烈士的遗物。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山东省委把祖母接到了济南。这位在旧社会历尽了千辛万苦的老人，在党的关怀下，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1952年，毛泽东同志去山东视察工作，曾经向省委领导同志提到：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听说他老母亲现在还活着，要好好养起来。如果你们养活有困难，就送到中央组织部。后来，省委的同志把毛泽东同志的深情祝福告知祖母和我们全家，大家都十分感动。
1958年，山东省委将父亲的坟从老家迁到济南市英雄山烈士陵园。毛泽东同志亲笔为纪念塔题写了“革命英雄纪念塔”七个大字。
1961年，董必武同志去武汉途经济南，曾经做了一首《忆王尽美同志》的诗：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可见毛泽东同志、董必武同志和王尽美同志的革命情谊是深厚永存的。
我们家乡的党组织为了纪念王尽美，在烈士诞生地建起了“王尽美烈士纪念馆”，还派人向我们兄弟俩收集资料，并邀请我们参加开馆典礼。没想到这也触犯了“四人帮”的帮规，他们一不准参加纪念活动，二不准提供遗物资料，特别令人气愤的是竟然给纪念烈士的活动定性为“树碑立传”，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污蔑。
1976年10月，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驱散了祖国上空的乌云。我们深感：胜利来之不易，未来的战斗也将是艰苦的。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继承先烈的遗志，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征中，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献给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壮丽事业！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