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革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我们今天的胜利，是和老一辈革命者，前仆后继，艰苦创业的英雄业绩紧紧连在一起的。因此，在新的长征路上，后来人常常缅怀先烈的革命精神，以学习楷模，激励斗志，让革命的红旗，世世代代传下去。我们正是以这种心情来回忆我们敬爱的父亲王尽美烈士。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他那和蔼可亲的声容笑貌，时刻都在激励着我们前进。父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很小，4年之后，母亲也就忧伤病故了。贫困与死亡，吞噬着我们这一家，日子是在苦水里泡过来的。听奶奶讲，我们的老爷爷老奶奶是从外地逃荒要饭来到莒县北杏村的，以后在地主“见山堂”当佃户，从此，过着受剥削的佃农生活。父亲出生前4个月，爷爷就病故了，全家只剩下了老奶奶和奶奶。1898年6月14日父亲来到人间，正遇大荒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又增加了一口人，生活更加困难了。对于一个几代单传的家庭来说，父亲的出生，毕竟是件喜事，老奶奶和奶奶感到有了奔头。
听奶奶讲，父亲自幼聪慧，喜欢听故事，到了晚上，奶奶常常一边纺线，一边给他讲故事。父亲最爱听的是义和团杀洋鬼子的故事。父亲出生的前一年，德国武装侵占了我国胶州湾。随后，又强修了胶济路，驱赶居民，建立教堂，疯狂地掠夺我矿产财富，弄得民不聊生。义和团义旗高举，揭竿而起。1899年，我们家乡一带的义和团数千人，一举捣毁了教堂，驱逐传教士，斗得县官狼狈不堪。父亲听这样的故事，如身临其境，百听不厌，天长日久，潜移默化，铲除不平的思想，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由于爷爷早逝，生活难熬，父亲从小就搂草拾柴火，参加劳动。一家人起五更睡半夜，拼命的干，到秋后，一袋袋粮食送到地主的家院，自己家里所剩无几。到寒冬腊月，奶奶还要到地主家去帮工。这些不公的现象常常使父亲愤愤不平，人都有两只手，为啥地主啥也不干，尽吃好的，穷人累断筋骨，还填不饱肚子。都说这是命里注定的，果真是有命吗？父亲对啥都问个为什么，但总是得不到满意的回答。 奶奶经常对我们讲父亲求学读书的伤心往事，那时有钱人家，读书要设家塾，自己请塾师。我们家里赤贫如洗，糊口已属不易，哪里有钱请先生教书呢？为了找机会读书，父亲七八岁的时候，忍屈受辱，先后到本村地主“见山堂”和“谋耕堂”设的家塾去为其小少爷陪读。事也凑巧，一年多两个少爷相继患病夭折。地主诬蔑父亲是“穷命”，“妨”死了他们的孩子。父亲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发誓再也不为地主孩子陪读了。从此，他失学在家，帮奶奶干活。到后来村里办起了村塾，继而又成立了小学，这才重新得到学习机会。
革命老前辈经常给我们讲到父亲在小学期间，受到进步教师和书刊的影响，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开始树立起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高小毕业劳动了两年后，他决定离开家乡到省府济南去寻找改变穷人命运的真理。
父亲怀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于1918年夏，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到济南后视野开阔了。他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李大钊同志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重要文章，听到李大钊同志“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呼声，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从此，他找到了知音，找到了良师。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父亲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革命的洪流。同学们推选他为代表，联络济南其他学校的学生，建立反日爱国组织，开展街头宣传活动。他和其他学生及革命群众一起去砸亲日的“南昌报”馆，惩罚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文人。这年夏天，学校放假，父亲回到家乡，先到诸城城里学校串连同学，又到枳沟母校进行街头宣传，反对卖国条约。在他们的影响下，有的同学咬破手指，用鲜血在白布上写下“宁死不当亡国奴”7个大字，并上街游行。父亲还组织枳沟镇一带学生成立“十人团”，组织反日会，在通往青岛的公路上，盘查日货，阻止商人向青岛贩运农产品。这期间，他用《长江歌》的曲调填写的爱国新词，在诸城一带广为流传。
五四运动后，父亲为了巩固和发展新文化运动的成果，组织了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1920年11月10日举行首次会议时，有邓恩铭、于其惠、陈汝美等14人参加，由父亲起草会章。11月20日下午，在公园大厅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决定出版宣传新文化思想的《励新》半月刊，父亲任编辑主任。
在励新学会期间，父亲就经常来往于济南、北平之间，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同志。1920年1月，李大钊同志团结了一批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就发展了我们的父亲王尽美入会。1920年下半年，父亲等一些马克思主义信仰比较坚定的青年，在济南成立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同北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常接触，交流情况。他们经常阅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介绍苏联情况的书刊，并定期集合讨论。在李大钊同志派来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为人同志帮助下，1920年底或1921年初，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秘密诞生了，父亲领导小组的工作。小组第一批成员还有邓恩铭、王翔千等人。1921年7月，父亲和邓恩铭两人代表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到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李达，李汉俊等代表和父亲一起，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选出了中央领导机关人员，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父亲和毛泽东、董必武等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党的一大以后，父亲回到山东，在党中央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共山东区支部，他被选为书记。不久，在山东区支部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父亲任主任。有了党的领导，山东的革命工作迅速的开展起来了，革命的火焰由知识界发展到工农劳动界，由济南扩大到淄博、张店、潍县、青岛等地。后来有一段时间，父亲的音信断绝了，奶奶和母亲非常着急，四处打听，杳无消息。大约半年之后，突然接到父亲的家信，全家高兴极了。后来才知道1922年1月，根据中央的决定，父亲和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起，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为了保密，和家里断绝关系的。回国后，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归国代表传达了远东会议精神和列宁同志对中国革命所作的重要指示，大会据此联系中国实际情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父亲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党的二大闭幕后，他被中央分配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处的领导工作。当时劳动组合书记部迁住北京，父亲经常和党的北方负责人李大钊同志联系工作，参加起草《劳动法大纲》。他曾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到山海关领导工人大罢工，还是开滦五煤矿总同盟大罢工的领导成员。他领导建立了山海关秦皇岛地区第一个党的秘密小组。
许多革命老人，知道父亲的，都说他很有宣传和组织能力。为了传播马列主义，他和王翔千等先后主编过《励新》《山东劳动周刊》《现代青年》《晨钟报》《十月》等报刊。父亲知识丰富，分析问题细密，写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劳动大众的欢迎。
常听黄秀珍老大姐说，父亲讲起话来非常幽默生动，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1925年春节，他在济南趵突泉外，遇到了几个宣传基督教的男女，便立即召集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的同志和一部分青年团员，另立讲台，面对面地开展大规模的反基督教宣传，他以雄辩的口才，富有哲学的道理，把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得体无完肤，他的宣传鼓动吸引了广大群众，孤立了反动基督教徒。
父亲能写善画，精通丝竹管弦。在莫斯科公园里，他曾以悠扬的笛声，博得了国际友人的赞扬。在津浦路列车上，他拉着胡琴，向旅客宣传国共两党筹备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在济南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的会场上，他挂起了自己画的马克思像，给人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
原华东局副秘书长李宇超同志是父亲的老战友，他很称赞父亲在大革命以前对推动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对我党的统战工作所作的贡献。党的三大以后，父亲根据党的要求，以个人身分加入了国民党，1924年1月，他作为国民党山东组织的代表和李大钊、毛泽东、林柏渠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大会后他回到山东，在济南大明湖的历下亭曾经召集过国共两党党员会议，宣传贯彻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并以国共两党的名义散发传单。父亲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农群众革命运动。这时济南的津浦大厂、鲁丰纱厂、齐鲁大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青岛的四方机床厂、青岛纱厂、淄博煤矿、潍县、益都、胶东、鲁北农村以及设在益都的省立四师、省立十中等，都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
1924年冬，李大钊同志在北京领导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孙中山北上，先到天津，准备到北京主持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父亲在北京听取李大钊同志的报告，回济途中经过天津，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接见。孙中山先生委派他为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负责在山东宣传和筹备召开国民会议的工作。1925年1月，父亲去青岛领导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同时和邓恩铭同志一起，领导铁路工人大罢工。这年3月，父亲曾从青岛到北京出席国共两党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孙中山先生逝世，父亲在北京参加了追悼和安葬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不久，父亲又回到青岛和邓恩铭同志一起，领导了青岛纱厂工人罢工。5月份，父亲就病倒在床，他曾回北杏老家休养了一个阶段，以后又回到青岛，住进青岛医院。
1925年8月19日，我们敬爱的父亲与世长辞了，年仅27岁。组织上为他举行了沉痛的追悼会并派人把他的灵柩送回家乡。
父亲去世时，我们还是小孩子，对父亲的事知道很少。他为革命东奔西走，忙无暇时，也很少回家。即便有时回家，也只是在家短暂一停，接着又匆匆外出。记得父亲回家时，常常和枳沟镇高小时的王新甫老师在一起谈话。王老师是济南法政堂的毕业生，思想进步同情革命。父亲幼年跟他上学时，他常常在课堂上发表一些赞助革命和革命的演说，还启发学生阅读当时的进步书刊。父亲在读书时受他影响很大，所以，父亲对他很尊敬，每次回家总去拜访他，同他交谈一些革命的思想。
父亲对我俩的成长十分关心，要求很严。记得有一次他检查乃征的毛笔字，见字写得歪歪扭扭，他很不高兴，叫乃征把过去写的字都拿出来，并语重心长地说：“要经常将现在写的字和过去写的比较比较。这样才能看得出来是长进了还是退步了啊！”父亲这些教导，使我们至今难忘。
父亲最后一次回家是在1925年6月，那时他在青岛病重回家来休养的。当时我们全家虽为他能回家常住，同家人团聚而高兴，但看到他病得面黄饥瘦又十分难过。父亲的病情很重，而且那时已进入炎热的夏天，为了给父亲安置一个清静凉爽的住处，我家又借了邻人家的两间南屋，把父亲的病床抬在里边。为了给父亲增加点营养，我们家竭尽全力，经常给父亲做些可口的汤饭。同时，党组织也热忱地关心着我们的父亲，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还寄些钱来，作为父亲生活和医疗的费用。此外，奶奶和母亲四处奔跑，请求良医，希望能把父亲的病治好。但是，父亲患的是肺结核病，当时医疗条件，对这种病毫无办法。所以，回家后，父亲的病情一天天严重起来。
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全家难过极了。记得在父亲昏迷的时候，母亲常常拉着我俩坐在父亲的病床边流泪。有时父亲也被亲人们的抽泣声惊醒。这时他就振作精神，对亲人们安慰一番。说道：“不要难过，即便是死，也不怕，唯独是咱穷苦人还在受苦受难，党交给我的革命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父亲这种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崇高精神，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父亲在病中，丝毫也没有忘记对我们的教育。他经常把我俩叫到他床前，给我们讲道理，再三叮嘱我们长大了要为穷人们做事，要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那时乃征已经开始读书了，也已经懂事了。父亲这些深刻的教诲，我们记忆犹新。父亲同时还嘱咐奶奶和母亲，要她们好好抚养我们，并且还把我们嘱托给他的战友，对我们多加关照。他不仅是我们的慈父，也是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启蒙者。
父亲在家休养了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后来他病情就十分严重了。父亲是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的是，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战友，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青岛是他病前、病中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他执意要回青岛去。当时，我们全家人认为，青岛医疗条件也许更好些，也就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奶奶陪他一块去了青岛。我们清楚地记得，父亲临去时紧紧捏着我们的手摇了又摇，在亲人们的哽咽声中离开了家。
这是人间最难忍受的生离死别啊！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25年古历7月7日那阴沉而闷热的一天，父亲在青岛病故的噩耗传到了家乡。母亲拉着我们兄弟俩的手，伏跪在村头迎接奶奶陪送来的父亲的灵柩，全家悲痛欲绝，失声恸哭。党组织派来两位护送的同志，也都伤心落泪。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父亲像一支燃烧的蜡烛，耗尽了自己身上的血和肉，在给别人以光明之后悄然熄灭了。
父亲虽然去世了，但是，党组织和山东的人民并没有忘记父亲和我们全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党还尽力给我们以关怀和帮助。父亲的老战友王翔千曾经资助我们读书，并经常讲述父亲的革命经历，启发教育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经过无数革命先辈和劳动人民的浴血奋战，一个崭新的中国终于屹立在世界东方了！最使我们感动的是，建国前夕，毛主席对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马保三同志无限深情地说：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烈士的历史搞好。毛主席还介绍说：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要收集他的遗物。后来，听李子超同志（当时的山东省副省长）说：毛主席有一次在视察青岛时，对山东省负责同志讲过：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党的一大代表之一，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现在还活着，要好好养起来。以后，奶奶由省委接到了济南，度过了幸福的晚年。关于父亲的遗物，过去我们知道有一些，特别是书籍和信件。记得他写的毛笔字很好，我们把他写过的字当作字贴仿写。但由于常年兵荒马乱，我们家几遭日本侵略军、汉奸和国民党土匪抢劫，父亲的遗物都丢失了。后来奶奶想起有一张父亲的照片，怕丢失了，就把它泥到屋内的墙里珍藏着。根据奶奶提供的情况，山东省派人仔细地查找了我们老家的土房，终于找到了那张珍藏了20多年的照片。当照片送到北京时，毛主席和董老认定，这就是山东的王尽美。现在各地展出的父亲遗像，就是这张照片翻照的。
1959年，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人民政府将父亲的坟墓从北杏村迁移到济南四里山（现改为英雄山）烈士陵园。毛主席手书的“革命烈士纪念塔”直立山顶。
1961年，董必武同志在去武汉途中的列车上，深情地怀念起他的战友王尽美，挥笔写下题为《忆王尽美同志》的诗句：“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家乡党的组织为了纪念我们的父亲王尽美同志，于1971年在北杏村前的乔有山上，修建了王尽美烈士纪念馆。1978年夏天，我们兄弟俩回到了家乡，拜访了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瞻仰了家乡人民历尽艰险保护下来的王尽美烈士故居和新建的王尽美烈士纪念馆。我们抱着怀念和敬仰的心情走进纪念馆，静静地肃立在父亲的遗像前宣誓：我们和子孙后代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学习老前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在新的伟大的长征中，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献给党和人民，为实现和保卫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
作者简介 王乃征，原名王乃争，王尽美的长子，诸城大北杏村人（时属莒县，1949年至1965年属五莲）。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六师独立旅一团连长，滨北十三团八连连长，滨北第一军分区参谋，东北军区司令部科长，吉林省军区参谋长、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王杰，又名王乃恩，王尽美的次子，诸城大北杏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莒县四区委书记，浙江义乌县委副书记、书记，华东局组织部副处长，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副书记、纪委书记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