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嘱咐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莒县北杏村，四代同堂，曾祖母、祖母、母亲、弟弟和我。父亲王尽美对我这个长子非常疼爱，偶尔回家，总要先把我抱进他那温暖的怀里，用带有胡茬的嘴使劲亲我，我觉得脸上痒痒的，便在他怀里又笑又叫，父亲也笑出了声，爷俩儿笑成一团。父亲不仅娇爱我，更严格要求我。这年春天，奶奶根据父亲的意愿，把五周岁的我送进了学堂。我非常淘气，在写过毛笔字的本子上乱画乱抹。不久父亲开会回来了，要检查我的写字本，我只好把这乱画的本子递了上去。父亲翻了翻把本子扔在一边，收敛了笑容：“谁让你乱涂乱画？送你上学，你不好好念书，你知道吗？天下还有多少像你这么大的孩子当奴隶啊！他们在饥饿线上、在死亡线上挣扎，可你……记住，要好好念书，将来报效民众，振兴中华。写过字的本子要留起来，以后拿出来比一比，看看有没有进步。”
我从未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的火，吓哭了，父亲的教诲也一句句地刻在了心里。
“好好念书，报效民众，振兴中华。”当时的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意，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的觉悟，渐渐地理解了，那就是学好本领，做一个有益于国家的人。父亲的教诲成为我的一个座右铭。
父亲爱我，我更爱父亲，心想这次父亲回来能多住些日子，能给我讲许多故事。然而病重的父亲非常虚弱，那高大的身躯瘦得几乎只剩下骨头架子了。他一回来就被奶奶安排在原来地主装粮食的南屋，没有回到我们住的破草房。妈妈不让我和弟弟去，怕影响父亲养病。奶奶挪动着“三寸金莲”东奔西走，求医找药。妈妈常常偷着流泪，活泼的小弟弟也不满院跑了，像个小大人似的不声不响，一家人的心都笼罩在愁云中。我的心里也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没心思上学，只盼望父亲早日康复。
当时，经常有不认识的伯伯、叔叔到我家看望父亲，有的人在父亲屋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出来后安慰奶奶和妈妈，然后慈祥地摸摸我的头。我当时认为他们都是父亲的好朋友，参加革命后才知道他们是党中央派来看望父亲的同志。
尽管党中央和同志们尽了最大努力，但是父亲的病还是不断恶化。大概是父亲预感到离去的日子不远了，特别思念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一天傍晚，父亲把奶奶和妈妈叫到自己的屋里，我也跟着妈妈去了，父亲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虚弱地说：“我要去青岛看病，病好了再回来。”善良温柔的妈妈转过身，用衣襟擦去脸上的泪水，然后转回身轻轻地点点头。刚毅的奶奶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不放心地说：“孩儿，娘知道你的心，你想青岛那些好朋友，娘陪你去。”
那天早上，天阴沉沉的，一阵阵寒风吹过，吹透了衣衫，吹得身上直打寒战。父亲被两位叔叔抬到了院内的担架上，奶奶站在担架旁边，寒风吹乱了她的头发，露出一缕缕银丝，她的眼窝里溢满了泪水。妈妈哭成了泪人。我站在奶奶旁边，哭着说：“爹，你早些回来，我再也不气你了，再也不往本上乱画了。’
父亲伸出布满青筋的大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说：“征儿，男子汉，不能掉金豆子，要听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念书，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邻居和亲友们来送行，父亲抬起身，挥动双手向人们致谢，他微笑着说：“再见，再见……”他又深深地望我一眼，那眼神中有父亲对儿子的情和爱，更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对下一代的鼓励和期望。岂知父亲这一走竞与我们永别。
父亲到青岛后立即被党组织送进医院，虽多方抢救，但最终没有把他从死神手里夺回来。1925年8月19日，父亲与世长辞，年仅27岁。党组织派人把父亲的灵柩送回来，我们含泪把父亲安葬在北杏村枣园。
父亲去世后，刚强的奶奶撑起了这个家。她用党组织送给的生活费买了几亩地，继续供我念书，带着我们在苦海中挣扎。大革命失败后，日本侵略者又侵占了东三省，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枪口对内，反共反人民。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和汉奸的搜捕，奶奶把挂在墙上的父亲的照片摘下来，秘密地藏在墙壁里。
我小学毕业后，在亲友的资助下考入了诸城中学，离开了妈妈和奶奶，以后在父亲的老朋友王翔千老伯的启发下走向革命。1937年10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战斗在布满父亲足迹的齐鲁大地上。解放战争打响后，我又转战到东北。
奶奶的心愿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山东省政协主席马保三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问他认不认识王尽美。他回答认识。毛主席认真地说：“你们要收集王尽美烈士的照片和遗物，整理出材料，送到烈士纪念馆去，教育后人。”然后，毛主席又关切地问，王尽美家中还有什么亲人，马保三答：“只有一位老母亲。”毛主席语重情长地说：“你们一定要照顾好王尽美的母亲，让她安度一个幸福的晚年。”
马保三回到山东后，把毛主席的指示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立即通知临沂地委和莒县县委，并组织人收集父亲的遗物。这项工作由团省委张建华负责。他领着几个人找到了我的奶奶，说明了来意。奶奶听后激动万分，没想到尽美去世这么多年，毛主席还想着他，不轻意落泪的奶奶泪如泉涌，她喃喃地说：“毛主席，我一定把你的关怀告诉九泉之下的尽美儿。”
奶奶擦去脸上的泪水，把收藏父亲照片的事告诉了张建华他们。张建华根据奶奶的指点，找到了原来住的旧房子，从墙壁里取出父亲的照片拿回去翻拍，从中挑出一张清晰的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派专人将照片送到上海烈士纪念馆。现在全国各纪念馆里陈列的父亲的照片，就是这张照片的翻版。
建国初期，毛主席到青岛视察，又和省领导们谈起了父亲，询问奶奶的身体怎样，生活如何。他说：“烈士的母亲，你们一定给养起来，而且要养好，如果有困难就给中央送去。”
全国刚刚解放，我思念久别的奶奶，请了几天假回山东探亲。奶奶见到我高兴得合不拢嘴，满脸的皱纹都笑开了，告诉我县委派人帮助把漏雨的破房子维修好了，我听后深受感动，来到县委当面致谢，并告诉他们准备接奶奶去东北。县委同志说，接老人去东北一定通知地委，于是我就给地委挂电话，汇报这件事。地委的一位同志在电话中说：“你们在济南换车要去省委看看，因照顾老人的事是省委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而布置的。”这样，我和奶奶到济南后去了省委，省委领导亲自把奶奶接到招待所，马保三、李宇超、李澄之等领导前来看望，向奶奶和我讲述了毛主席关心奶奶和整理父亲遗物的指示。我这才知道那位“中央首长”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奶奶在东北生活不习惯，1952年春又回到山东。山东省委把奶奶留在济南，请一位老太太与她作伴，安度晚年。1973年奶奶病重，在她生命走向终点的那天早上，她从昏迷中醒过来，慢慢地睁开眼睛，四下寻觅。我急忙凑过去，附在她耳旁问：“奶奶，您有事吗？”奶奶微微地点了点头，然后费劲地张了张嘴，断断续续地说：“乃征，你……你一定要……当面谢毛主席……谢董老……谢他们对王家的关照……”说完，奶奶就安祥地闭上了双眼，停止了呼吸。
奶奶的心愿何尝不是我的心愿呢？我早就想见毛主席，把心窝儿里的话掏给他。我不是没有机会的，文化大革命前，我差不多年年到北京开会，但是一想到毛主席、董老他们那么繁忙，就不忍心去打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动乱，我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1968年我作为军代表在北京筹备建立吉林省革委会，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我与毛主席相隔就那么几米远，真想扑过去向他老人家说：“毛主席，我是王尽美的儿子，我代表我们王家所有亲人向您问好，感谢您对我奶奶的关怀。”然而，当我望着毛主席那慈祥的面容，想到他日夜操劳，不忍心占用他一分钟的时间，我止住了脚步……1976年9月9日那天，噩耗从天而降，毛主席逝世了。我悲痛万分，想到奶奶在生命弥留之际断断续续说的那两句话，痛断肝肠，也悔断肝肠。因为我没有完成奶奶的嘱托，没有实现奶奶的心愿。
（原载《党史纵横》1994年第7期）
此文由吕荣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