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我们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面对欣欣向荣的祖国，我们深切地怀念为了新中国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先烈。我的祖父王尽美，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他由一个佃户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的战士，在为追求真理和祖国解放、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伟大事业中英勇奋斗，积劳成疾，不幸于1925年8月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去世时年仅27岁。
我的家乡在山东省诸城市北杏村，当时是一个有300户人家的大村，有地主十余户，其余大都是佃户。据我曾祖母（我祖父的母亲）对我说，我们祖籍在五莲县的一个小村子，我太祖父、太祖母一辈时因灾荒投奔北杏村的亲友，成为地主“见山堂”家的佃户。“见山堂”主人分户，我家种的地归分出来的新主人，号“冠山堂”，我们家就成了冠山堂的佃户。我们家的房子主要是库房，一大半在地上，一小半在地下，进屋时先要坐在门口，再下到屋里去。1952年以后，老屋无人居住，由村里负责保管。后由省政府立碑，建了一个大院子和围墙，每年按原样修缮，并在院子里种了很多树。
所谓佃户就是自己没有地也没有房子，完全是属于主人家所有。由于劳累，太祖父很早就去世了，在我祖父出生前四个月，我的曾祖父，也去世了，两代寡妇守看我祖父一个孩子，所受孤苦可想而知。北方的春旱是有名的，这一年又逢大荒，整个春天几乎没下过雨，粮食绝产。夏季又是大旱，颗粒无收。佃户们只能靠野菜、树叶充饥，饥民经常组织到地主家抢粮。我祖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天天长大。
我的曾祖母是一位很能干的人，很有主见，家里重担都挑在她肩上。她记性好，口才也好，曾见过义和团冲进县城烧教堂，赶洋教士，她经常讲故事给我祖父听。佃户家的孩子自然没有可能念书。正巧，1905年时，地主王介人为八岁的儿子祥儿设私塾，小少爷要找个小孩子陪读，我曾祖母得知此事后就去找王介人。由于是同族人，又是他家的佃户，我祖父也比较懂事，他就答应了。私塾老师也是穷人家，我祖父特别喜欢读书，很受器重，并为他记名王瑞俊，在我祖父唯一留下的一张照片后面，他亲笔写下的就是这个名字。陪读期间，地主家来过一位贵客，要看两个小孩子的习字作业，地主家的祥儿就拿我祖父的字冒充。我祖父背三字经时，客人赞不绝口。
陪读不到一年，祥儿因急病夭折。不久“日新堂”主人也为孩子办私塾，我祖父又被叫去陪读。但不久，他们孩子也得急病死了。现在看来可能都是急性盲肠炎，但我祖父却遭到厄运，说他是克星。祖父年幼，失学在家除了做些力所能及的活以外，因为识了一些字，就喜欢找一些能听到、看到知识的地方。北杏村靠公路，又是个大村，从莒县、诸城、五莲和日照来的客商很多，路边开了一家酒馆。当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天南地北的消息让我祖父开阔了眼界。
1910年春，北杏村办起了村塾，学生多，学费少。我祖父又想去读书，但不少地主反对，说他“妨”死过学生。当时的私塾教师张玉生先生不信这个，非要收祖父不可。张老先生在晚年时常说，他在北杏最得意的学生就是王瑞俊。1912年北杏成立初级小学，我祖父转入四年级学习。由于他学习好，又有组织能力，被学校指定为“大学长”。
祖父于1913年升入枳沟镇高级小学，12里路，每天走读。祖父的姑母家在镇上，只有雨雪天才借住她家。姑母家一位表姐，人很聪明，我祖父借住时她就跟着学字，后来竞可读佛文。在她出嫁时，我祖父送她一床被面、一本《左传》。若干年后我祖父赴莫斯科出席列宁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会议，回国时将苏方赠送的一条毛毯、一只铝制饭盒送给她。晚年后她知道我祖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一直视这些物品为我祖父的化身，虽家境贫寒，战乱频仍，始终珍藏。解放后党和政府曾多次征集我祖父的遗物，由于我们家目标大，国民党反动派、日本鬼子、汉奸，甚至土匪武装，像梳头发一样将我们家梳过多遍，保留的一点东西统统搜光。最后还是祖父的这位表姐将毛毯和饭盒完整地交给山东省政府，这是我祖父仅有的遗物。
枳沟镇高级小学的经历是我祖父人生起步时最重要的一环。当时正值辛亥革命，进步老师、革命党人在枳沟高小任教，是他们带领我祖父走上了革命道路。1915年，我祖父高小毕业回乡务农，当时北洋反动政府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军的一部人马占领了诸城，我祖父自然在家坐不住，参加了多次斗争，并为革命军出谋划策。辛亥革命后期，时任莒县县长的周仁寿，就是在我祖父陪读期间来过北杏的贵客，听到我祖父的消息十分高兴，竟跑到北杏来见他，倾听祖父对国家前途的展望。这位县长连声称赞祖父博学多才，思想深刻，并接受我祖父为官清廉，做百姓父母官的进言，后来他果然为地方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由于北杏地处交通要道，消息快来源多，《革命军》、《新青年》等杂志都能看到，《晨报》、《申报》一般四天就到诸城。这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祖父在家里再也呆不下去了，由于师范是公费学校，再加上他自己的经历，感到要拯救这个国家，必须唤醒民众，于是便考上了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时我的伯父已经出世，我的祖母、曾祖母、太曾母无论如何不肯放我祖父远行。我祖父就整天和我的曾祖母磨，因为只要她点头就行了。后来竟把衣服肩头都在门框上磨破了。我的曾祖母每当和我讲起此事都要掉泪。祖父拿着家中借来的一块银元，于1918年春天来到济南。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夕，祖父很快成为山东一师学生领袖之一，并在学生运动中结识了从贵州投奔济南亲友的水族学生、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邓恩铭同志。
“走俄国人的道路”，这是当年先进中国青年的口号。李大钊同志于1920年初在北京创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我祖父乘代表山东学生去北大联系事务之便，在北大红楼拜访了神往已久的李大钊同志，时任该会书记的罗章龙亲自陪同他参观，并与邓中夏等同志见面，填表成为该研究会的第一批外埠会员，同时得到了刚刚出版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此行是我祖父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点，从此，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经常来往于北京、济南之间。
1920年4月，为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来华。由于翻译杨明斋祖籍山东，在由北京赴上海见陈独秀的途中，逗留济南与祖父见面。这是祖父第一次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见面，非常兴奋，不仅直接了解了十月革命的情况，而且向维金斯基请教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看法。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建立；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在上海、北京小组的影响和帮助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于1921年春建立，在一大会议前夕，有成员八人。此时，山东的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产业工人已达10余万。作为共产主义者，祖父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与工人在一起。
1921年6月，祖父和邓恩铭同志接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通知，随后又收到李达同志密信，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7月，对于我祖父王尽美来说，是他短暂一生中最光辉的里程碑。他和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来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刘仁静、李达、李汉俊、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通过了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毛泽东同志曾回忆说：“中国有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祖父的工作目标更加明确，活动也更加频繁，不久就被山东省立一师找借口开除了。从此他就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921年10月，祖父受中国共产党派遣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7月，祖父以赴苏代表和济南地方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正式代表12名）。此后，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领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运动。回山东后，作为山东党组织的负责人，创办报纸、杂志，领导了济南、青岛等地的工人运动。
1924年1月20日，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开始，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我祖父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中共代表20余人，我祖父的座号是3号。随后他参与了山东国民党的改组，并担任国民党山东临时党部执委。1924年12月，孙中山先生在天津接见我祖父，长谈有关召开国民会议和山东局势等问题，并授予盖有孙中山之印的委任状，作为孙中山先生山东特派员，促进山东国共合作。
祖父在山海关从事工人运动时染上了肺病，由于长期劳累，加上没有条件医治，日趋严重，大口吐血，讲演时经常昏倒。为节省开支，短期住院治疗后又投入工作。在参加完孙中山先生的葬礼后，他实在无法坚持工作了，1925年6月，由党组织派人护送回北杏老家养病。当时，肺病在中国还是不治之症，病情日益恶化。7月，祖父已经不能走动了，这时他坚持要回青岛，那里有自己的同
志和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死也要死在战斗的岗位上。7月的天气酷热，家里用病床做成担架，挂上蚊帐以防太阳暴晒。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请人担至高密车站，转火车去青岛。1925年8月19日（农历七月一日），祖父病逝于青岛医院，年仅27岁。
祖父去世前留下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料理完后事，党组织派人由我曾祖母陪同，将灵柩护送回北杏村。得知消息，太祖母、祖母带着我七岁的伯父和三岁的父亲拜跪在村头迎接，一片悲痛之声。三年后我的祖母也因贫病交加去世，不久，年老的太祖母也去世了，家中就剩我的曾祖母带着我的伯父和父亲艰苦度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伯父于193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8年加入八路军走了。1938年3月，当时15岁的父亲也跟随伯父参加了抗日部队。组织上照顾我曾祖母一个人在家，让我父亲以地方工作为主，直至参加南下工作团，打过长江来到浙江省义乌县，后调浙江省委组织部、新安江水电工程局、瓯江水电工程局、上海中央华东局组织部等单位工作。父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关过牛棚，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回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时，深切怀念我的祖父王尽美，此后我的父母即获“解放”，现在他们都已离休在家安度晚年。
解放后，毛主席曾多次指示山东省领导要整理好我祖父的历史，收集遗物，瞻养和照顾我的曾祖母。1953年，曾祖母病危，自知已经不行了，要我伯父和母亲，在她去世后面谢毛主席和一直关照她的董必武同志。1959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将我祖父的棺木迁往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邓恩铭同志的墓地也在这里。毛主席手书了“革命烈士纪念塔”，矗立山巅。
经党中央批准，在省委、省政府指导下，中共诸城市委、市政府在城南建立了“王尽美烈士纪念馆”，陈云同志亲笔题写了馆名。江总书记在纪念馆落成一个月后来诸城视察，又亲笔题词“丹心常在，浩气永存”。
1991年6月底，浙江省委在一大纪念地之一南湖举行建党70周年及南湖纪念馆落成庆典，我父亲、母亲，以及我和爱人都应邀出席。参加活动的宋平同志得知我于9月中旬即将赴日本合作研究，说我是真正的高级知识分子了，鼓励我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80年的经历只是弹指一挥间，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我们的祖国正朝着一个新的高度迈进，作为革命的后代，必须时刻以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工作，做一个新时代的合格共产党员。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
作者系王尽美之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