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一月，我们红军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团参谋长以上的干部三十多人，奉命到延安去学习。大家对学习的渴望得到实现，都兴奋地奔走相告：“去延安进大学，真带劲啊!”“又可以看见毛主席、朱总司令了，这多好啊!”我们到延安去学习的同志交代工作、整理行李，少不得忙碌一番。
在我们出发前，军团司政机关召开了盛大欢送会，左权代理军团长和聂荣臻政委在会上给了我们很多指示。首长嘱咐我们努力学习，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本领，成为一个出色的指挥员。聂政委特别叮嘱我们，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大会合了，要注意团结，虚心向老大哥学习，同时要把学习和总结斗争经验结合起来。我们记住首长的嘱托和同志们的期望，背起背包，离开西安北面的三原县，向延安走去。
从此，我们完全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姿态，开始了有趣的行军生活。我们编成三个班，由陈赓师长率领，每天走八九十里路，晓行夜宿，但大家都盼早日到达延安，总是劲头十足。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只有陈赓师长年纪较大。他在第三次反“围剿”时，左腿给敌人打进了一颗子弹，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领导上给他发了一匹马，但后来有些体弱的同志病了，他就把马让给病号骑或给病号驮行李，自己捡了一条木棍当拐杖，和我们一样步行。这时，路边和山上的树木光着枝桠还没长出新芽，微风吹来使人感到有些凉意。我们的队伍沿着公路穿过一个个村庄，又爬上一座座高山，进入一个个城镇。
在盘山公路上，同志们的笑声不断，歌声在山谷里回荡。陈赓队长很喜欢唱红军歌，总爱举起他的手杖起个头，大家就跟着唱起来。夕阳辉映着群山，我们挎着背包，擦着汗珠唱着歌，盼望着早日到达延安。一路上，陈赓队长在路边大石壁上写上鼓动口号：“同志们快走!不远了!”“同志们，加油呀!”“同志们，别做乌龟啊!”写完就站在石头上，举起手杖大喊几声：“喂，加油!”然后才拄起拐杖“噔噔噔”地赶到前面去。有时，他一边走着，一边给同志们讲故事说笑话。大家都静静地听着，手杖有节拍地响着，忽然，同志们哈哈大笑起来。有一次，他学江西土话，把同志们肚子都笑痛了。他把手杖掖在胳肢窝里，双手捂着肚子，脸皱得像个核桃：“班当(长)崖小休(我糟了)，吐鲁稀动(肚子痛)，唔妹旱(不会走了)!”同志们刚笑完，他又插上一句：“班当，全班人都死(说)了，你还唔死(不说)!”说着还表演起来。
陈赓队长在生活上处处关怀我们，是我们的领导，也是我们最活跃的鼓动家。在路上，我们还有不少有趣的插曲。我们宿营了，都是自己借禾草、门板打铺，做饭也是自己动手，不过是每个班轮流派公差罢了。我们这些人来自祖国的天南地北，做菜也各式各样，因此尝到了不少口味。有时为菜的味道评论起来，甚至引起强烈的争论，其热闹的程度极为可观。
我们就这样走完了七百余里的行程。一个多星期，经过了耀县、铜川、宜君、洛川、郫县和甘泉镇，到达了目的地一延安。延安周围是山，延水河绕着城边流过，城东的清凉山和宝塔山上的宝塔越过城墙高插云间。延安城显得朴素而庄严。我们就在这优美圣洁的古城里，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揭开了革命斗争生活新的一页。
我们抗大的同学一共一千二百多人，编为八个队，都住在城内东边的平房里。我当时被编一队，队长为倪志亮同志，住的是原师范学校旧址。这个学校和其他被国民党军队机关住过的地方一样，受到严重的破坏。桌椅门窗东一件西一件散离着，室内外杂草丛生，发臭的垃圾更是到处都有。我们就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学习环境，修葺校合，自制学习用具。经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内外焕然一新，房子虽然简陋，但干净亮堂，使人感到舒适。当时住的是一列长炕，每人占一尺来宽，铺上稻草，有的两人一张毯子。伙食虽然不算好，但很讲究做法，菜总是做得可口。那时物质供应还很困难，有时吃高梁米稀粥，但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优先供应，保证我们能吃饱。
学习开始后，生活就较为紧张。一天八小时正课，有时听报告，有时上操，晚上还有两个小时自修。早上，东方才露出淡淡的白光，周围还笼罩在一片朦陇之中，同志们已经悄悄地爬起来，接着在延水河边、清凉山下，口令声此起彼伏，划破了清晨的宁静。这是同志们在练习喊口令。起床号吹过，还未等早操号吹响，同志们早就在集合地点排好队，等着值班员领队早操。队伍沐浴在晨光里，千百个人一齐动作真是一幅很美的图画。那时火油供应困难，学校规定每天发一两，一个组十个人一盏灯，熄灯后就不能再点了。同志们就用自己不多的津贴，除了买肥皂、牙膏就买几根蜡烛，熄灯后点着它做笔记、写墙报稿或缝补衣服鞋袜。熄灯后，教室里总有灯火，不少人埋头案桌，一直到十一二点才回去睡觉。我们的政治课是由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同志等首长轮流作报告。当时，中央首长很忙，但每次都准时由西山走来给我们作报告。那时的政治课有：国际国内形势、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史、列宁主义概论、世界知识等。听报告有时在课堂里，大多数在操场上或清凉山下的大草坪上。
毛主席给我们上国内外形势课，总是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戴着一顶八角帽，站在讲台上就和我们讲起来了。那时，没有播音器，但毛主席声音洪亮，大家都听得很清楚。毛主席从国际形势谈到国内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听的人都聚精会神，完全被吸引住了。毛主席对我们说：张国焘想反对中央，企图分裂党，这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必须加强党的团结，加强一、二、四方面军的团结。毛主席生动具体的分析，深刻地教育了我们。我们永远忘不了毛主席的教育，更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党和军队团结的重要。
中国革命史是由朱总司令讲的。朱总司令讲课像讲故事一样，生动易懂，使人听了印象深刻。他从鸦片战争讲到北伐战争，一个故事连着一个故事，每讲完一课，总是一再问我们：“同志们，我讲得怎样，大家都听得懂吗?”总司令的谦逊态度使我们很受感动，也给我们很大启发。朱总司令经常在饭后由西山走来，和学员们一块儿打篮球。如果我们集体活动去了，他就和警卫员同志凑成队打起篮球来。总司令总是站在篮底下，不时地叫：“给我!给我!”打完球，总司令爱和同志们聊天，问问这问问那，“小鬼，学习怎样呀?有没有进步?生活习惯吗?”等等。朱总司令就像慈父般关怀着我们，教导着我们，启发鞭策着我们努力向上。
卢沟桥事变以后，军事课进行得更为紧张，有时接连几天打野外。这时，学校成立了两个军事队，队长杨得志集中了学员中所有的军事干部。军事演习都是去城北一带起伏地进行。演习中，虽然皮肤被划破流血，衣服磨烂了，但大家的情绪异常高涨，休息了还聚集在一块热烈地讨论。大家知道就要出去打鬼子了，都想多学点东西。经过学习，我们学的知识系统得多了，为今后更好地指挥作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以后，延安遭到日本鬼子连续的疯狂轰炸。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们抗大决定搬到陕西的三原县去。我们两个军事队接受学校的命令，先头出发了。我们又背起行李，沿着来时的道路，向三原县进发。走了一天多路，到达甘泉北面的劳山镇后，我们接到了前方总部的电报，命令我们停止行动，立即毕业，开赴抗日前线。当知道这消息，同志们心里涌起了复杂的感情。大家都不愿离开学校，都希望学习时间长些，多学些东西，但日本帝国主义不让我们学习下去，不让我们中华民族生存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劳山我们停了一天，吃了一顿小米饭，领到一张毕业证书和一支步枪，就分别追赶正在开赴前线的部队。
我和陈正湘、曾国华、曾保堂、萧思明等五个同志一起，一路上轮流牵骡子，晓行夜宿，向东渡黄河的部队赶去。这样走了八九天，渡过黄河，到山西侯马镇，便赶上了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