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河北省新乐县人，原名牛良佐。1937年4月，我参加了革命工作。1939年春，中共鲁东南特委派我到诸城县接替乔志一同志任县委书记。从此，我先后在五莲山区工作了近六个年头，直到1945年底。下面是我所知道的五莲山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情况。
党组织的建立和初期活动
在1943年以前，五莲山区分属诸城、莒县、日照三县，是三县的边沿山区，那时的诸城三区南部，即现在五莲县的长城岭、许孟一带，诸城四区即现在五莲县的户部、叩官、潮河一带。
1943年3月，我带着党交给我的任务，首先来到诸城四区高阁庄。高阁庄地处马耳山前，五莲山以东的深山区，是八路军二支队诸城办事处驻地。这个办事处，实际上是诸城县委以合法名义对外的办事机构，办事处主任是县委统战部长王圣舆同志。当时和我一块去诸城县委任职的还有组织部长孔楚白和宣传部长刘力一同志。我们在高阁庄住了几天，了解了一些情况，3月12日，就到了当时的诸城县委驻地泊里。
据我所知，早在1931年前后，五莲山区就有了党的活动。1932年，我们党还在五莲山区领导过农民暴动（即日照暴动）。暴动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已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城四区紧靠五莲山，受这次暴动的影响较深，群众基础比较好。1938年秋，我们党开始在这一带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到1939年底，先后有二十多名同志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诸城四区入党较早的有王鹏（又名王达平）、卫省三（后改名卫真）、徐华亭（又名徐世荣）、丁仪武等人。1939年春，卫省三到泊里参加干训班学习回来，成立了诸城四区委，由卫省三任书记，高阁庄村的王昌福任组织委员，南回头村的徐华亭任宣传委员。在县委和区委的领导下，1939年诸城四区党组织发展较快，其中董家洼村、湿花铺村和五莲山和尚庙等都先后建立了党支部。高阁庄、南回头、靴石、槎河、潮河、上沟、黄崖川等村有了党员。这个区的党员比较分散，多是王鹏和卫省三同志发展的，卫省三发展的又多是他的同学。
诸城三区抗日工作的开辟和党组织的建立，主要是鲁东南特委派出的诸、日、莒边区工作团的同志在此作了大量的工作。在诸城三区的工作团负责人是卞立群同志，团员有白常洲、白栋材、李沾吾等人。1938年底，工作团开始到阎家庄子、长城岭一带活动，并开始在这一带发展党员。这一带入党较早的有阎家庄子村的郑贯五、郑明思，许孟村的郑文新（后叛变）、泊子村的臧松旺（后叛变）等。1939年春成立了诸城三区委，区委书记由卞立群同志兼任。1939年4月，工作团撤离，白长洲同志继续留在诸城三区工作。不久我们县委也开始到这一带活动。1939年秋，郑文新担任了三区委书记，臧松旺任区委组织委员，臧松年任宣传委员，郑贯五任武装委员。这个区的党员比较集中，1939年底已发展到了五十多人，主要分布在阎家庄子、长城岭、宋家庄子、许孟等几个村。党员成份比较好，主要是穷苦农民和小知识分子。阎家庄子、宋家庄子等村先后建立了党的支部。
1939年秋后，我和县委的部分同志由泊里转移到诸城三区的阎家庄子一带活动。那时许孟、高泽一带驻着顽军张希贤的部队，我们同他有统战关系。阎家庄子郑贯五同志入党较早，为人也正直豪爽，在“联五村”郑氏家族中有一定威望。日寇扫荡时我曾住在郑贯五家，郑贯五以表兄弟的名义掩护我。平时，我通常是以“八路军二支队诸城办事处”的名义进行公开活动。郑贯五给了办事处以很大支持。那时，各区之间的联系，除县委同志直接联系以外，主要是通过党的秘密交通员去做。记得当时诸城三区有郑召峦和郑召明两个秘密交通员，诸城四区的交通员有王昌福等同志。郑文新家里是地主，他父亲郑明古是国民党的区长。郑文新当三区区委书记时，工作不够积极，经常呆在家里。我和他接触了几次，发现他不可靠，就告诉有关支部书记注意，有些工作也不找他联系，有时开会也不叫他，而直接通过郑贯五同志做工作。后来郑文新果然成了可耻的叛徒。
诸城三、四区的党组织建立以后，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使五莲山区燃起了抗日斗争的烈火。在党的领导下，相继建立了各种抗日组织，如“青抗先”“各救会”等，许多村庄都成立了抗日自卫团，对敌开展武装斗争。1939年底，我们还在泥沟头村以大刀会的名义拉起了一支二百余人的队伍，张鲁东和潮河村的自卫团头头丁仪武同志在那里负责。但不久这支队伍就被顽县长梁钟亭的部队包围冲散了。
顽固派猖狂反共，党组织遭到破坏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一贯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经常制造磨擦向我挑衅。盘踞在五莲山区的各股反动势力，如张步云、张希贤之流，也暗中勾结日寇，经常袭扰我党和抗日军民。1940年3月20日，顽军张希贤部一个连突然来到阎家庄子一带驻防，因当时张希贤还打着抗日的招牌，和我们搞统一战线，他内部还有我们的党员，所以没引起我们的警惕，就没有马上转移。顽军当晚发现我和白长洲同志后，也没敢马上抓我们，可能是去请示了张希贤。那时，张希贤部正在洪凝、大郭村一带同我八路军二支队闹磨擦，他听说有两个“八路”，显然是不会放过的，于是我们二人第二天早上就“被捕”了。
我和白长洲被捕以后，开始和另外两人一起押在他们团部驻地董家沟村的两间房子里，后来又被转移到磨石岭村，和其他差犯一起关押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时，顽军各部之间矛盾重重，明争暗斗，非常激烈。有一次，张步云部与张希贤部又狗咬狗地打了起来，结果张希贤部吃了大亏，被打垮了一个营。看押我们的那个连全部做了俘虏，我和白长洲同志及被关押的若干人也被张步云部劫去。张步云把我们劫去之后，其他人先后都放了，只把我们四个“八路”押到了国民党诸城县政府设在黑石子村的监狱里。敌人为什么把我们押在黑石子呢？当时我估计，张步云怕把我们押在他那里引起我党我军的抗议，他既怕释放我们后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又怕直接把我们交给国民党政府后得罪八路军，所以就把我们当作可居的奇货押到了直接受他控制操纵的县政府的监狱里。我们在那里又被关押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张步云和国民党县政府都没过问，也没审问过我们。后来，我们发现关押我们的监狱是土房子，不很坚固，门外几步远就是一条深山沟，敌人看守也不严，就产生了越狱的想法。
5月17日夜，天下着雨，外面漆黑一团，门口的看守到旁边一个门楼下避雨去了，其余的敌人大概都睡觉了。于是，我和白长洲同志利用解手的机会，箭一般冲出大门，跳下山沟逃出了虎口。等我们跑出很远了，后面才传来敌人送行的枪声。
越狱之后，由于道路不熟，当天晚上我们冒雨走了一夜，黎明时分才到了户部岭东山。经一位农民指点，我们趁雨后大雾，越过五莲山，上了九仙山。下午，赶到靴石王鹏同志家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就到了长兰，第三天上午才找到了当时的地委驻地罗家丰台，回到了党的怀抱。事后得知，我和白长洲同志“被捕”之后，党组织和阎家庄子的党员曾设法营救我们，但没有成功。
1941年间，国民党诸城县党部与各股反动势力串通一气，进行了公开的、更加猖狂的反共活动。为了破坏我们地方党组织，他们在许孟、阎家庄子一带制造白色恐怖，到处搜捕我地下党员。这时候，三区区委书记郑文新，组织委员臧松旺被敌人的气势汹汹吓破了胆，无耻地叛变了革命，向敌人交出了三区地下党员名单。由于叛徒出卖，我三区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全区五十多名党员，除叶家庄的王义俭、王立群和阎家庄子郑召良三同志外，其余均被敌人“逮捕”。敌人对抓获的我地下党员百般折磨，严刑烤打，后又把他们集中到长城岭村，诱迫这些同志悔过自首。由于党内出了叛徒，情况已完全暴露，后来这些同志被迫集体填写了自首书。郑贯五同志被敌人抓去后，受尽酷刑，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始终坚贞不屈。后来，该同志虽被亲朋、同族托关系救出牢房，但由于身体摧残过重，回家不久即与世长辞，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除郑贯五同志外，在敌人这次大搜捕中，诸城三区还有五名党员同志惨遭敌人杀害。
1940年2月，诸城县委遭敌人破坏后，地委及时派李建修同志组织成立了中共诸城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整顿各区党组织，继续领导群众同敌人进行斗争。1940年夏，敌、伪、顽勾结地方反动势力——万仙会一齐向我们进攻，形势恶化，我党和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被迫放弃五莲山区，撤退到泰石公路以南。五莲山区抗日根据地悉被敌伪和顽固派所占领，这一带党组织遂同上级失掉了联系，党的活动基本上陷入了停顿状态。
重建党组织，恢复党的领导
1940年，滨海地区党委开始派人恢复泰石公路以北的党组织。1942年，滨海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开始好转。这年9月，区党委为加强敌占区的工作，扩大抗日根据地，决定成立日北县委，我任书记，李玉山（即李桂五）任副书记，胡润洲任组织委员。在此之前，负责日北工作的是李玉山、胡润洲、赵明甫、厉席卿等人，他们已先期在焦家庄子、阎马、街头等地恢复了党的组织。不久，区党委决定成立路北工委（指莒日公路以北），我任书记，郭友邻为副书记，李玉山为委员。当时地委成立路北工委的目的，就是想利用日北的工作基础，进而恢复诸城、胶县、高密的党组织，为进一步解放路北地区作准备。当时，我主要是抓日北地区和诸城三区的工作，经常以卖书笔为掩护，活动在焦家庄子、洪凝一带。
1942年冬天，街头、洪凝一带的党组织基本恢复建立起来后，我们又着手进行诸城三区、四区党组织的恢复工作。这年年底，为了恢复诸城南部的党组织，我开始以卖书笔为掩护到松柏一带活动。1943年1月11日那天，我冒险到了阎家庄子郑贯五家，在这里了解到了三区党组织遭受破坏，郑贯五同志惨遭毒打致死和党员集体自首的情况。这里的群众见到我，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许多人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暗中到处说：老钮又回来了，八路大部队又快过来了。
1月12日是松柏集日。这天，我在松柏集上摆开了书笔小摊，阎家庄子党员郑召峦看见了，就相机主动上前同我联系，我简单同他交谈了一下情况就分手了。由于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叶家庄王义俭、王立群没有自首，所以这天下午就由郑召峦同志领着我一块赶到了叶家庄，首先与他们取得联系，我在王立群家住了四五天。后来，通过考察，又重新发展郑召峦入了党。对其他被迫自首的党员，我把他们的情况向地委作了汇报，地委认为这些人虽然集体填了自首书，但属于非正常情况下的自首，多数党员没有出卖同志，没有进行破坏活动，可以视其表现重新入党。根据上述精神，我们对自首的党员逐个作了审查，其中表现好的同志又重新入了党。
随着诸城三区党组织的恢复，我们又逐步发展了一批新的党员。从此，这一带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党的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
1943年7月，我主力部队在各级地方党组织和打入敌人内部的党员的配合下，在三关一带消灭了伪张步云部第五旅，使五莲山区大部获得了解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开展解放区工作和扩大解放区，我们在长城岭村重新成立了诸城县委，同时成立了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由我任县委书记，张苏平同志任县长。从此，五莲山区人民在党和民主政府的领导下，进入了巩固、建设解放区，扩大根据地，准备大反攻的新阶段。
诸城县委重建以后，主要活动在马耳山、五莲山一带。不久，就开始组织武工队到敌伪占领下的诸城一带活动；许孟、仁里、常山以南的广大山区成了我们稳固的抗日根据地。1945年，诸城县城解放后，诸城县委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新解放区。从此，我也就离开了可爱的五莲山区。虽然如今事隔四十余年了，但是，马耳山的白云，五莲山的胜景，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当年同五莲人民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五莲山区也定已换了新装，不知道是否还能识别它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