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是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国民党军在抢占陇海、津浦、胶济铁路以后，于1月大举向我鲁南进攻，占我邳县、郯城、码头等地。2月15日，占我鲁南重镇临沂。2月22日，蒋军李仙洲部侵我莱芜地区。4月，汤恩伯、王敬久、顾震三兵团255000人沿临沂、泰安一线向我山东解放区发起了重点进攻。5月，蒋军王牌74师张灵甫部侵我孟良崮山区。蒋军83师，44师、28师即将进犯我滨海地区。就是在这严峻的时刻，1947年5月，中共五莲县委和五莲县人民政府成立，此后中共中央华东局进驻五莲山区。华东局领导谭震林经常给干部作报告。他反复指出：我们采取布袋战术，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一布袋一布袋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的讲话为我们拨开了迷雾，看到了光明。张鼎丞、郭子化同志对土改复查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纠正了“左”的错误。回忆这段历史快半个世纪了，沧桑巨变，但有几件事，至今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一、我所见到的杨帆、朱则民、宋日昌、梁竹航、杨希文同志
华东局进驻五莲地区，保卫华东局机关的安全成了当地政府的重要任务。当时，组织上把这项重要任务交给了我。为此我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采取了各种措施。
我曾三次被召至华东局机关汇报五莲的政治情况。记得那是雨过天晴的一天。我由钱家庄子出发，沿着王家口子分水岭流来的小河，顺流北行，不断地跨过河水，疾步在绿草中的曲径上。到达松柏林时，清清的流水淹没了小径，我干脆脱了鞋子，挽起裤腿，享受水沙中赤脚行军的乐趣。两边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地里的谷子、高梁绿油油的长势茁壮。警卫员小刘说：“庄稼长得多好啊！可惜壮劳力都上前方了，地都荒了。”这时的我正在考虑如何汇报，只是应着，不知不觉已进入东去的另一条沟中。在沟的尽头处，北坡上有一个掩映在茂密的树林中的小村，这就是香店村。在村头上有一辆被树枝掩盖着的轿车。我被引导到村中间，走上多层石阶，进入一个大门朝南的农家庭院。在这里，我见到了华东局保卫部第一副部长杨帆同志。他热情地接待我进了他住的三间堂屋中，屋里农家的东西摆得满满的。我们对坐在一张方桌的两边。我首先汇报了五莲的历史。当我汇报到党领导五莲人民在五莲山起义时，他说：“五莲人民是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人民。”当我讲到国民党血腥镇压起义人民时，他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国民党很快就要完蛋了。”接着我向他汇报了五莲人民抗日斗争的情况：五莲一直是敌我激烈争夺的地区。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很好。1940年以后曾为伪顽侵占。那时，民不聊生，啼饥号寒，吃观音土维持生命，王家口子妇女饿得三年没有月经不生孩子，大批人冻死饿死病死，人口急剧减少。农民盼望共产党八路军再回来。1943年，我们重新解放了这个地区。人民说：“共产党八路军是救命恩人。”杨帆同志说：“五莲人民有光荣革命传统，觉悟高，有了这样的人民，所以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我还汇报了五莲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情况：1945年3月，国民党特务网罗了地主、富农、社会渣滓组织了一个包括三个办事处、四个大队自称2400人的“山东省国民党前方司令部反共团”的特务组织。1946年，经国民党诸城县长聂近臣、县党部书记张菊田改为“山东省国民党党部前方司令部人民自卫队”，张茂勋为队长，下设六个大队、一个特务中队。我派白庙子女民兵窦春梅打入侦破，主犯张茂勋等十多人全部被镇压。以后，部分不死心的分子，妄图死灰复燃。土改时他们正在开会，被群众揭发，被我一网打尽。杨帆同志听了高兴地说：“五莲人民不愧为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最后，我汇报了五莲的战备情况，为了迎击国民党的进攻，五莲党、政、军、民、驻地单位都已组织到夏防中来，互相配合，密切合作，形成了区与区、村与村的联防网，反特、防奸、战时秘密交通都已周密组织好。杨帆同志连说：“好！好！”时至中午，我看到他那苍白、消瘦的面色，十分疲倦的神情，深知他日夜操劳的辛苦，不忍再占他的宝贵时间，请求返县，哪知他早已准备了一只清蒸鸡，陪我吃了午饭，热情地送我走了。
不几天，我为了执行同一任务，沿着同一路线，来到了北山前村，见到了华东武委会主任朱则民。他像一个典型的军人，十分健壮。在我汇报五莲情况时，他十分赞赏五莲的民兵工作和战备工作。他说：“五莲的人民可以说是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了。”他十分热情，留我吃了午饭，又送我到村头。
第三次，我执行同样任务到了大茅庄。在那里我见到了山东省民政厅长宋日昌、副厅长梁竹航、杨希文。宋厅长又白又胖，不拘小节，平易近人，风度潇洒。我的汇报是在谈笑风生中进行的。因为他的处长辛明带了一个工作组在仁里区工作，他对五莲的情况，特别是五莲的参战、支前、战备工作已经很熟悉，所以在我汇报时，他一再讲：“山东人民、五莲人民是为解放战争立了大功的，将来胜利了应该很好的奖励。”看来，他们是把我当成贵宾了，三位厅长陪我吃了四菜一汤，又热情送别了我。
二、在长城岭会议上我所见到的郭子化
1947年8月25日，我奉命参加县委扩大会，到了前长城岭。那是一个较大的四合院。门朝南，门里的西厢房中摆了一排小方桌，两边各有一排凳子，门口的桌子头上放了一把太师椅子。这就是这次会议的会场。因为我们久已仰慕的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就要到来了，所以我们就在门口等候。一会，两匹马从东街来了。郭下马后，警卫员牵走了马。他没有休息，径直来到会议室。他没有坐到桌子当中，而是把太师椅子向桌子旁一移才坐下。我意识到这位革命老前辈在细微中也谦逊过人。他坐下就从布袋里拿出一本小册子。一看就知道这是我们都有的中央关于土改复查的小册子。我在会场的尽头看是十分清楚。他那稳健、持重、深谙事理、胸有成竹的神态，给了我十分有力的感染。他面对小册子，慢条斯理、语重心长、坚定有力地说：“中央土改复查的决定，我看了几十遍，怎么也看不出有‘扫地出门’、‘乱棍打死’的做法，该杀的要按政策规定办，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群众当家，说打死谁就打死谁，‘扫地出门’、‘乱棍打死’会把很多人赶到敌人那边去，还会被坏人利用打死好人，那怎么能行……”他深入浅出地讲了党的政策、策略的重要，讲了违背政策的严重危害，使人心悦诚服。最后他宣布：“立即作好工作，停止违犯政策的错误做法！一切严重的‘左’的错误应该赶快停止了。”会后，他又匆匆赶到滨中、鲁中去纠正那里的同样错误。当时我在想：我也有小册子，为什么没有几十遍的去学呢？郭子化同志的坚强党性，高度原则性，对党对人民的极端负责的精神；认真学习、深钻细研的学习精神；不畏人言，勇于纠正错误的大无畏精神；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平等待人的谦逊精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终生难忘。
三、我所见到的匡亚明
1947年8月25日，我参加县委扩大会，和当时华东局副秘书长、《大众日报》社长匡亚明同志住在一个院子里（《大众日报》社于1947年7月移驻前长城岭）。夏日的晚上够热的了，匡亚明同志躺在院子中的一个躺椅上，周围坐着一群记者、编辑（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五莲的、山东的、华东的、国内外的新闻。我听不懂匡亚明同志的话，但从同志们无拘无束、心情舒畅，有的拥护，有的反对，时而哄堂大笑，时而激烈争论中，可以看出他的民主作风以及他和知识分子的融洽关系。我当时想：这多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和他们的子孙们围坐在一起拉家常的动人场面啊！这是人间最纯洁、最高尚、最融洽、最团结的关系了。
这时候的五莲处在敌人进攻的前夕，土改复查工作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可能为了第一手的材料，匡亚明同志经常出现在五莲县委在白庙子召开的会议上。在这些会议上，总能听到他不断的提问。看来他对五莲同志的语言也和五莲同志对他的语言一样有些听不懂。这不能不说是促使他提问的一个原因。他的提问好象是多了一点，与会的记者、编辑总好坦率地责备他：“你一问就把人家的话打断了。”但是看上去他从不介意，从无不悦。他总是倾耳细听、速记，他是一点也不马虎，定要搞清究竟。新的问题出现了，他又问了。
在五莲的日子里，匡亚明同志极端认真，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慈祥和蔼，团结知识分子的思想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