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同志山东沂水人。1915年出生， 1929 年，14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18岁时任代县委书记。1937 年 8 月去延安参加抗大学习，学习后于 1938 年 10 月回山东，长期战斗在沂蒙山区，为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历任中共山东分局工业部部长兼省工会副主席、中央建材部、建筑工程部部长助理等职。 1959 年 4 月调来同济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
注重思想教育
培育建设人才
王涛同志来同济后．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为尽快进入角色，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他边加强自身理论学习，边开展调查研究。召开学校各类人员座谈会，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以利于指导工作。
为加强党委领导，较快地组成了新的党委领导班子。新的党委领导成员，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大家工作热情高涨，齐心协力，很快形成一个团结战斗集体。他们分工合作各行其职，有效地开展学校各项工作。
王涛同志认为办好学校，必须充分发挥专家的治校作用，他特别尊重教师，尊重专家，注意充分发挥校务委员会的作用。学校的发展规划、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安排等重大事宜，都定期通过校务委员会充分讨论通过后执行。平时教学行政工作，也注意充分发挥分管副校长的作用，做到信任他们，支持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绝不搞以党代政。
王涛同志认为学校培养学生，首先是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学习，掌握好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要热爱祖国。为此必须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学校政治思想工作体制和队伍，党委和各系总支均有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书记，各教研室除建立党支部外，还设有一位政治工作副主任。学生班级设有班主任和政治指导员。由党委和各总支分管副书记带头深入班级、食堂、宿舍和操场及时了解学生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帮助解决。指导员长期住在学生宿舍，热情关心同学们的生活学习等情况。发现学生有经济困难的即时提出发助学金冬天发冬令补助。王涛同志来校后的几年里，不断地加强政治理论教学工作，不论机构设置，还是政治理论教师队伍，都逐步得到了扩大和加强，为系统培养学生的政治理论发挥重要作用。
王涛同志时常强调，全校教师、干部要把培养学生提升到培养接班人的高度来认识。他说，这些学生从小学、中学又考入大学实在不易，绝不能因为我们工作做不到家而使他们在大学阶段半途而废。全校干部和教师要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要做到为人师表，身教重于言教．要爱护学生，而学生要尊重教师，在全校形成一个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新局面。在党委的号召下全校政工干部和教师热情高涨，一些中层以上干部定期到学生食堂参加劳动，帮助检菜、洗菜、搞卫生，为学生打饭，早晨还准时到操场带领学生出操。校党委曾有一位分管后勤工作的副书记，在深入学生宿舍时，发现学生夜间去卫生间，大多穿木板鞋，来回走路声音太大，影响其他学生休息。于是他带领后勤人员亲自到学生宿舍把学生穿的木板鞋全部贴上胶皮，解决夜间走路的噪声．保证学生们的休息。
为了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王涛同志还十分重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他要求组织好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活动，学习工农兵优良品质和生产实践知识。把学校学习的书本理论知识和参加社会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同时重视教师的科研工作，提倡师生走出校门从生产实践需要出发搞真刀真枪的设计。王涛同志普亲自抓新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亲自听取汇报，与科研组同志一道研究解决研制中的问题。自 1959 年 4 月至“文革”王涛同志在同济主持工作的七年里在全校党政领导班子和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支持和努力下，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建设人才，为国家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刚正不阿
坚持原则
王涛同志性格沉稳、耿直、刚毅。平时语言不多，但敢于讲真话。他的座右铭是“实事求是，不欺上瞒下，做一个胸怀坦荡，表里如一的人”，因此他从不搞吹吹拍拍，拉拉扯扯，不看风驶舵，从不看领导眼色行事。特别是对顶头上司，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不怕得罪人。然而也正因此，往往遭到某些不公平对待。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根据中央关于对1958 年以来受到批判处分的同志进行甄别的文件精神，同济大学成立了甄别小组，对反右时被划为x x 反党集团的成员进行甄别。根据甄别结果．王涛同志认为，从材料看 xx 不是“反党集团”，他们怎么会反党呢？他同时对三年自然灾害山东有的地方搞浮夸，破坏了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造成了严重灾害，甚至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深感痛心，在会上讲了实情。于是在1963年上海高校北区干部思想二作会议上，王涛遭到了批判，说他犯了思想右倾错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夜间王涛同志又成了“三反”分子，他的头条罪状就是为“ x x 反党集团”翻案。从此了王涛同志遭到“四人帮”长达十年迫害，受尽了种种非人性的折磨。在一次全校拉线广播批斗大会上，正遇王涛心脏病发作人已站不起来，仍被抬到会场，躺在台上接受批判。主持会议的“东方红”造反派头头声嘶力竭地大叫“王涛死了活该，死了也要批”！在《人民日报》 发表批判刘少奇同志文章当天，造反派拿着报纸摊在王涛同志面前问王涛同志，“刘少奇 1962 年的7000人大会上的报告，是不是黑报告？”王涛同志答“不是黑报告。”造反派又问“你说为什么不是黑报告？”王涛同志答“因为报告是代表党中央作的．是经中央讨论通过的”，气得造反派把王涛同志痛打了一顿王涛同志被打得鼻青脸肿，几天后才消掉。他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文革”期间从没讲过一句违心的话，保护并帮助与他一起关进“牛棚”、接受批斗的专家学者，和他们一起度过难关。
王涛同志这种刚正不阿、坚持原则的精神，来自于他具有坚强的党性，他不论身处顺境或逆境时，都能保持对党的坚定信念。他在长期遭受批斗和折磨面前，始终保持着革命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的这种高尚品质，感动了学校广大师生。
艰苦朴素
清正廉洁
王涛同志一贯反对好大喜功、奢侈浪费的行为，他一再强调干部要在工作中，认真贯彻党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要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他来同济大学工作的几年里，校部办公室一直在二层砖木结构的胜利楼办公。办公楼底层两头设有公共厕所，均在一条阴沟里蹲厕，非常简陋。办公室到冬天最冷时，后勤的同志为校领导装煤炉，每次他都提出先给几位老专家（副校长）装，他说，自己比几位副校长身体好，不怕冷。在校党政领导的影响下，全校教工勤俭办事蔚然成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体党员积极响应上级号召，王涛同志带领大家扣减自己的工资上交粮、布票。多年难遇的一次调整工资．由于调资面的限制，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调不到，许多同志主动提出自己不调让给他人。 60 年代初全校评“跃进奖”，规定只评科级以下人员。总支副书记、副处以上同志不参评选。没调到工资或没发到奖金的同志，从没有因此而闹情绪的。
王涛同志在任校党委书记、校长期间，从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安排自己的子女、亲友来校工作或读书。他家除他和爱人林柏同志（曾在校党委宣传部工作）外尚有两位老人及六个子女，他从没将学校配他的专车，给家里老人或小孩用。即使老人、小孩生病要到医院看病也都没用过。一次她的四岁小儿子，在他上车前到他的车里，他发现后立刻把小儿子赶了出去，他说，这车不是给你用的！他从没有用公车游山玩水。在他主持学校工作时没有搞过宴请、招待送礼等。他积极响应当时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把孩子们送到农村去至今仍有三个子女留在外地工作。其中一个小女儿在农村插队几年后，亲戚设法把她调到城里当护士，王涛同志得知后．让这个单位不要搞特殊化，硬是把女儿退了回去。气得孩子说“我好像不是你亲生的！”。“文革”后，按政策他插队的子女有的陆续回沪，大都已到了结婚生子年龄，因此都提出要父亲利用在建委熟悉的老同志，帮助解决结婚用房问题。而王涛同志告诫子女说：“你们到过老百姓家里看过吗？他们还四代同堂呢！你们凭什么要先解决房子？你们现在有房子住就不错了，干部子女房子都解决了，老百姓会怎么想”。王涛同志在多种场合讲过：“一个党员，时刻不能忘记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绝不能以为自己是个党员，特别是当了领导干部就忘乎所以，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胡作非为。”王涛同志不仅对下属这么要求．而且他以身作则，身体立行。王涛同志于 1979 年 12 月被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98 年因病逝世，享年 84 岁。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上海市第七、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王涛同志的一生实现了自己的座右铭，“实事求是，不欺上瞒下，胸怀坦荡，高风亮节”。他做到了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公道正派，坚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本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文/赵永今（原同济大学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