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夏天的一个漆黑夜晚，亲戚来合云突然来到我家里。打那以后，他和父亲经常在一起，背着母亲商量事情。那时我才十二岁，许多话听了似懂非懂，但却感到新鲜有味，什么共产主义，革命，暴动，打倒地主和劣绅，夺取红枪会的领导权等等。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下了，忽然，母亲和父亲吵起嘴来。母亲不住地唠唠叨叨说：“你参加那些红党，不顾家，也不管孩子啦。”父亲说：“谁说不管，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为了孩子们。”我爬起来问父亲什么是土豪，他没好气地说：“快睡你的觉，小孩子打听什么。”
不久父亲就参加了红枪会。我看许多人在一起热热闹闹，挺好玩，也就跟着参加了。父亲在会里可是个大忙人，一天到晚东奔西跑，开会叽咕事情，我也不知道他忙的什么。
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晚，父亲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他已三天三夜没有回家了)。母亲连忙端上饭来，父亲把饭推到一边，戴上帽子，又向外走去。母亲和我都很奇怪，也不敢问出了什么事，坐在家里等着。一直待到快二更天，也没见父亲回来，妈说：“小海，你快去看看，你爸爸到哪去了。”我跑出门一看，只见很多人扛着梭镖拿着刀，向姓吴的地主家里拥去。华高走在前面，很快就把姓吴的地主的房子包围起来了。有人爬墙进到院子里，打开了大门，外面的人端着梭镖，举着大刀，一拥而进。不一会，把姓吴的地主拖了出来，拉上了后山。接着又把底铺子的恶霸华早、华能等四个坏家伙也拉来杀了。人们都在议论纷纷，说：“好，革命了，明天就宣布成立苏维埃。”我到处找父亲，可是哪儿也找不着，于是就大声叫喊。华高跑到我跟前说：“你爸爸一会就来了，走，我们到祠堂去吧。”祠堂里已挤了好多人。到三更天时,父亲和来合云、朱文焕从大吴家回来了。来合云说:“明天成立苏维埃.” 我连忙跟着问：“什么是苏维埃?我们现在是不是共产党?”合云说：“苏维埃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农民主政府。好小子，你想当共产党吗?老子是共产党，儿子大概不成问题吧! 说着一把把我抱起来：“小家伙不简单，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我说：“共产党是打地主的。” 合云笑了。
第二天成立了乡工农民主政府、土地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等红色组织；红枪会改编为红色补充军第二团。华高当了团长，父亲是党代表。不久第二团就出发到东区去打地主的寨子，我也跟着大队人马去了。
这是我过红军生活的第一课。我年纪小，个子矮，生怕人家不要，处处尽量装着个大人样。父亲在前面走，我穿着一双不跟脚的鞋，跟在后边。一路上，我模仿着父亲那样一大步一大步地走。走着走着就被拉下了，只好踢踢蹋蹋地跑一阵撵上去。父亲听到这踢蹋的声音，就习惯地回头看看我，我也装着没事一样看看他。开始还可以，以后越走越吃力，父亲终于开口说：“你快给我回去吧，跟着一路不够垫脚板的。”我鼓鼓嘴，就是不回去。他沉下脸色，说：“你非给我回去不行! 我一看拗不过他，就离开队伍嘟嘟囔囔地往回走。走不多远，趁他不注意，又钻到队伍里。过了一会，不知怎么被他发现了，毫不客气地又把我赶出来，而且还在一旁监视着我。我干生气也没办法，蹲在路旁，眼看一村的人都神气活现地走过去，真急死人。忽然有人叫父亲到前面去，我又趁空钻进了队伍。
这时大雪飘飘，风也吹得挺紧，人们都耸着肩、缩着头。约摸快到中午，父亲到后边来检查行军情况，又发现了我。他还是赶我回家。我说冻死在外面也不回去。他看没法，就从身上脱了件单衣给我包头。我嘴里说不冷，其实两只耳朵和脸上像刀子割，怎么也止不住上下牙打架。本家吴华官大哥对父亲说：“你到前面去吧，我来招呼他。”父亲瞅了我两眼，就到前面去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部队到达八里区南村，准备对龙盘寨、李山寨进行包围。部队到李山寨正西六里的李家楼时，天刚拂晓，民团还在睡大觉，打了几枪，他们就吓跑了。团部就留在这里。部队都上山围寨子去了。华官和文谋叔叔忙着杀猪做饭，我帮忙烧水。到柴堆上去拉柴火时，一拉，发现了一根皮带。这是什么皮带呢？顺手拉出来一看，原来是支汉阳造步枪。我真高兴极啦。中午，华官、文谋给部队送饭时，将这个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即刻派人下山来把枪要去看看,我也跟去了。到了那里,华高团长看了枪,笑着对我父亲说:“好，我们团又多一支钢枪了。”父亲要我回团部去，把枪留下，我说什么也不肯。他说我不服从命令，要揍我，我才吓走了。
一九二九年春天，部队到油炸河以北的小村庄驻下，防止大山寨的地主民团扰乱根据地。这时部队已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九支步枪，上级又发来两支掰把枪，是给团长和党代表的。有一次趁他们不在家，我偷偷地拿着枪玩弄，不知道有顶膛火，一拨弄，啪的一声，把老百姓的一条老黄牛打死了。我吓得要死，急急忙忙去找团部司务长。司务长是个老成人，平时最喜欢我们这一帮小鬼，他看我吓得那个样，又好笑又好气地说道：“你们这些小鬼呀，光给我找麻烦，你知道，赔老百姓一条牛要十四块光洋。”说着就找老乡去了。
过了不大一会，父亲回来了，一听此事，可发了大火，顺手甩了我两个耳光，又把我关起来，不给饭吃，非要我回家不行。虽然脸上火辣辣的，但我却不哭。我知道父亲是个刚强人，从来不喜欢看哭鼻抹泪的人。不过我心里暗自思量：这一下糟透了，如果真派人硬把我送回去怎么办呢？正想着，华高团长来了，他训了我几句，叫我以后千万听话，就把我放了出来。这下我可高兴啦，急忙又去烧水。谁知一锅水没烧开，父亲又来找我了。他气呼呼地说：“三番五次地说你年岁太小，跟着尽捣蛋，要你等二年再来，你就是不听……”我只好向他苦苦哀求说：“去年都跟上了，今年还不行吗？你枪里上了顶膛火，我以为是空枪才弄响的。今后好好干，听你的话，还不行吗？”刚说到这里，华高带着许多人拥进来，一齐要我唱歌。我估计这可能是替我解围的，看了父亲两眼，就站起来唱：
正月是新年，家中断米面，
衣衫破了没衣换；
——哪嗨哟，衣衫破了没衣换。
富人穿的好，鱼肉吃不了，
珍肴美味白炭火烤；
——哪嗨哟，珍肴美味白炭火烤。我越唱越带劲，一面唱一面就表演起来。一气唱完了十二个月，累得我满头汗，呼呼直喘。大伙哈哈大笑，我看到父亲也扭过脸去偷偷地笑了。最后，他转过身来，又板起面孔对我说：“从明天起，每天除了工作外，要学习两个字，再胡捣蛋，非叫你滚回家去不可。” 我伸了伸舌头，连声说好。
半个月以后，部队改编。华高他们都到二十八团去了，父亲在军部休息。因为我年龄小，就叫我到少先队去当小兵，也没有枪。三四十个小鬼在一起，除了行军，就学文化，上政治课。什么是阶级，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这些最基本的革命道理，很深地印在我脑子里，更坚定了我要干革命的意志。
一个多星期后，父亲和来选刚同志一道来找我，他告诉我上级要他回后方，到光山县东区去工作，要我同他一道回去。我说：“你回你的，我是不回去。”父亲说回去送我上学念书。我说：“不，这里人多热闹，我们每天也都在学习，哪里的学校也赶不上红军这个大学校。”他看我很坚决，也就不再劝我，但是要我每个月给他写一封信。我说：“爸爸你回去，我会好好干，放心吧。”他老人家走了不一会又回来了，拿出刚买的一双布鞋，亲手给我穿上，摸着我的头，又看了看我的脸，说：“以后千万要听同志们的话。”我嗯了一声，不知怎的哭起来了。他的眼中也充满了泪水，但是没掉下来。转身向我们上级交代了几句话，就走了。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看见过父亲。
一九三二年，我在河口战斗中负了伤。到罗山休养的时候，听说父亲随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了。一九三六年，我随红军长征到宁夏花马池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就到处打听父亲的去向。后来见到了熊起松、吴华江两同志，他们才告诉我，父亲在豫西牺牲了。
我实在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恸，就偷偷地跑到村外，坐在一棵大树下哭起来。突然觉得有人站在我旁边，回头一看，是党的总支书记文明地同志。我揉了揉眼要站起来，他却把我按住，坐在我身旁，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劝慰我一番，然后告诉我：“不要哭了，我们手中有枪，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他拉着我的手站起来说：“回去吧，同志们都在等着你。” 黑暗里，我跟着这位对我关怀体贴备至的领导同志走回部队。我又感到了慈父般的温暖，这是巨大的党的温暖!父亲倒下了，党把我抚育长大成人了。
几天以后，我又和大家一起背起行装，踏上了征途，沿着我的父亲没走完的道路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