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的厄运来了。奶奶也是在那一年去世的，父亲被造反派批斗，连奶奶最后一眼都没有见着。由于，军队不允许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运动"，把"四大运动"放到军事院校进行。南京军事学院的造反派要打倒院领导，就是造反派认为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他们首先把矛头对准院长和政委。因父亲是他们的助手，有些老造反派给新造反派出主意，要打倒院长政委首先要把他们的左旁右臂砍掉。父亲首当其冲当成运动的靶子，戴高帽，座喷气式飞机，在全南京市步行游街，还要被毒打，父亲几次被毒打得昏死过去，给父亲开车的老驾驶员仲兆班同志，趁着晚上天黑时，用凉水将父亲泼醒，仲兆班同志看着父亲身上斑斑血迹和伤痕都忍不住掉眼泪。仲兆班叔叔原是给刘伯承元帅开车的驾驶员，刘伯承元帅调到北京后，他留下来一直给父亲开车。他将父亲搀扶到南京军事学院政治教研室教员韦然家中，韦然的母亲八十多岁了，亲手给父亲做夜宵，还烧开水为父亲擦去身上的伤痕，并安慰父亲想开一点。父亲心里很温暖，觉得世上还是好人多。也很感激韦然同志这一家在危难时刻相助！当时，军事学院造反派里面有行政11级的干部参加造反，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罕见的！父亲还被关进牛棚，交待问题。造反派们给父亲罗列了三项罪名。一是走资派；二是阶级异己份子；三是叛徒。前面二项罪名，造反派派出外调人员到全国各地调查父亲问题，叛徒这项罪名是因为父亲1938年和成钧同志被叶剑英派往到国民党教导纵队做统战工作，在撤退到武汉的路上，被当地的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协助到武汉。造反派说这支游击队是国民党的人，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也为此罪名被打倒。父亲对造反派外调人员讲，你们怎么不到北海舰队找赵副参谋长了解情况呢？他就是这支游击队的负责人。造反派无奈又去找了赵副参谋长，被赵副参谋长痛骂一顿。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怎么成了国民党的人了？！你们瞎胡闹！赵副参谋长为成钧伯伯和我的父亲证实了清白。叛徒这项罪名落空了。这些造反派的外调人员"本事"可真大，跑到北京的一些中央元老那里去调查父亲，但他们的计划都落了空。其中，找到了徐海东、张云逸、邓子恢、譚震林、郑位三、郭述申等老一代革命的家中，去调查父亲的罪名和黑材料，不料老一代革命家们对父亲的评价非常高，对父亲一致给予好评。同时，还有外单位的造反派来调查父亲的一些老领导、老战友的黑材料。都被父亲一一驳回，像昆明军区代司令陈康，他们来调查陈康叛逃一事，父亲一听是陈康伯伯1938年和父亲一起调入新四军四支队老八团时的历史，造反派们说陈康叛逃了，被父亲坚决否定。空军的一些造反派来调查成钧伯伯和父亲一起到国民党教导纵队做统战工作这段历史，也被父亲毫不犹豫否定。他们说父亲不老实，要动手打父亲，父亲提起板凳指着造反派的外调人员说，你们敢动手，我就打断你们的腿，造反派们被父亲这一举动吓得跑了出去。若干年后，我到成钧伯伯家去，周阿姨还让他儿子成和建四处打听我们家子女的情况，对儿子成和建说，"你爸爸被打倒了，你吴华夺叔叔也被打倒了，他们家的子女怎么样啊？是否安然？吴叔叔和你爸爸可是生死之交的战友"。我听后非常感动，成钧伯伯家"文化大革命"被整的那么惨，人家在危难时刻还惦记着我们。东海舰队的造反派来调查东海连队政委康志强伯伯的材料来了，父亲义正辞严地说康志强是我党的好同志。这时造反派的外调人员挑唆说："康志强在二十一军工作时，老挤压你，你还包庇他干什么！"。父亲反驳他们说"我和康志强同志没有个人恩怨，工作上有不同的看法只是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他是政工干部，我是军事干部，这种不同看法是非常正常的，不存在个人恩怨问题"。造反派的外调人员只好灰溜溜地跑了。当时全国的造反派都到家里来抄家，不仅是军事学院的造反派，有许多都是外地的造反派，每天隔二、三个小时就见一拔造反派闯进家中，翻箱倒柜找父亲的黑材料，连我们家里的天花板都翻了个遍，院子里和院墙大门口上都贴满了打倒父亲的大字报大标语，父亲的名字上被打着大叉叉，我那时候只有六、七岁，实在看不过眼，就把老驾驶员仲兆班伯伯的三女儿，因为他们家和我们在一个院子住，陪我拿着扫帚和提着一桶水，把贴在大门口上的大字报和标语撕下来清洗。我正干着，有几个造反派留下来的盯哨人员质问我，我理直气壮回答"我们家就在院子里住，你把这些大字报贴在门上，我们都没法进出"。仲伯伯的三女儿一看情况不妙，就急忙跑回家叫我母亲去了，我正和那些盯哨人员论理，见母亲叫我回去。回到家中就扑倒母亲怀里，感到特别委屈。母亲安慰我说"你父亲是为人民立过功的，不会被打倒的！大字报他们想贴就让他们贴去吧！"因此期间造反派无规律来抄家，有时候还深更半夜来抄家，母亲怕我被惊吓着，常让我到一些父亲的老战友家去住。母亲看这也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还有二个姐姐因为是女孩子，留在家中不安全，就趁着红卫兵串联的机会，二个姐姐带着我到北京亲戚家住了几个月时间。父亲被造反派们关到军事学院汽车连车库里时，我和二哥陪着母亲去看过父亲，只见他和院长张震关在一个车库里。当时，张海阳哥陪着院长张震伯伯住在一起。隔壁车库里关着政委王平伯伯，他门前还站着荷枪实弹的哨兵。看见王平政委连上厕所，哨兵都押着。我那时候好生奇怪。过了一个多月，院长张震在清晨上厕所时，被另外一拔造反派用绳索和学院治冰厂用的大铁钳制，强行把院长张震从厕所二米多高的墙甩过去，进行暴打。父亲因听到厕所外声响不对劲儿，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就听到身后崆峒一声，院长张震从墙这头被造反派甩了过去。父亲连忙跑到汽车连部向当时的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和副主任吴大胜打电话报告，并对吴大胜反复嘱托让他们从造反派手里把张震救出来。事后一周母亲到南京军区总医院看望院长张震时，看见院长张震脖子上被勒的印子清清楚楚，不由得说，院长命大，拣了一条命回来。父亲事后也感到有些后怕，说自己过去当过便衣队员和手枪队员时，相当于侦察兵。反应比较敏捷，有战斗经验。如果反应慢一点也会同院长张震一样被造反派抢了去。造反派内部传来消息，他们非要把父亲整死，不整死也要整残了。这时，父亲老战友唐少田陈发新夫妻俩的大儿子唐曙光和几个哈军工大的同学开着美制吉普车冒充外地的造反派来牛棚提审父亲，把父亲救了出去。造反派得知父亲跑掉了，就四处派人抓父亲。父亲回不了家，躲在老战友们家中。像红二十八军女红军之一我的表姑妈范明家中，女红军陈发新家中，老红军傅彪伯伯家中，开国将军林胜国伯伯家中，海军学院浦口教导队江边船上都跺藏过。晚上不敢开灯和抽烟。就这么躲来躲去。造反派也时不时来收搜寻父亲。有一天下午，造反派又到家中来了，他们这次有意识的将我和母亲她们隔开，故意问我，你想不想爸爸。我说："想"。那你就快把你爸爸找回来嘛，我说："不知道爸爸在什么地方"。造反派从我口里套不出话来，就扫兴地走了。我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一把把我搂到怀里，说："昨天我还带你去姑妈家看了父亲，你要说了出去，你爸爸会没命的，你小小年纪可是救了你爸爸一命啊"。抓父亲的风声越来越紧，军事学院办公室主任马国瑞和秘书徐舫廷等一些对父亲有感情的叔叔们，看父亲这样躲来躲去十分担忧，就决定让父亲去上海，但又不能坐火车和轮船前往，只能坐汽车。他们就从军事学院汽车连挑选了几位政治上可靠的驾驶员，其中也有给父亲开车的仲兆班伯伯，他们去上海的路上，不停地换车换驾驶员，一段一段地将父亲送到上海。1995年，我到北京，时任北京国防大学教育长的徐舫廷叔叔，对我们谈起此事，就像电影电视剧中描述的那样的地下工作者。人员交替掩护保障父亲的人身安全。现在说起来还父亲有点喜剧色彩的气氛。到上海后，先是到老战友上海警备师师长周奇云家中住了一段时间，又到原华东军区参谋长刘先胜伯伯家中住了一段时间，后来父亲的腰伤病复发了（父亲的腰伤是在解放战争中负伤，后来在阅兵中因劳累过度也复发过，这次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殴打又复发了），连起床都很困难，何况住在老战友家中，也是一天担惊受怕的得不到休养，这时，军事学院一位负责父亲安全的军事学院印刷厂的工人师傅，对父亲讲，首长你这样躲来躲去不行，你还是到我们老家去，我们老家那里很安全，我们老家在山东青岛郊区的渔村里。父亲听从他的建议，去了青岛这位师傅家里。他们全家都十分热情，因为他们家在海边，空气好，父亲得到很好修养，最重要的是这位师傅的老父亲有一手绝活，专门治腰病。给父亲出了一个偏方将父亲的腰伤病奇迹般地治愈了。住了大约几个月时间，父亲从收音机中了解，毛主席号召全国停止文攻武斗，各派大联合的消息后，父亲自己不能再在外面躲了，应该回单位。父亲回到军事学院。这时候军事学院的文攻武斗的运动是停止了。但隶属南京军区的60军支左进入军事学院。这些60军的干部，可能没见过军事学院这么好的条件和环境，把军事学院汽车连的汽车来到满大街跑，他们到家里来，把军事学院配发的电冰箱也给拉走了，配发给父亲使用的伏尔加小汽车也给开走了。几个月后他们把伏尔加汽车还回来了。但是把车中的收音机给卸走了。老驾驶员仲兆班伯伯说，他们把这个车糙得不行，很是心疼。这时候有不少参加造反派的干部到家里来给父亲道歉。觉得在此期间做得不对，父亲都一一原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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