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革命生涯④:几次挂彩的经历

11627 发表于2019-01-15 00:02:26

四、打仗无数次、挂彩三四回

在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我参加过无数次的战斗,并多次负伤。泰安战役是1947年举世闻名的“七战大捷”之一。五月份,我部紧接“莱芜战役”的伟大胜利后接着去打泰安。我在这次战斗中头一次负伤, 但伤的不重,我也没下火线。本来一点轻伤没什么好写的,但是我又认为此次战斗有着惊奇的故事,所以在此简单说说。

打泰安原计划先夺取西关火车站旁边的豪丽山,豪丽山和泰安是居高临下, 拿下豪丽山, 泰安城就成了瓮中之鳖,一攻则破。打豪丽山是五连的主攻,四、六连为预备队。我的机枪组(我是机枪射手)和全营六七挺机枪都集中给五连作火力掩护。晚上十点多钟发起冲锋。连续组织了三次冲锋,由于敌人阻击的火力太猛都未成功,王二子连长在带领冲锋中牺牲,部队伤亡过半,剩下的战士被敌人的火力封锁得直不起身来, 无奈在半山隐蔽待命。敌人不见有动静,误认为五连被打退,暂时停止了射击。在这最危机的紧要关头, 五连二排五班一位十七岁的小战士郑金明发现班、排长重伤的重伤, 牺牲的牺牲, 失去了指挥。他勇敢地拿起排长的卡宾枪站立起身说:“同志们, 现在我就是排长, 凡是有种的都给我站起来,跟我冲啊!” 你不要说,还真让他冲上去了, 还夺下敌人好几个地堡。可是他的人所剩无几了, 等敌人一反击, 就寡不敌众败下山来。上级一看不行了, 命令撤退。这时天己放亮,城里的迫击炮、过山炮、野炮榴弹炮一齐打来,开始是“跟纵炮”,后来又打它妈的“拦头炮” ,打的我军 “溃不成军” ,“放了羊”了,我一个人扛着机枪跑,累的实在喘不过气来, 我就想放慢脚步缓口气, 稍歇一会再跑。 我刚放慢脚步就发现面前出现一个陌不相识的人, 他坐那儿纹丝不动, 我拍一下他的头说:“你不快跑坐这里等死啊!” 他毫无反应。我感到奇怪,低头仔细一看,他的眼珠瞪的大大的,一点眼神也没有。我往他下身一瞧,哎哟,我的妈呀!我战惊的打了个愣,头皮一炸,才明白他被弹片削断了身子,把两条根掀到了沟岸, 上半身不歪不斜的蹲在地上。我看了心里非常的怜酸, 吓得我也不敢慢跑了, 就又大步向前跑。那炮弹就象冰雹似的在我身子的前后左右落下, 管他妈的,只要打不到我头上我就跑。跑着跑着,哎呀,我怎么覚得我左臂上发痒,啊!还热呼呼的,我右手伸进左边袄袖筒里一摸,怎么还粘糊糊的,再摸,好家伙,还有块硬东西,我用拇指一抠,原来是个小枣大的弹片,我好奇的把它攒在手里,跑哇跑,那么密的炮弾都没落我身上,让我顺利地跑到了连部。

到了连部我拿着那块弹片对卫生员王敬泉同志说:“卫生员,我可能是挂彩了。”他问,“在哪儿?” 我答:“在左臂上。” 他二话没说,拿起剪刀要剪我的袖子。我阻止他说:“别动,你剪了我的袖子我穿啥。” 我又把袖子一撸,露出胳臂的伤口,举到卫生员的眼前说:“你看,没事,用不着剪棉袄。” 他说还好,若不是有这厚棉袄相隔,你这胳臂非断了不可。他给我作了包扎,还发给二毛钱的负伤费,当时我就买一包 “红炮台” 香烟给大家抢着抽了。

由于豪丽山没拿下,上级命令改变攻城计划。时间还是明天晚八点总攻。但是突击营由二营换成一营,地点由西门改換南门。第二天黄昏部队进入南关靠近南门城下,八点钟时,东、北门的兄弟部队准时攻入城内。一营也发起了冲锋但未成功,直接影响着东、北门友军向纵深的发展。纵队司令宋时伦发火了,亲白打电话给肖峰师长,令他一定在十五分钟内打进城去,“如打不进去就提头来见。” 肖师长立即打电话给团长陈景三,要他在十分钟内打进城去,否则••••••°团长又电话一营营长张涛同志,令他在五分钟内攻进城去。

张涛接到命令,他想,如果他再按部就班地向连.排下达命令,莫说是五分钟打进城去,就是再有半个小时也打不进去。说时迟,那时快,张涛抱起一包四十斤重的炸药包,还有两个爆破手也抱起炸药, 他说,跟我来。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 迅速地冲向南门西侧城墙, 随着轰隆声的巨响, 城墙被炸开一个很大的缺口。只听张涛喊一声“同志们冲啊!”他再也没有声音了。原来他在爆破时已中了敌人的枪弹, 因为他伤势重,流血多,等军医赶到时他已殉国光荣牺牲了。战后追认他为一等功臣 (以上都是战后听说的, 不然我一个大兵怎么知道)。

第二次负伤是在鞋家洼 (村名)。

鞋家洼位于山东省郓城境内。在1947年6月的一天,我连不知从何地方出发急行军, 当天下午三点到达该村。上级布置立即在村北头挖战壕筑工事, 准备在此打阻击。到晩六时许战壕掩蔽体、机枪射台等工事统统挖好筑成,战壕全连相通, 一切准备就绪单等敌人来送死了 。

敌人也是不知是何时何地而来 (领导知道) ,住在鞋家洼北边一个村子里。 距离我们阵地不过一公里, 两军对阵, 一触即发,我们严阵以待。天黑了,敌我双方都无动静。我和班付孙明秀 (狗屎村人) 趁空坐在沟岸上卷畑(畑叶是行军时偷的,纸是旧书), 卷好一根用唾沫粘上放在背包里, 预备以后慢慢吸。当我们卷到一二十根时, 敌人“火力侦察” 试炮。  也该我们俩倒霉, 就这么一炮, 我俩都被炸着了, 我的胸部、臀部(左側)两处受伤,当时就来了个“倒栽葱,”面朝下屁股向上栽到战壕里。孙班付急忙弯腰去拉我, 他说:“老刘,你挂彩了?”孙就问我这么一句,就“卟通”一下趴在我身上不动了。原来他比我伤的更重, 一块巴掌大的弾片打在他的左胸上, 三根肋骨被压断了,若不是弹片打在双排的子弹带上,当时就叫他回“老娘家”去了。担架把我俩抬进营卫生所,军医给作了包扎, 在转送后方医院时我和孙明秀分开,从此再也没见到过他。

我被送的是阳谷县一个部队医疗所。因路途远, 还要过黄河, 担架队员和我已经够辛苦了, 他妈的敌机还要来捣蛋。一次遇到敌机扫射, 担架队员紧急疏散隐蔽,他们只顾隐蔽把我倒空着脚丢在一个斜坡上(脚在上头在下),我在担架上眼睁睁地看着飞机在我们头上来回地扫射。我干着急,又不能动,倒空在那里又难受,我闭上眼睛想“随你的便吧, 看你狗日的能把我怎么样, 大不了就是一死。” 就摆在那儿由它打, 嘿嘿, 可它就是没打着我。

飞机一走, 民夫就又抬着我继续前进, 到了一个村庄担架停下休息。这时我想“大解”,前边走来一个支前的青年女子,手里提着个罐子吆呼:“大米饭”。我误听为 “大小便” 我就问她:“你吆呼什么?” 她还是说大米饭,而我还是听成大小便,我便说:“同志,请你把罐子给我,你走开,我要大便。” 她明白了,回答我说:“同志,我这罐子里是大米饭,你要大解我们有专人侍候 ,请你少候。”她马上吆呼“张兰,过来,这里有人要大便。” 拿便盆过来的那人又是个女的,尽管她的年龄很大,我还是不好意思。我对她说:“请你把盆子留下你走开,离我远点。由抬我的民夫帮忙我大解。”而后在这村吃饭,是另一女同志喂我吃面条。解放区的群众真好哇°

到了医疗所经医生检査,医生说我伤势不轻也不重,虽然没断骨伤筋,但在治疗上还要吃点苦受点罪。我两处伤的弹片都不太大,最大的也不过象小拇指头那么大,但打得较深,弹片拔不出来,按正常治疗需要手术,但医生说医疗所里没有麻药了,只能采取把硫酸打进伤口里的办法,让它鼓浓化浓,等浓包成熟后使弹片顺着浓水流出来。这个办法可苦煞我了,医生让我向左側躺着,一个架式一动都不能动,一躺就是八九天,等弹片流出来了,我才得到了“解放”。

我总共住了二十九天的医院,伤口基本愈合,我就急着向所领导打报告归队。所里发给我负伤费十七斤猪肉的钱,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打仗就象喝冷水一样的频繁,人还不知哪天哪时“敲尿壶”(牺牲)呢,留钱干啥,几天我就把它花光了。出院后行军打仗对伤口都没影响, 当时不知道每个伤口内还潜伏着一块 0.4厘米的弹渣, 后来每到下雨阴天伤口就发作。看来这两块小东西要折磨我一辈子了, 等我到了阴曹地府再收拾它吧。

第三次挂彩也是在1947年, 哪月哪天我实在记不清了,有一天我们去打鱼台县城, 那天是中午出发, 七八十里地要在天黑前赶到,当夜就结束战斗。正当我们走到半路上时,却“杀出个程咬金”来。突然来了几架飞机, 当时我们正走在金鱼(金乡至鱼台) 公路上, 又没处隐蔽躲藏, 同志们就抓上根树枝或青草遮着头, 趴在地下闭着眼任其狂轰乱炸。部队受到了伤亡还延误了行军时间, 耽误了战机。上级下命令当晚围而不打, 改为明晩总攻。把部队埋伏在城外筑好的工事里, 作好防空和防止敌人“出水” (敌人向城外逃跑) 准备。

第二天, 天刚亮敌人发觉我们的行动, 从城内向外打炮, 越打越密, 我们只好向自已挖好的防空洞里钻。我们班炮组小董(解放战士)他耍滑头,挖工事时不出力,他的防空洞还没挖好,敌炮一打,他就到处乱钻。找到我的洞口说:“老刘,请往里挨挨,让我也躲躲。”还没经我答应允许,他就一屁股坐在我的怀里了。我的防空洞就那么点大, 又没地方挨,又不能赶他走, 我就打劈叉把两腿伸出洞外, 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他感激地说:“谢谢你,老刘。”他这句话刚说完, 轰隆一声, 一发炮弹落在了我的机枪上, 吓的小董双手抱头向前趴下了。我还认为他负伤或牺牲了呢? 我伸手拉他,,他不动摊也不吭声。我想:完了。“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一点也不错。没想到他没事, 他抬起头睁开眼一瞧说:“我没死呀!” 他突然叫到:“老刘, 你挂彩了。”他见我脚上的血冒的很高, 大喊道:“班长、排长! 老刘挂彩了。” 因小董坐在我身前挡者我,我可没看到我脚出血,又没觉得痛。所以,没好气地骂道:“你瞎咋呼什么?我哪里挂彩了?” 这时,班长来了,他发现我的脚在大量出血。他说:“我命令你快去包扎。” 我还不懂班长在命令谁。他从洞里往外推一把, 小董闪到一边说:“你负伤了,班长叫你下去呢。” 小董一走开我才发现我的脚在冒血,但是不觉得痛痒。我便说: 脚上的血滋滋地还在往上窜,如不及时包扎,会送你回‘老家’的。甭犟了快走吧。”           

我到了连营指挥所大门口, 双手扒着门框喊了声 “报告”就两眼一摸黑倒在门坎上“地瓜腊淌了。”我在蒙胧中覚得军医给我作了包扎, 连卫生员给我擦洗脸上、手上的血。石保谦老排长让通信员小吴叫来一付担架, 他亲自把我抬上担架,又从老百姓家拿一棉被给我盖上,命令把我送到团卫生队。我这次负伤, 看当时脚上冒血的样子是很可怕, 其实这次的伤并不重, 只是左脚面上炸断了一根小血管和左膝盖上被弹片擦去铜钱大的一块皮罢了。在营、连指挥所昏倒,那是因为流血过多而引起的, 所以, 我只在团卫生队住了几天很快就归队了。

鱼台之战我未战先伤, 又是一点轻伤照理是没什么说的。但是为了怀念我的入党介绍人, 最亲密战友的这里简单叙说一下。据传,我的班长孙培纯他的一只脚腕子被打碎,班付徐俊南的嘴中弹,从左腮进右腮出,打断了下巴骨,他们都到后方医院去了。我伤愈后这么多年了, 从没看到过他们, 也无音信。我亲爱的战友哇!你们在哪里?我想念你们,永远的想念你们。       -

1947年还有一次挂彩,这次挂彩即没流血又没受伤。可我的右耳就是这次挂彩致聋的, 还成了一辈子没有残废证的“残废。”

那是我们在山东省梁山、东平交界运粮河岸的一个村庄(村名忘记) 打阻击。 阻击对象是国民党的王牌新五军, 掩护我纵队司令部, 担架大队和兄弟部队过黄河。 这一仗打得非常艰苦激烈, 打得也很痛快过瘾, 它是我自当兵打仗以来打的子弹最多, 杀伤敌人最多的一次。这次战斗之前, 我们是在某地深夜出发, 于第二天中午才到该村庄。这个村庄就座落在运粮河的西岸上, 村中心的河上有座木桥。我们在村南北西头和桥的两側筑工事布火力, 单是那座木桥我们就安排了两挺重机枪外加二挺轻机枪把守, 其中就有我的一挺轻机枪, 步兵们也在磨拳擦掌,严阵以待。

下午四点敌人来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里有我们的部队,他们就大揺大摆地向前走。正当他们的前头部队走上木桥时,我们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那些家伙死的死,伤的伤,全部撂在桥上或倒在河里。过了半个小时, 敌人采取了人海战术组织硬冲。当他们一窝蜂似地拥上桥时,“张歪嘴”营长(他的嘴负过伤)一声令下“打”!我的歪把子机枪“叭叭叭”地首先打响,顿时重机枪、步枪、冲锋枪齐鸣,把个桥封锁的连苍蝇也飞不过来。敌人连续组织了三次冲锋都被打垮了。

 敌人他不甘失败,又派上敢死队来送死,这些人打着赤膊,头扎红巾,腰插双枪,手持大刀,耀武扬威的样子看上去挺可怕,实际上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就来了个“单个教练” 还不放空枪,他上来一个打一个,上来一对打一双,敌人用这办法只冲了一次就不敢冲了。尤其是桥上已经着火,眼看摇摇欲坠地快要塌了,他们放弃了在桥上冲锋的作法,改变新的渡河方式,用美式凡布在多处架设临时浮桥,想用多头齐攻的办法过河。

到傍晩六点(我们已在村东北角河岸修好工事),敌人进攻开始了, 其他渡口我不知道。在我前面的我看的清楚,我见河对岸二个大个子敌人抬着一捆帆布到河边,用两根铁蹶往地下一砸, 将帆布用力一推,那帆布轱辘一滚,“叭哒”一下搭过河来,刚好对准我的枪眼,我想,你们可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敌人冲锋号一响,敌人就开始冲锋,我见走上帆布桥的敌人颤巍巍, 东幌西揺地好象秧歌队,脚踏着着帆布桥过河。我用机枪单发一打,敌人就一个个卟通卟通地往河里倒。后来,敌人就成群结队的跳到水里,手扶着帆布桥过河。这下我的机枪可大开洋荤了,叭叭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究竟打死多少敌人谁也不知道,反正我阵前那段的运河水都变红了,河里的尸体就象“煮古馇” 一样满锅(河)都是, 真使人心寒。

天将黑了, 敌人停止了进攻, 我们还不到撤退的时间,趁空我的付手孙经田去老百姓家找水喝,便提了一桶回来,先端一碗送到地堡里给我喝, 我见他端碗来就问:“是什么? ” 他答:“是马尿。” 因我双耳已聋了听不见,就接过碗来一看, 呀! 是水,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我早就干的喉咙里冒烟了, 高兴得端过来就喝, 喝完左手抹一下嘴把碗递还孙说:“真痛快!谢谢了。” 孙接过碗去又说:“还要不? ”我光见他嘴动, 听不见他讲什么,我问他说什么?他还是答:“马尿。” 因我还是没听见就没再言语。孙经田他看出来了,看来老刘聋了, 不然我说让他喝马尿,他和压弹手赵某说:“他怎么不骂我,还谢我。”

我是真的聋了, 可能是上一阵子打的子弹太多, 地堡太小拢音,当时两只耳朵都震聋了。不要说他人不知道,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尽管当时我只看他们张嘴, 听不见讲话, 我也没想到我会聋了。因为下了战场过了不久我就能听见事了,但我只知耳朵里象有“蛸劳钱”(蝉类的虫) 在吱吱叫 (至今还在叫) 可不知我的右耳已聋。后来转业地方体检时才弄明白,我右耳骨膜与视听神经脱节已成残废,左耳也成永久性的耳鸣。

这次战斗没流血变成残废,因当时没发觉,就没去去弄残废证。到了地方要去补办时,省民政厅说,医院的证明只能说明你是耳朵残废,是否是打仗至残还要部队的证明。一九五七年我找到当时的付教导员 (后任31军付军长) 姚思忠同志给证明, 他写了证明还盖了私章。民政厅又说, 还要当时团司令部盖有大印的证明。我想,我的团在那里?团里还有没有证明人?我工作又忙,无空去找,算了,办个残废证还真麻烦。就作一辈子没残废证的“残废军人”吧。(未校对未经后人许可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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