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当文化干事，过长江，到福建当突击排长
浑子集战斗之后, 部队连续行军几天，回到山东边界某地，准备休整充实。刚住下第二天, 石连长命令我到纵队司令部教导团去学习，名义上是叫我去学习，实际上是把我以骨干的名义送到“干部仓库”保存了。
教导团团长冯昇三(某师师长)政委(姓名全忘)也是师政委调任。团部下设三个中队, 每个中队一百二三十个人。我分在二中队, 队长寇巨宪, 是我247团参谋长, 指导员姓尹(名忘了)是某营教导员调任。正付班、排长 都在学员中指定(学员都是正付班以上干部)。开始我被指定为二排五班班长, 隗常华 (外号小老婆、后转业武夷山星村食品站当经理) 是我的班付。 开学一个月后, 领导上又让我到三排接任王吉堂任排长。
不管是当班长还是当排长, 我都能做到学习、领导(工作)两不误, 按上级要求完成任务。我在半年的学习中还荣获二等功, 在全团庆功宴会上, 冯昇三团长亲白给我披红挂花。宴前他还和我亲切交谈下棋, 他夸我说：“小刘，你能在教导团当好三十多个班长的排长, 回到部队一定能够当好一个普通排的排长。"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不久，教导团这期学习班宣布结业，让学员回去充实部队，我回到原来的连队。回到连队一看，全连的干部战士除了二排长(以前的八班长)张保金以外，其他干部战士我全都不认识，大部份都是解放入伍的，就连好几个班长象四班陆在全都是淮海战役中解放入伍的。
我一到连部, 连长说：“你再回五班当班长吧，刚好五班缺班长。”我一到班里，大家都说我是老掉了牙的老班长。所以, 大家不叫我五班长，都叫“老班长。” 我这个“老班长”的外号就从此诞生了。我回到班里十来天时，有一天上午, 付营长石保谦来了, 他亲切地握紧我的手说道：“老刘, 你回来了, 咱连的老人都打光了。当初如不是送你去学习，你的‘尿壶’(脑袋) 怕也早敲掉了。看来，这步棋我是走对了。老刘，你赚了便宜了。”
“我赚啥便宜了?”
“起码是你没死嘛!”
我接着说：“我不是赚了便宜，是吃了大亏了。”
“你是说, 你回来不该再让你当班长是不？” 石保谦一语道破了我思想的奥秘。他接着说：“你在教导团的表现确实不错，又立功又当排长，回来再当班长是有点难为你，但这也是组织上给你的考验。今天我来告诉你, 我们营里研究准备正式提拔你为排干。不过，我的意见你还得先干文的。干什么，这倒还没作最后决定, 我也是先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見。”
“我服从命令就是了 。”
1949年2月，我奉命到四连当文化干事(正排级)。连长李玉耀、指导员吴新乐、付政指张以华我们配合的非常好。我当干事后，在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的号召下, 我部向苏北进军。到了江阴境区在一个村庄安营扎寨, 进行渡江准备。尽管当时天气还很冷，水很凉，战士们整天在湖、河中或湾里学习游泳, 水上射击, 怎样抢占滩头等训练。为练兵需要采用毛竹、木棒制作救生圈。上级对制作救生圏的要求很高，要求它不但能营救落水者, 还要使人在上面能射击象船一样前进。大家献计献策, 争当先进，忙的热火朝天。
1949年11月，与连长李玉耀、付指员张以华合影
4月21日晩上，“百万雄师过大江” 开始渡江。我们连三只船，一排一船，每只船上派一连干指挥。我连三排没连干, 连长让我上三排的船协助王排长(王小个、目王庄人)指挥。我坐的这只船，船老大掌舵有方，航行平稳，稳中有快，本来我是在连长船的左后方, 让船老大一弄, 很快超过了连长的船, 成为我们这个渡口的强渡第一船。当我们的船快要靠岸时, 受到敌人的重火力堵击, 打的我们乘的船不得前进, 而且还要后退, 王排长想下令让战士们下水强行登陆。我说，还是试一下水位再说。船老大知道此处水位，他说：“不行，这里的水还有一丈多深，下不得船。”我马上建议王排长说：“把船向下游移动一下, 躲开故人的火力点再登陆好吗? ”王排长同意我的建议, 他立刻下令船转舵向东驶去。走了不远就躲开了敌人的封锁线, 开始靠岸登陆。可是，抢滩登陆的头功让别的船抢去了，没了我们的份。
我们一登上对岸，敌人那是 “闻风丧胆，狠狈逃窜。” 我们是边追边打，边打边追，敌人象兔子样跑的飞快，我们就象神枪手一样拼命追赶，通过二兴（宜长二兴），向东一路追歼。经过二十多天的追击战，接着又扫清了上海外围的敌人，在五月初，我军对“世界四大城市之一”的上海进行三面包围。
我所在部队是在上海西北角国际电台方向。在靠近上海的当天晩上，我们营就吃了点亏。由于我们对敌人的防御工事侦察不够，掌握的情报不准，在逼近敌阵地时走过了头, 陷入了敌人的地堡群中。敌人的地堡都是老早所筑, 伪装的很好，咋看就象野草丛生的坟墓。其内部却是钢筋水泥的梅花形的连环堡，每五堡为一群，堡堡群群暗沟相通，号称永远攻不垮的“钢铁长城。”
拂晓，敌人发现了我们，四面八方到处打枪。我们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敌人在哪儿也不知道，我们全部畏缩在小河沟、麦田里，士气非常低落，个别人思想动揺。(如淮海被俘入伍的九班长托枪投敌, 钻进了敌人地堡。他也该死, 上海解放时他又被我营捉住, 由军法处把他押解到福建建瓯枪毙了。） 很快，营领导就察觉了敌人的布防情况，命令部队暂时撤出。我们的战士在麦地里匍匐后退, 敌人的火力交叉封锁的谁也不敢直腰抬头。但敌人他也不敢轻易出堡, 否则，那天我们可就吃大亏。
第二天晚上，我们改变了作战方案。以三、五人为一组, 运用土工作业把战壕挖到敌人的地堡跟前，然后用火箭筒个一个地攻克它“狗日”的。上半夜挖沟,下半夜打，百发百中，一炮一个，我们正在打的起劲时。到五月七日凌晨，南边的友军已攻进上海市区, 天亮后敌人全线崩溃。此时,战场上冲锋号四起，我们丢掉眼前的地堡不打，越过一道道的障碍，向上海市内冲去，越过沪淞公路，冲向了大海堤。我们站在海堤上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兵舰一艘艘地逃走了。我们连一枪没放，一个俘虏也没抓到，上海就全部解放了。
“不能白来。” 我想：打上海又没抓到俘虏立到功, 捞点战利品总可以吧！我是文化干事, 行动自由，我就离开连队，独自一人到处去找战利品了。
沪淞公路上，都是被撞翻碰烂了的各类型的汽车, 还有在汽车空里钻来转去的人群。她们大都是穿红戴绿、面色细嫩、涂脂抹粉的女子, 看样子她们是国民党军政要员没有逃妥的家眷。那些人见了我就喊“长官，我们是好人,可不要杀我们。” 我才没有那么镖，我又没有枪, 就是有枪, 我也不会干那种傻事, 何况人家都是手无寸铁, 没有邪念的女流之辈呢。一转身我倒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不会杀她, 难道她们就不会有人要杀我吗? 我要是有只手枪就好了。” 所以, 这时我就想弄只短枪带在身上。
沪淞公路旁边有个铁板墙仓库，我进去找枪。仓库很宽很长，空荡荡的啥也没有，只有在西南角的旮旯里放着一堆车“暂式”的东西。我拿起一块掂了掂，很沉，这是啥玩艺? 我正在猜测时，指导员于庚光进来看见，他说：“这是堆金砖，快叫人把它看管起来。” 出了仓库, 我又爬上一部装满大箱小柜的大卡车翻箱倒柜的找枪。这部车肯定是个大官的, 里面金银手饰，金条银元很多。我又不希罕，丢下再翻，结果真叫我找到一盒(五只)加拿大手枪，我高兴极了，赶紧找了个行囊把它装起来。正想下车打道回府，又想起我和文书、卫生员不错，回去也给他们带点礼物。于是我就又翻箱倒柜的找，最后我带上了二十多只温度表，大小二三十个象牙私章料，鍛绸被面十几床，皮带一根, 进口的大洋磁杯一个(留着我自己用的)，钢笔数只。 •
回到连队，连长骂我傻瓜，他说：“拿回金银可以换鸡吃, 改善生活。” 骂我拿一堆不值钱，没有用的东西。卫生员也耻笑我：把不值啥的温度表当宝贝。文书对私章料和钢笔还感兴趣，他和通信员在摆弄着挑送。这时指导员进来说：“一切缴获要归公, 你们把顺心的小玩艺留下, 其它的统统送营部上交。我除留一私章料之外, 还偷偷藏在枕头底下一把手枪。 后来被指导员发现了，他说：“连级干部才能带短枪，可惜你还不够格带。” 我只好含泪上交了。
打下上海, 部队拉到常熟进行了短期整顿, 然后一直向南打去。敌人是“兵败如山倒”，我们所到之处，他们是“闻风而逃”， 我们从杭州乘火车追到浙江的江山, 紧接着在5月13日又拿下福建省的浦城, 打开了进军福建省的大门。 在建瓯做了短暂休整，而后打古田、过筹岭，8月17日解放福州市。我们连一天都没休息，发扬連续作战的精神，紧接着就继续对沿海岛屿敌人的追歼。我团解放了大连、小连、芋头岛和平潭等岛。
1950年春天, 福州军区经过长时间筹备准备第二次打金门。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我们83师，定我们247团2营6连3排为各级突击队。当时我是四连的文化干事, 在调兵遣将时营领导点名叫我去当突击排长，说是要考验我，把我培养成“能文能武”的双全干部，让我去打这一仗，打死了丢到海里喂王八，打不死下了战场越级提拔。 就这样, 我这个老粗“ 文官”一下变成了“ 武官” 排长了。回6连当排长后, 我们驻扎在海边的莆田县黄石镇的北高村, 为第二次打金门开始一整套的海上作战训练和登陆演习。个人要学会游泳、浮水, 坐船不晕不吐，战斗小组要学会破除海中各种障碍，如竹签、木橛、铁丝网、水雷等等，练习怎样登陆抢占滩头。我们紧张地训练了一个多月，上级说毛主席指示金门不打了，让它留着做个活靶子练兵用。我们可以天天往那里打炮，有利于克服天下太平的麻痹思想，增强敌情观念。反正它已成了瓮中之鳖，影响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金门不打了，我也喂不了王八了，可对我的提拔也就越不了级了。一九五0年秋天，提拔我为团政治部青年处干事，又是文职。
七、剿匪土改受锻炼
1950年12月中旬，为了保卫地方土改迅速而又健康地开展，剿灭活动在闽北的土匪武装。福建省军区从基层抽调一批班长 (也有小数战士)以上的干部, 组建一支强大的剿匪土改工作队, 下设大队、中队、 分队、小组等全付武装地开赴土匪多，群众工作基础薄弱的地方。我也抽调出来参加了剿匪土改工作队。当时，我编在“松、政”大队(松溪、政和县)，大队长张福华、教导员王玉珩。松溪县中队队长由王玉珩兼任，我任分队长。我的分队成员有付连级二人 (刘恒、队付)，排级三人(郭笃九、王成山、张保全)，班长十多人，福州革大入伍的学生三人, 还有接受锻炼的四名战士, 共计二十多人。我分队负责松溪渭田区、溪东、.周墩、古垅三个乡的土改。我跟郭笃九住溪东乡, 我除负责这三个乡的工作外, 我还有参加区委会领导全区工作的一份责任。
解放后，闽北的国民党残余“脱掉皮鞋、穿上草鞋”上山为匪，闽北的土匪的主要是这些人。同时，还有大刀会、反动的道会门、民团等组织，专门打家劫舍、绑票勒索财物的惯匪，据察还有许多被欺骗、蛊惑、胁迫上山为匪的群众。据建阳、南平两个专署1950年上半年统计，两专署所辖各县共有土匪170多股（在以后清剿的过程中发现实际大小土匪有410多股），匪徒2万多人，其中较大的股匪：“闽浙赣前线特击司令部” ，匪首为军统特务王调勋(化名应志诚)、全樟琳，有匪徒近万人，活动区域主要在顺昌、南平、建瓯、邵武、光泽、松溪、政和、古田、沙县、将乐、建宁、泰宁等县及闽浙赣交界山区。
剿匪土改工作队, 虽说他还是全付武装和部队一样, 可他处的环境和工作性质却完全变了。他处的环境是：分散落后、敌情严重、环境复杂恶劣。这些匪特在台湾当局的指使下，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他们攻打县城、区公所、乡政府，杀害干部，截击运输线，抢劫军用物资，破坏征粮和支前工作，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抓人绑票、勒索粮款、强奸妇女，烧毁房屋，群众深受其害。在新解放的山区工作不仅要和明显拿枪的敌人战斗, 还要和形形色色暗藏的敌人作斗争。任务非常光荣而又艰巨, 它也有危险, 一不小心也会 “脑袋搬家”。我可不是夸张, 确实有不少人卒于其中。如建瓯县一个土改分队晚上被土匪(大刀会)包围，有好几个队员让大刀会给砍死了。政和县土改分队长赵子森同志也被土匪枪杀。敌人还有一种威力很大的杀人不见血的武器：糖衣炮弹。狡猾的敌人使用金钱美女拉拢腐蚀我们的队伍, 土改队确实有人在这方面栽了跟头，我们的纵队政委就是因犯这种错误而调回部队处理的。不管是领导还是队员思想一放松就有可能犯错误。所以，领导上要求全体土改队员要过三关，经得起三大考验。这就是“剿匪关、要经得起武装斗争考验；土改关、要经得起阶级斗争的考验；生活关、要经得起糖衣炮弹攻击的考验 。
闽北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境内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渭田区北接浙江庆元、西达江山、浦城，东上政和，是闽、浙、赣结合部，山高林密，土匪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十分猖獗。我们初到人生地不熟，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我们看不到土匪, 可土匪对我们的行动了解的清清楚楚。白天土匪躲在山上，夜间回村里活动, 和我们同住在一个村镇。召开群众大会，我在庙台上讲话，土匪就和群众在台下面对面地坐着, 群众害怕发生冲突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会场静悄悄的哑鹊无声，我还认为我讲话讲得好, 群众听的很入耳。每逢开会都是我和通信员外加翻译参加, 而每次开会土匪必到。白天，我常个人背枪到山埔(小村庄) 转游, 土匪也经常碰上, 他们一见我就躲进草丛里, 但是他们想动我而又不敢动我。这是为什么呢？据周墩村一个被活捉的土匪班长周某交待: 他们最怕的还是枪响暴露目标, 惹来剿匪大部队(渭田驻一营)，二怕我的枪法准。他说：“我们一枪打不死你, 或一下抓不住你, 会死在你的枪下。” 这些土匪真是“山穷水尽、草木皆兵” 被吓破了胆。其实我的枪法并不准, 枪法准的是团参谋、政和队的赵子森。我们土改大队集中在建欧学习时, 赵子森酒后夜间上街拿枪打商店大门上的铁钉玩, 他的枪是很准，一枪一个，他还用匣子枪打断过电话线。他违犯了纪律, 受警告处分 (还坐了一个晚上的禁闭)。 但是，从那时起，土改队的枪法准, 百发百中，能打电线的名声在闽北的土匪里传的很神，传通全区。土匪的情报很灵，比群众知道的更早。周某说我的枪法准还有一个原因，那是我住在周墩村，一天，我和通信员姜鸿绪在水泵旁和几个人聊天吹牛, 借群众的话说“土改队员的枪准不假，都是经过挑选和考试过的等等。” 民兵范水生说：“刘指导员，听说你的枪法很好，请你打一枪让我们开眼界吧。”
我二话不说，拿过姜鸿绪的三八式大盖，推上子弹对准一棵乌柏树上的一根干枝“ 叭” 的一枪，干枝落地，在场的人都拍手称好。其实那也是“瞎描碰上了死老鼠。”范水生接着说：“刘指导员，你用大枪都能打这么准，你是背短枪的, 岂不是你的短枪打得更准吗?” 我就来了个“顺水推舟，顺着葫芦打漂漂” ，说：“可能 。”
要说我背的那支匣子枪，那就更可笑了，它在我的前任手上撞针己经磨短了。我试过几次它根本就打不响，还没来得及修理就带下来参加土改了。那我为什么把这个废物还天天背在身上呢?“那是喝冷水拿筷子当招呼，吓唬人的。” 那时人们把我的枪法说得神乎其神，还有用处。土匪是没敢动我，可后来知道了情况就后怕了 。
更使我后怕的还是“敌我不分, 认敌为友” ，与敌人同吃同住。我初到渭田区由于言语不通，区委会给我配一名翻译, 姓毛名子良，与我同年，他混进区公所当了文教助理员，可暗地里他是土匪情报站的站长。我住到他村, 还吃住在他家，我的一切行动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 在土匪的包围之中。他让我和通信员住在他夫妻睡的隔壁房间，在我住的对面房间还安排一漂亮的地主女孩。我是没上其当, 但也没发现其恶毒用心，还把他和范清弟乡长(上匪情报员)当知已可靠分子。根据当时形势, 土匪大势已去不敢轻举妄动，铤而走险，假如他真的来个“狗急跳墙，”我们随时都有被他吃掉的危险。
在剿匪部队的强大攻下, 1951年夏天土匪就被消灭了，活捉了土匪司令尹振生(本渭田人)，击毙了土匪中队长张中五(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军官) , 除闽、浙、赣土匪司令郭云怀一人不知下落之外，其余的全部被消灭或缴械投降。
土匪被消灭之后, 紧接着就是“大镇反”, 镇压那些顽固不化、顽抗到底的民愤极大的土匪、反革命。全县同时在各区召开公审大会, 单渭田这一个区那一次就杀了十七个。当时区中队刚成立不久，新兵多，不敢杀人，区委就把这次枪毙人的任务交给我的分队，我就成了当然的执法队长了。大会开始，区委书记赵林宝宣读过判决书, 我命令把罪犯押到早已选好的一山坡地，又让其一字形排开，我正要下令“开枪”时，其中有个十七岁的小土匪大喊：“赵主席(区委书记)救命啊!我还年轻啊，同志们手下留情啊! 我还年轻啊! ” 他这一叫喊, 那个负责枪毙他的班长王鸿恩心手都软了下来, 手端不住枪, 枪口朝下了。我骂王鸿恩笨蛋，命令他快开枪，他的枪就是抬不起来。付队长刘恒见状气势汹汹的一脚把王踢开, 掏出左轮手枪“ 叭叭” 两枪就结果了小土匪的性命。另一个三十来岁的土匪分队长, 他在刑场上充英雄，不肯跪下，站立在那里与执行任务的老尹面对面，气焰嚣张傲慢地吼叫：“来吧，朋友给个痛快的。再过20年，老子又是一条好汉。”老尹不知是心软了还是害怕，枪口都向下耷拉了。
刘恒跳过去朝那家伙的小腿上狠狠地跺了一脚，那家伙“ 哎呀”一声“ 卟通” 跪下了。尹把枪顶在他头上扣了板机把他的脑売都掀了。可他嘴拱地翘着屁股还在“ 吼噜，吼噜” 地出声，使人不解其因。刘恒说：“这家伙真顽固，脑袋都开花了还在喊反革命口号 。” 朝他后心又补了两枪，用脚踢他个“ 四仰八叉” 。随后，刘恒又把其他十六具尸体挨个踢翻过身来补打上一枪。群众说 刘恒是“杀人狂” 。见了他都“敬而远之” 。但是，对残余的土匪起到了震慑作用。
土改从1950年春天在剿匪时就开始试点，镇反结束后普遍展开新的战斗。因为封建地主阶级它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你要革它的命，分他的地，它必然反抗，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还有混在我们革命队伍中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 他们假装积极伪装进步, 和我们明争暗斗。如前面说的土匪情报站长毛子良，情报员范清弟, 仍然窃居着区干部、乡长的重任。我对他们那么重用，他们始终没有暴露他们的罪恶活动。他们的问题还是我转业后在复査土改时被群众揭发出来，我听后心惊肉跳好后怕。
相对而言, 土改比剿匪任务更艰巨，斗争更激烈, 政策性又强，它既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又牵涉到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左不得右不行，一弄不好就违反政策，不是群众得不到实惠，就是斗争过火或侵犯了中农利益。我和其他队员在地方党委和中队首长的领导下按照上改的步骤第一步：发动群众、宣传模底；第二步：说理、斗争、伸冤诉苦；第三步：分田地分富财、发放土地证；第四步：进行总结，整顿基层组，发展生产；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来，经受了考验, 于1952年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
1952年3月，建阳地委召开土改总结汇报会。会后，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陈桂方同志说土改队的成员政治素质好，党员干部多，又经过土改剿匪的考验，很适合做地方工作。他以地委、军分区司令部的名义报告省委、省军区司令部要求把这批干部留下来充实基层干部队伍。省里上报中央，经过中央军委批准，把整个土改队来了个“一锅端” 地要了下来。当时，我们思想搞不通，闹着要归队。可是“军令如山倒” 说啥都无用，我们只好服从组织转业了。不愿转业的也不准归队，只批准复员回家。刚好，那些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的人如愿以偿得意了，象王鸿恩、姜绪叶等十几个同志趁机弃甲归田了 。
我们松溪中队在建阳童游党训班学习培训后等待分配工作，我们在那儿住了三天，第二天中队长王玉珩给我们五个连级干部刘安、刘恒、刘子成、吕兴鲁和我通了个气，透露了点分配情况。他说：地委首长讲，给我们转业人员每人提两级，你们五位到地方都是担任区委书记或区长，都是“八品芝麻官。” 排长都升为副区级，班长和战士都提为干部, 按才能任职，实在不愿转地方工作的打发他回家，地委发给路费。第三天上午，地委组部干部科长胡金旺宣布分配名单，但他只说到哪个县报到，没说你去担任什么职务。反正我心里有数了，我就等着他叫我去哪个县报到。
胡科长宣布：由我带队，吕兴鲁、杨从土、王吉堂、郭笃九、刘景昌、晏吉祥、李双印、王成山九人到浦城县报到。我们下午一点在建阳乘汽车晩边六点钟到达浦城县委报到。组织部长崔来畅宣布：我到二区任区委书记(人们习慣地叫指导员)，从此结東了我八年的戎马生涯，转业地方当了“八品芝麻官，” 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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