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担任组织部长
1952年，我由部队转业浦城县任区委书记, 五四年上半年又提拔为县委委员，晋升到行政十六级。1955年秋到省委党校学习,在学习期间，地委组织部通知我为浦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56年2月学习结束，回县里上任。两个月后地委组织部又通知调我到光泽县担任组织部长。
我连续提拔调动应该说是幸运的，但是，偏偏在光泽县这一站出了问题，遭受到打击和报复。1957年7月间，我请假半个月送在我这里住了四年多的母亲回山东老家，送母亲回工作岗位后，时值正大量提拔领导干部, 因为我上任不久不了解情况, 错误提拔了县委主要领导人的老婆陈某 (混入党内的历史反革命三青团骨干分子), 由卫生科员提为共青团县委组织部付部长, 群众反映强烈，并告发到省、地委。地委组织部胡部长对我说：“陈某入党时地委曽作过决定, 她是卫校毕业的, 不能让她离开卫生系统进入党政等机要部门工作。” 要我设法把她再调回卫生系统。我坚决执行了地委组织部胡部长的指示，解除了对陈某的提拔任命，把她退回其原单位。得到光泽县广大干部群众支持和好评，说我是铁面无私敢碰硬的“包公” 部长。可是那个个人主义透顶的主要领导人从此后对我就怀恨在心，处处与我作对, 找我岔子, 给我小鞋穿。1959年，他还借“反右倾”运动对我进行打击报复，妄图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于光泽县的广大的干部群众支持拥护我，他的阴谋没有得逞。一计不成，他就用了最卑鄙的手段，以“一群机关干部” 之名向省纪委写信诬告我。真岂有此理，县委书记告县委委员又不敢直接署名，真是个无耻小人。“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受气的。” 我连续向地委写了十几封请求调动的报告, 在这里受窝囊气还不如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惹不起，我走总行吧。我就是这个怪脾气。我宁可县组织部长不当，也不愿在这里受气。地委领导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认为两个人不能再在一个地方工作，决定调我到地委党校工作。接替原文化班黄付主任的工作，我甘愿到党校当这个“班长” 。
一九五八年四月，我从光泽县调到中共南平市地委党校任文化班主任 (一般县级)。我的黄副主任是高中生, 当过普通中学校长，有办学经验，但叫他领导文化班有困难。我是个大老粗, 又没搞过教育工作，让我来加强领导。我连一天正规学校的书都没念过, 叫我做文化班的领导，这真是赶鸭子上架。有人说什么这叫外行领导内行，大老粗办校、外行中的外行。我说这叫“逼着猫吃葱，公鸡生蛋” 难为人。
九、党校工作十一年
我到党校当时正在开办着第八期文化班, 有一百多名学员，分三个班级，初小一个班，高小二个班(以前七期均为扫盲班)。第九期增加二个初中班，学员对象都是各县保送的文盲或半文盲工农出生的区科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大部分是八期高小毕业的。其中，部队转业干部占学员的半数以上。
据黄付主任介绍，文化班不同于普通中小学, 它比较难办, 不好领导, 先是教学对象年龄偏大, 最大的五十多岁, 最小的二十八岁, 平均年龄都冒四十了。他们的特点是接受能力强, 理解快, 教员一讲他们就懂, 但是这些人记忆力很差, 课堂上讲的他们吃一饨饭或过上一夜就都忘记了。其次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家庭, 有老婆孩子的牵挂, 就是有个别没有家庭的, 也是积极的在找对象, 忙着谈情说爱，学习态度极不端正, 学习又不专心，再就是这些人对学校纪律, 课堂纪律观念淡薄, 看不起年轻教师, 老师进课堂学生根本不起立，更不喊“ 老师好！”, 课堂纪律一团糟, 年轻的教员经常被学员嘲弄的张口结舌、面红耳赤的跑下讲台去哭鼻子。如有一次教员向学员讲解单字“ 挺”字时, 教员说：“ 这个挺就是把胳臂挺起来的挺。”一位部队转业学员傲慢地说：“真罗嗦，不就是一挺机枪两挺机枪的挺吗？老子早就知道了。” 又如有次教员向学员讲解一个口字，教员说：“这个口字就是张口闭口，岔口，牲口的口” 等等。又有个学员大声嘲笑说：“不就是俩口子的口吗，讲那么多浪费时间。” 还有一次，一年轻女教师向学员讲一个好字时讲一个女字和一个子字加在一起就念好。好是坏的反意词，好坏，好不好, 真好就是这个好字。当教员讲到此时，一个男学员“呼啦”一下子站起来起哄说：“那不是女子相加，那叫男女相抱，不信当场抱抱试试。课堂上一阵喧哗，老师尴尬地跑出课堂掩面哭泣。
学校规定半年放一次假，平时不准学员家属到学校投宿。但是，有的学员就是不听，他不但平时捎信叫家属到学校过礼拜天，上课还抱着孩子进教室，拍打着孩子的屁股唉声怪气的哄孩子。领导批评他，他竞说那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真让人哭笑不得。
听了以上介绍，确实被它吓了一跳，当时我就有点想打退堂鼓了。可是我又一想，知难而退不是我的性格，我要知难而上，只要心里不憋气，心情舒畅，我想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所以，我在郭奠中付校长(校长是地委付书记兼)的鼓励下，愉快的上任了。
上任后我就深入到课堂、班组、通过听课、坐谈会、个别谈话等方面的了解, 使我清楚地看到文化班所存在的问題, 问题主要是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问题。在文化班做领导不能以领导人身份自居, 高高在上夸夸其谈, 以领导和被领导的姿态对待学员和教员。因为教员的学历比你深，办学经验比你丰富，学员们的资历和职务有的比你高，他们都是来自各条战线上的领导干部，你光强调“到了文化班就是学生, 就应无条件的接受我的领导” 的屁话，学员嘴里虽然不说，但是他们的心里可不买你的账, “听你那一套？老子不尿你”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决心从我做起, 我要有自知之明，不懂不能装懂，老老实实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拜能者为师，先当学生, 后做领导，谦虚谨慎，充分发扬民主，发挥教员、学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相信教员能教好书，学员自己能管好自己，读好书。
在组织上，我把文化班党支部改变为党总支部，把支部建在班上，学习小组就是党小组，把付县级、正科级富有领导水平的学员通过民主选举把他们安排为总支委员、 支部书记或付书记，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组织保证作用。
行政上实行军事化的领导, 把整个文化班编为一个连, 过去的班级编成排, 学习小组编成班。生活上要学习解放军, 早出操晩点名，开饭前唱歌，要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还在学习、劳动、生活等各方面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活动。但是，我是只搞插红旗, 不搞拔白旗, 红旗多者为优胜。 一星期开一次班务会, 半个月开一次排务会, 一个月开一次连务会, 进行小结表扬先进, 班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 把一周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消灭在萌芽之中, 纠正歪风邪气, 竖立新风，发扬正气, 修正了不合理执行不通的规章制度。如教员进课堂讲课时，值日班长就喊起立，教员点头以示鞠躬还礼，并说声请坐就可以。这样师生都能接受, 保证了课堂秩序。
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我狠抓了尊师爱生活动，同时我还提倡“爱师尊生”，要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对教员要求：不能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的观点拿到文化班来用。从感情上不仅不能把学员当成小学生，而且还应把他们视为长辈，要尊重他们，理解他们，相信他们。对学员要求：老师不能以年龄而论，老师再年轻他还是老师，要尊重他，爱护他，支持他，决不能以为自己年龄大，资格老，职务高而瞧不起年轻的老师，更不能不分场合打击、讽刺、嘲弄、耻笑老师，团结才有力量，一定要搞好师生关系。
经过两三个月的艰苦努力，文化班面貌换然一新, 出現了你追我赶的学习高潮。 领导夸我粗中有细，教员赞我领导有方，学员说我是个好领导。邵武法院院长、部队老营长、团级转业干部蔡炳锷学员说：“刘主任的办法是让我们自己管自己，他省出时间去听课学文化，他的领导艺术实在高，佩服。” 有人会说我在这里吹牛, 反正吹牛又不犯法，吹就吹啦。再说吹牛我又能捞到什么好处? 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不仅办下了八、九期文化班, 我还办了一期 “抗大式” 的政治分校一一福建省“抗大式” 政治学校南平分校，简称“政大”南平分校。 分校也是设在地委党校，由校党委统一领导，我任分校主任。办校的目地是为农村培养有文化、有知识、有道德的人才, 给社、队培养文书、会计和基层干部。
招生对象主要是高考落选和初中毕业未考上高中的青年学生，年龄十八到二十二岁，男女均可，超龄不收。分校第一批计划招生二百人，因有的县没按分配计划完成任务，结果八个县、市才选送了140余人，编成四个分队十三个小组(班)。分队长由蔡伦登、王永元、何本栋、张启山四个教员担任, 行政领导我还是采用文化班那套军事化的领导, 我试着这些青年学生比文化班学员更好领导。
在教学内容上是“政、文”各半，政治重于文化，文化要为政治服务, 竖立学生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长期扎根农村的思想。学期为二年(1961年11月至1963年11月)，这第一期“政大”分校和文化班在地委组织部、宣传部和校党委的直接领导下, 经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了任务, 学生百分之百的合格全部发了毕业证书。文化班和“政大”分校的举办至结业，拿有文化有办校经验的同志来说, 那是轻而义举的算不了什么, 可拿我来说那就是“张正考秀才”不那么容易了。在整个办校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头，同时也学了不少东西。所以, 我把这两次办校视为我个人历史中最难忘的光辉一页。
十、“文革” 中经受考验与磨炼
1963年“政大”分校结业后，因为当时国家还是在生活困难时期，因此，分校和文化班暂时开不了班，党校政治班没有轮训任务, 党校人马大部分被地委抽去參加“社教”工作团，分赴各县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整风、整社、四清运动。1964年我到浦城渔梁大队担当社教工作组长。1965年又转到邵武县里居大队当工作队长。
一九六六年春节过后, 我仍回邵武里居搞我的“四清” 去了。下半年，全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党校机关干部和全国人民一样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付校长部奠中、政治班付主任教育科付科长庄明达同志就被以執行了杨献珍 (中央党校校长)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被打成黑帮揪了出来，五个校党委委员还剩三个。群众说我历史清白, 出身成份好，有工作能力，向地委组织要求, 把我调回党校当 “文革'' 领导小组长, 领导全校的工作。
我回校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已蓬勃发展，革命群众组织普遍兴起,“造反有理”的标语、口号、传単、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那时，社会秩序大乱，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上街游行的红卫兵” 、“造反派”的队伍穿流如梭，他们押着那些所谓的“走资派” 、“叛徒” 、“特务”和“地、富、反、坏、右分子” 满大街游斗，高喊着“革命” 、“造反” 、“打倒”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就在这时，闽北报社一位女付总编陈某写了一张炮打地委领导的大字报, 印成了传单, 她指名发送我一份, 要求我和全校入员响应、支持她的革命行动，对地委领导进行揭发、批判。而我们却和她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 组织力量对她的“革命行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和批判, 连续写出四篇反驳她文章, 都赢得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叫好, 说党校的文章写的好, 有份量, 是重型炸弹，伸张了正气, 打击了报社陈某人的嚣张气焰。
可是不久部队公开进入地方的 “运动”，南平的“运动”形势突然变幻，军分区的 “支左”人说：闽北报社陈某大方向是正确的，并公开表态支持她。这下可不得了，陈某这个人一夜之间成了 “响当当” 的革命造反派 (四人帮倒后她也被扯下台了)，成了南平地区 “革命造反联合会” 群众组织的最大头目。大多数群众见风使舵，纷纷倒向她的一边。党校的干部群众也一样投靠了她的组织，只有我 (因我知道她的底细) 始终不买她的帐，和她闹对立。有大说我不识事物，站錯了队，劝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吃亏我也不投降，结果他把我打成了 “執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 和 “铁杆保皇派” 。
1966年7月间，党校一个外号叫 “萝卜头” 的医生 (原地委行政科长15级干部)因重婚罪被开除党籍降职，他被报社那个陈某人封为 “革联” 司令部的高级顾问。他为打击报复当年党校组织对他的处理的领导，在陈某人的密谋策划下，在党校组织了一个 “打碉堡战斗队”，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我 (因为我住的房子是在独立一幢的医疗室的楼上)。罢了我的官，夺了我的权，让我 “靠边站” 。让我白天在校园里打扫卫生，到食堂烧火做饭，晚上接受造反派组织的批斗会。
与那些在文化大革中被整的九死一生的领导干部相比，我还是很幸运的。我没被造反派押着戴着高帽游大街，也没有在批斗我的大会上被造反派拳打脚踢，批斗我的大会也是只开了几次，第一次批斗会弯腰低头在台上站了几个小时，挂在胸前的黑牌子勒得我的脖子真是够呛。以后的几次批斗会很短的时间就 “过关”了。说实在的，党校除那个中医生因我没同意他恢复党藉而对我过不去之外，其他人多数是保我的，给我挂的“铁杆保皇派”的黑牌子也是比较轻的，还没半斤重。所以，我人虽是“靠边站”了，但可没受什么罪，冲击不大。
到一九六八年的春天，地区革会成立之后，造反派下令把地直机关的全部 “靠边”人员集中起来, 编成一个“队”, 关押在地委烧开水的锅炉房里, 指定原地委付书记肖更旺(后在省农业厅厅长的岗位离休)和我为正付队长，我这个一般县级干部一下管起地委书记、专员来了，弄得我怪不好意思。
我们“靠边站” 的人员集中后，多数人是白天劳动，晩上参加批判会接受教育。白天日子还好过些，苦就苦了那些地委领导，劳动时脏活重活让他们干。可到了晩上，他们要挨造反派批判, 每天还要写一书面检查汇报，由其是晩上的批判会，那不是批判会而是“斗争”会，比五十年代初土改时斗地主老财还历害。他们(造反派)斗争的方式简止惨无人道，除了在精神上把你打垮以外，还变着法折磨你的身体。批斗时要弯腰低头挂十多斤重的“黑牌” ，还要叫他们“坐飞机” ( 把胳膊扭在背后由两位造反派架起来)弯腰低头 。这还不算，他们还拖长批斗时间，搞的被批斗对象疲惫不堪，大汗淋漓，有的当场昏倒在地。这样他们还说你装死，耍滑头。更加变本加利地对你进行加倍的处罚，要你跪板発、跪碎玻璃、站碎瓦片(赤脚)。 更可恨的是，他们还向你脖子上挂尿桶, 尿桶内不仅装上半桶尿水，他还要在尿桶里放上几个河卵石，你要梢微一揺，那河卵石就乱滚、乱碰，再加上挂尿桶的铁丝往下坠，使你臭、疼难忍。他们心恨手辣，什么整人的花样都想的出来，非把“走资派” 打翻在地，再踏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不可。
对这些“造反派” 的所作所为，我们早就愤愤不平，但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谁都有不敢言语一声, 害怕引火烧身。我们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谁还管得了他人，只得“明哲保身，不管他人瓦上霜” 了,“卖了儿媳妇成家” 各人顾个人吧了。否则，你就要倒霉。如原交通局长袁某因在背后议论遣责造反派非人的折磨人的行为，结果有人告密。造反派说他是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是革命的绊脚石，共产党的败类，非打倒他不可，对他进行了更为惨无人道的折磨。袁某忍受不了他们的残暴，在建阳县童游劳动改造时跳到粪池里淹死了。在“文革”中被“造反派”逼死的何止袁某一人，林校党委书记郭国柱同志也是被逼跳河而死的。
文化大革命它不是 “得不偿失” ，而是 “无得光失”，只是损兵折将，无一兵一卒所获。“文化大革命” 中人为制造的恩恩怨怨至今难消。“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泽东同志在反修防修道路上走的一步险棋、错棋，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场人为的巨大灾难，是一场大浩劫。他也差一点丢了江山和自己的性命，当时党和国家的命运真是处在“无限风光在险峰” 啊！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双重性, 认真的分析起来“文革”运动也有它好的一面, 不然类似“四人帮”那样的坏人们怎么自己会跳出来呢。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运动后不是更清楚了吗? 各级领导干部经过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的洗礼和冲击, 冲走和洗刷了他们身上的污泥沼水, 坚定了革命信念, 看清了自己周围的好人与坏人，这也是一件好事嘛。事物就是这么一分为二的。
“文革”全国大混乱，上上下下打内战;
坏人自我来表演， 好人人人经考验;
损兵折将亏老本， 換来敌我分明篇 。
十一、在“小联合国”工作十三年
1969年8月中旬, 南平地区革委会决定解放一批在“文革”中“靠边站”的领导干部，第一批被解放四个人中就有我一个。我被解放出来后，地区革委会组织组付组长(组长是部队的)王希云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带着高忠贤(县级)、陈国仁(宣传部干事)等六人去崇安县省属武夷华侨农场参加“三结合” 。并决定我为武夷华侨农场革命委员会主任，高忠贤为付主任，陈国仁担任办事组组长。当时我很高兴，认为我是从农村来的再回农村工作一定会有作为。我积极准备，待命出发。
9月16日上午, 我和高忠贤等一行六人带着地区革委会的介绍信乘汽车到了祟安县, 县组织组派革委会常委张承明同志 (工人造反派头目) 带领四名工宣队员 (伐木工人) 于当天下午送我们到华侨农场, 说是给我们保驾护航, 扶我上马的。乘坐的车是华侨农场专程派去的解放牌四吨货车, 进场时全场职工群众打着彩旗、敲着锣鼓、放着鞭炮, 夹道欢迎我们，当时我们六人的心都热呼呼的。
到了武夷华侨农场, 经过两天两夜的紧张工作, 在农场工宣队的帮助下, 通过和群众组织头头、归国华侨代表、农场干部们的民主协商, 很快搭起了农场革委会的“架子” 。人事安排按着地革会组织组的意见, 增加甘如璋 (原华侨农场支部书记) 同志为付主任。19号，我就派高忠贤、归侨代表余耀林、陈玉庆三同志到地区革委会去批示。结果，地区革委会中的一个造反派头目的委员说我刚解放出来就当正主任不行, 便把我的正主任改为付的，把高忠贤的付主任改成组织组组长, 这对我来说, 担子轻了更好。那知，地区革委会派来的主任是个革命领导干部, 是来“过渡”式的人物，名到人不到。从开始成立农场革委会到“ 清理阶级队伍” 、生产建设的全盘工作还是由我这个付职负责, 不到一年他就调走。地区革委会又派了李怀智同志来农场当主任，谁知，他也是个“过渡”式的人物, 一年多后就调政和县当革委会主任去了, 到了我当场革委会主任时就再也动不动了。 到了一九七五、七六年时, 我曾多次打报告请求调动, 地委的回答都是说找不到人接替我。的确，我是听说过地委会曾找了好几个人替我，可组织上正式谈话时，人家死活不干。“强扭的瓜不甜”人家不去，地委也不能强求。所以，我连续在华侨农场这个“小联合国”里干了十二年。
我在农场与职工一起改造烂泥田
人家为什么不愿意去华侨农场工作呢？根据我的体会不外乎就两个字，一是“官”字，二是“怕”字。不相信吗？是嫌农场太小, 农场小了，在农场工作显得官就小。是的, 华侨农场确实是很小，全场老老少少的才两千来的人口。它在名义上是个县团级单位，而实际上它还没有一个大的生产队大。虽说农场的书记、主任(后改场长)都是县级干部, 他和在县里当县长、书记比••••••，还真不好说。当时尽管场里有一部年华沙牌小轿车，它还是不够吸引人的。
二是农场人员复杂，农场里的成员大多数是印尼、缅甸归国华侨，但也有少数是从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不算越南难民)、日本、沙老越等七国来的, 所以人称农场为“小联合同” 。他们大部份都是爱国华侨，但是，难免有鱼虾混杂，趁机混进坏人，美、蒋等特务也会趁机而入。我们农场就有几个“内控”分子。
归国华侨多数在侨居国出身于小业主、“小商小贩” ，或教职员工，也有“马共” 、“缅共”党员和进步爱国群众团体头目，这些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让他们上山开荒种地，自食其力，他们难，领导也难。
三是政策性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华侨农场虽然很小, 但它也是个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有，党、政、工、青、妇、武各部门齐全，是个“两重性质”的特殊单位，它即是企业又是事业, 它负有安置归侨，组织生产的两大任务。由于它性质上的特殊，就带来了“政策性强”的问题，有的问题处理不甚, 很快就传到国际上去, 造成国际影响, 涉及到国家的荣誉和声望。如：有一个单身汉的死亡, 就引来了马来西亚国防委员会委员 (死者的外公) , 谁在那里工作都会提心吊胆的，怕违犯了政策。
四是，难领导。在华侨农场当领导的确是很难，首先有部份归侨就没把领导放在眼里, 他们公开称, 国家派进去的干部为“沙丐”，把你当成还没开化的野人，土包子。再加言语不通，我们说话他不听，当然归侨大多数是遵纪守法听话的。但是，也有“一块臭肉坏了满锅汤” 的人, 如有一对青年王某、吴某, 他不但经常偷附近农民的瓜菜, 还经常用猎枪把农民养的鸡鸭当野鸭野鸭打去聚餐。农民夺去他的枪，他個人不但不认错，反而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告农民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要农民向他们赔偿。
强词夺理, 弄来弄去还不是要场部向农民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象这样的事多着啦，叫谁听了都害怕。
有人问我：华侨农场条件那么差，工作那么难做，你怎么在华侨农场呆了那么多年呢？我的回答是：我也不是很愿意的, 那是“日本人吃高梁米没法子” 罢了, 党的需要，组织上的安排，只好如此啦。
志在革命不为官，党的需要我就干。
艰难因苦何所拒，明知艰难也向前。
名利报酬都不计，甘当归侨服务员。
尾声：让贤、离休
1978年4月间, 崇安县新任委书记陈耀华同志要我从农场出来给他作助手。因当时的付书记赵洪刚同志调省工作还没走，他先让我当组织部长。当什么职务我都不在乎，我在华侨农场干了八、九年，也该换个地方了。得到调令，我立刻把三种关系(户口、粮食、组织)从农场转到县里，到组织部报到，当晚牛丑付部长还召开了欢迎我的茶话会。
我在检查茶场农业生产
第二天我就带着干事小周去南平参加了安置转业军人会议，会期一天。第二天回到县里，会议精神还没传达，地委就叫我去谈话, 让我再回华侨农场工作。理由很简单，一是，最近大量越南华侨被迫返华，农场要接收大批越南难民，农场人手不够。 二是，接你班的高忠贤他不敢承担这个重任，他和华侨农场的广大群众要求你回去，你在农场多年，有管理经验和威信。领导说，早知这样，当初压根就不该把你调出来。我表示说，组织的决定，
党的需要，我回去工作可以。但是，我要求把我的关系留在县里。地委申付书记说，你的想法和要求我们会考虑的，你先回去，我们研究后再答复你。
我回华侨农场工作五天后，收到地委任命通知书：“任命刘纯义同志为华侨农场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崇安县革命委员会付主任。县级待遇。”在华侨农场，一干又是两年。1980年年下半年地委任命徐斯魁同志到华侨农场接替了我, 我才回到县里担任县革委会付主任, 分管工业交通“经委口” 。
我在崇安县第一次人大会议上做人大工作报告
1982年春, 中央决定恢复在“文化大革命” 中停止了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召开的崇安县文革后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县人大常务付主任，主持县人大的日常事务工作。当时，县人大机关只有郑厚生、唐晓临和我三个人，所以人家说人大是“大牌子、空架子、 老头子(当时一个兼职付主任已超六十岁)，有名有实。”
1983年，中央提出国家干部要三化“地方化、年轻化、知识化” ，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提倡年龄大的干部要“让贤”, 主动退出位子, 让年轻人去干。人要有自知之明啊！虽然我还差两岁才到离休年龄, 但我已是船至码头车到站, 太阳西斜快落山啦。 又何况我的右耳在战争年代受伤致聋, 而且越来越聋，不便再担任领导职务，再加一些其他不便说明的原因，我提前两年写了要求离职休养的报告。1984年4月，地委批准我享受地专级待遇，离职休养。正是：
风风雨雨四十年，今朝解甲要归田。
在职无功也无过，两袖清风没污点。
人虽离休志常在，永保气节度晚年。
(本文摘抄2003年创作的刘纯义自传《记忆中的岁月 》中部分革命历程的章节。未校对未经后人许可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