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后，胶东区党委统战部秘密派进青岛的关系主要两条：一条线是统战部的王桂荣（女，现名王继川，离休前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其父刘守正，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住青岛市，自己有座楼房，在青岛上层有一定的礼会地位。我们便派王桂荣回青岛去，利用家庭的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对于这项任务，她起初感到很奇怪，问我到底要搞什么情报。我说现在什么情报也不搞，就要你当你的阔小姐，过你的阔小姐生活，参加你可以参加的社会活动，有了任务组织会找你的。
第二条线就是徐行健。在安排使用徐行健之前，我曾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他考察了解。因为对徐行健这些人的看法本来就不一致，若再不把他的详细情况搞清楚，就更不敢使用了，万一出了岔子问题就大了。
徐行健是山东掖县人，原是一位爱国商人，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后，他深感做亡国奴的痛苦和耻辱，约其在东北经商的好朋友崔国璋（又名崔岩）一起进关，以后在青岛定居下来。开始他只有朴素的爱国意识，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蒋介石还抱有救国救亡的幻想。直到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加之社会民主思潮的影响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入人心，才终于使他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之路。从此，徐行健、崔国璋、王秋白等人，开始寻找进步力量，渴望得到中国产党的领导，为抗战做出贡献。他们曾一度到鲁北范筑先那里（当时我们党在范筑先那里的有齐燕铭、袁仲贤等），据说曾同袁仲贤取得联系，接受过袁仲贤的教育和指示。回到青岛后，他们在上层社会团结了大批各界人士，一方面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各界人士为抗日出力出钱；一方面办起了“斯宜药厂”，秘密生产前线急需的药品，并亲自送往胶东根据地。在当时，胶东确实还找不出能比得上徐行健这样的统战关系。为了深入了解他，我亲自去华东军区，找到当时担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的袁仲贤当面请教。我直接了当地问他徐行建这个人可不可以安排使用，他肯定地回答说：“我看这个人是倾家纾难，参加革命是真心的。”这个评价相当之高。经与袁参谋长深谈，又与葛申科长具体研究，我终于排除外来干扰，坚定了对徐行健安排使用的决心。记得我会见徐行健并进行长谈以后，他激动得老泪横流地说：“我为革命奔波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感到共产党的信任和温暖，这回算真正找到了党！”他有这种感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统战工作中“左”的影响，也由于我们长期在根据地活动的局限性，再加上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异常尖锐激烈，我们队伍中一些人对徐行健这样的同志，只是注意使用而缺少信任，警惕多，真正接触了解少。
历史证明，我们对徐行健的判断和使用是正确的。1947年底，我们派他和王秋白负责建立了开展对青岛统战工作的秘密工作站，地点在掖县朱由村，对外公开面目叫
“东兴隆”商店，为他配齐了一套地下工作人员。这个工作站负责掩护同志、传递情报，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1948年冬天，我们又将徐行健派进青岛市内，任务是摸清青岛敌军、政当局的各种动向，尽量防止敌人南逃前的疯狂破坏，在上层人士中宣传党的解放接管政策，说服他们不再跟国民党南迁，保护好工厂设备，迎接青岛解放。徐行健克服了种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通过他的统战关系，如中纺公司范澄川、电厂刘文东、医生陈志藻、工程师曾在因、教育界张佩甫等人，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圆满完成任务，为接管青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一次徐行建回来汇报对青岛“阳本印刷厂”大资本家陈孟元进行工作的情况，不少同志都吓了一跳，说对这种人，敢这么干吗？我们经过冷静的分析、研究，掌握了这些大厂主在急转直下军事政治形势面前的心理状态，决定排除干扰，大胆开展工作，后来果然取得了成功（解放后陈孟元当上了青岛市的副市长）。
徐行健对青岛统战T作的突出贡献，还是具体表现在他的一切活动经费没有用党的一分钱，一切经费都是他和崔国璋、王秋白通过自己经营的商号筹措解决的。我们唯一给他的是什么？就是党的政策！这一条即使到今天也值得我们作为一条经验来总结。
解放后李富春同志来青岛视察工作时曾指出：青岛市是华北最后解放的城市，也是进行接管工作最完整、最系统的城市。 （冯再起、程绍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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