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明，原名巨同璞，字景山，又名巨任吾，1909年生。193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青岛市沧口区委宣传委员，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豫皖苏区新四军第六支队二总队政委，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苏中区党委委员、苏中四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苏北区党委组织部长，苏北盐阜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新四军三师八旅政委，鲁中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华东第三野战军八纵队政委，胶东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山东省政府副主席，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分局副书记、第二书记、代理书记等职。1954年被错误地定为“参加高饶反党联盟”受到处分，1955年10月后又因中共山东省委错误地定为“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而被长期隔离审查，直到1963年由中共山东省委予以平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又遭到林彪、康生、“四人帮”等错误路线残酷迫害，于1969年12月18日含冤病逝。1981年4月2日，中共河北省委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向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对其一生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
（一）
向明，生于山东省临朐县博崖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跟随任私塾老师的父亲在乡间小学读书，初小毕业转入临朐县城第一高等小学。高小毕业后，离乡去青州投考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被录取，名列前茅。但因这年该校由官费改为自费，他为凑集学费而逾期报到，被校方拒之门外。从此向明失学，返乡帮助大哥种地。在此期间，他心情非常苦闷。一天，他用木棒在屋内墙壁上录诗言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是青山。”诗下落款“向明”，意思是决心摆脱黑暗，走向光明。
1925年春节后，向明只身去青岛谋生。他拉过大车，做过苦力，当过肩挑小贩，后又同逃荒到青岛的三哥巨同璜一起，烙烧饼、蒸包子沿街叫卖。几年的颠沛流离，不仅使他饱尝了当牛做马的苦难生活，而且还亲眼看到了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的飞扬跋扈、穷凶极恶，以及劳动人民的愤怒和反抗。这些阶级仇和民族恨，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使他产生了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
向明在青岛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只好又回到家乡。不久，他听说有个高小的同学在青做事，便重返青岛．经这个同学的介绍，在青岛市教育局登记并参加了市招收小
学教员的考试。1929年春，向明被录取，分配到青岛市枣园小学任教员。
在枣园小学里，向明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如《国家与革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及高尔基、鲁迅的作品等，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并知道了中国有个共产党，便一心想寻找共产党。当时他在校任高年级班主任，除教正课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组织“读书会”，辅导学生学习时事，有时又以讲故事的形式，给学生讲中国近代史。为了帮助和启发学生提高政治觉悟，他还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纸张、油墨，编印一些辅导教材，如《我们为什么穷？》、《扑灯蛾》等，发给学生阅读。为了唤起民众，向明自动地克服种种困难，排除一切干扰，在枣园小学办起了“民众夜校”，发动沧口区日本纱厂的工人及当地少数农民参加学习。他身兼校长、教员，经常到夜校讲课，向工人、农民揭露地主、资本家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罪行，灌输革命思想，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后来夜校中涌现出一批骨干，他们分头到富士纱厂、宝丰纱厂、隆兴纱厂、四方机厂发动工人，向国民党特务、黄色工会开展斗争，向厂方提出改善工人待遇的要求。
当时，在枣园小学附近有一所市立宋哥庄小学，校长叫张静源，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校内党支部书记，并负责领导宋哥庄、仙家寨、李村、沧口等地下党的工作。张静源得知向明自动地进行一些进步活动后，便多次到枣园小学找他谈话，向他宣传革命思想和共产党的主张，了解他的家庭和个人经历。在张静源的启发帮助下，向明的思想进步很快，觉得终于找到了久已渴望实现的理想，心里非常高兴。从此他便主动接近党团组织，更加自觉地在师生中进行宣传活动。张静源看至IJ，向明的进步表现，便于1931年4月介绍他加入了共青团，并让他在枣园小学任团支部书记①。此后，他在日本纱厂的工人中积极发展团员，帮助建立团的组织。同年8月，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32年春，青岛的党团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四方、沧口等区委相继建立。向明任沧口区委宣传委员。市委交给沧口区委三项任务：一、在其他纱厂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二、在富士纱厂和其他纱厂中发展赤色工会会员，在黄色工会中建立反对派——赤色工会小组；三、在富士纱厂和其他纱厂发动工人进行斗争。向明和区委的同志共同努力，在执行上述任务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同年5月5日，沧口区委根据市委的指示，发动富士纱厂工人举行罢工。为反抗该厂厂主对工人的残酷压榨，罢工开始前，区委和纱厂党支部明确提出了罢工斗争的六项要求：一、星期日不打点；二、反对解雇工人；三、增加工资二成；四、迟到5分钟反对关厂扣赏钱；五、恢复上午下午各休息15分钟的待遇；六、恢复失业工人的工作。同时将赤色工会会员发展到100余人，共产党员由7人发展到27人，并散发传单2000多份。5月18日，全厂实行罢工。5月22日，国民党警察局派警察抓捕工人200多名。为营救被捕工人，向明和其他同志一起发动工人进行怠工斗争。5月下旬一天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在沧口进行大逮捕。向明机警地脱离险境，先由四方党支部党员王良栋、武嘉树掩护，暂时隐蔽在铁路职工宿舍邢国英家中，数日后，便与市委书记李春亭①接上关系。一天，李指示他带领已暴露的工人党员去上海，进党中央在上海举办的党训班学习，并约好次日在青岛第三公园领取介绍信和路费。但就在这天夜里，市委机关遭敌破坏，李春亭等一些同志被捕。向明在青岛失去与上级的联系，又被敌人“画影图形”四处通缉，8月间他乘火车到了济南，找到省委书记武平，不久被委任为济南市委书记。
（二）
1932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遭敌破坏，中央派任作民到山东任省委书记。11月，向明调任省委组织部长。
1933年2月，在省委举办党员训练班期间，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陈衡舟去上海参加会议，被敌人逮捕后叛变，致使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到破坏。2月27日上午，向明从住处房东口中得到“连升街11号逮捕了共产党”的消息，他立即警觉到这是党训班里的同志遭到不测。他迅速出门去通知省委秘书长张北华。不料，当他来到东关小仓街14号时，国民党省党部捕共队已在那里设置暗探，两个隐藏在墙角的特务将向明逮捕。这次与向明同时被捕的还有省委书记任作民、团省委代理书记孙善帅②及参加省委党训班的学员共29人。
向明被捕后，先被押到山东省国民党省党部临时拘留室。在这里受到三次审讯，主审是叛徒、捕共队长王天生。向明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不仅毫不动摇，而且坚贞不屈。不论敌人怎样审问，他始终沉着地回答：“我叫王仲和，山东昌邑人，在大连做生意，因父亲被土匪绑架无钱赎回，是来济南找朋友借钱的。”敌人让叛徒出来证明他是共产党，并施以压杠子酷刑，但他仍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三次审讯结束后，向明被戴上手铐脚镣，押到省警察厅拘留所。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又将他押解到济南地方法院看守所，由山东高等法院进行审讯。又连续被审讯了多次。大叛徒宋鸣时出庭作证，但向明坚不承认。后反动当局便依照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一起宣判了18人，向明和任作民各被判刑七年。接着，他们以蒙冤受屈为由，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后被驳回维持原判，关进了济南地方法院看守所。
这里被关押的政治犯过去缺乏组织领导，向明等同志去后，在任作民的领导下，形成了没有组织形式的领导核心，针对敌人对政治犯从肉体到精神的很大折磨，被押的同志商量，以全体政治犯的名义，要求所方：一、改善伙食；二、准看书报；三、准通讯接见；四、半月洗澡一次。经过斗争，看守所作出了某些让步，实现了部分要求。
1934年上半年，在任作民的领导下，又进行了两次绝食斗争。第一次是在2月6日，因为所方和政治犯发生冲突，敌人派20名武装保安队员前来镇压，按预先开好的名单，把人拖到院子里毒打。向明、刘庆珊、李殿龙等11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为抗议敌人的暴行，向明等人领导开展了绝食斗争。绝食后的头两天，所方还很强硬，以送军法处、省党部来威吓。到第四天，国民党高等法院便来人劝食，表示提出的条件可以商量。第五天便正式答复了部分条件，大家开始复食。被打的11人提出了刑事诉讼，检察官去验了伤。结果，敌保安队长受了处分，看守所长被撤了职，斗争取得胜利。第二次绝食斗争是在6月初，因新任看守所长经常进行恐吓，再加伙食一天天变坏，大家决定再次绝食。看守所长于次日带来打手，毒打了向明、刘庆珊。绝食的第三天，检察官前来劝说，大家强烈要求对所长依法治罪，改善伙食，打开脚镣。结果，检察官正式答复条件，这次绝食斗争又取得胜利。
1934年11月底，向明等政治犯被关进山东第一模范监狱。1935年4月，一位新人狱的“政治犯’’袁哲生（山东省立四师教员），因小事被带上双镣关进“禁闭室’’，后又把手脚反捆吊在梁上，当天他就绝食。对此，向明等人商定，公开提出抗议，声援袁哲生。向明第一个站出来向看守长提出质问：“我们有个难友，被你们关起来，到底弄到哪里去了？’’他置之不理。于是，大家便利用放风的机会，通过跑号员将救援难友的决心和进行绝食斗争的安排，转告了全监难友。向明所在的“良”字2号监房的20人首先宣布绝食，次日发展到70多人，第三天到140多人，最后全监700多人都参加了绝食斗争。面对这一形势，狱方被迫提出要各监房派出代表谈判。向明作为代表之一，面对典狱长慷慨陈词，据理抗争。典狱长理屈词穷，气急败坏，硬将向明、彭瑞林等人押到另室看押。这时，他们已绝食3天，身体非常虚弱。狱方千方百计诱骗他们复食，并给服药、打针，但他们却一致表示，如不答复条件，坚决绝食到底。直到第7天下午难友们前来看望他们，说狱方答复了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次绝食斗争后，狱方和国民党省党部确认这次斗争的领导者就是任作民、向明、岳拙园几个人，他们将任作民、岳拙园拨住独立号，将向明转押到山东第三监狱滋阳分监。
向明在滋阳分监宣传了第一监狱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很快激发了狱友们的斗争情绪，又进行了一次绝食斗争。不久又将他转押到第三监狱（在济南），关进了单人牢房。
按照国民党的法律规定，政治犯超过三分之二刑期就要强制送反省院。1936年12月，向明又从第三监狱被押回济南地方法院看守所。1937年2月17日，山东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批准，将向明和任作民、刘少陵、张永祥、王佃卿、于克恭、刘乃殿、吴广成、宋从刚、黄席珍、宋心一以及张志远、蔡哲民等19人，每人戴了脚镣，两人一副手铐，押上铁闷车，于19日晚押解到武昌湖北反省院。
武昌湖北反省院惯用“攻心战”的伎俩，向明等人一人院，院方就强制他们填写<反省人院调审表》和撰写“自述”。根据任作民的意见，向明、刘少陵便秘密商定了三条：一是决不暴露共产党员的政治面目；二是决不能有任何丧失党的立场的言行；三是决不接受和附合敌人的反共宣传。以此抵制敌人的反省政策。这个反省院按照反省人的文化程度编为5个组：大学生为研究组，高中生为甲组，初中生为乙组，小学程度为丙组，不识字的为丁组。院方规定按时上课，开讨论会，写日记。限定每人每日都要写，日记上可以告密，也可以表示悔过。向明等人三天五天甚至一个星期才写一次，而且写的内容多是天气变化，个人的健康状况，对时事发感慨，摘录《唯心论》、《中山全集》里的“名言”，或某人的演讲大意，等等。开讨论会，每次的题目都离不开“反省生活”、“反省人自我检讨”等。向明等人常以生病或做值日员为由，索性逃避。为了对付反省·院，向明和刘少陵、黄成章、汪墨卿、郭以进等团结在任作民的周围，发动全院反省人要求上前线杀敌，要求无条件释放政治犯，还以北方人吃不惯大米为由，要求自己组织伙食团等。这一切，常常使反省院当局手足无措。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越来越高，反省院的政治犯要求结束反省，无条件释放，参加抗日。当局迫于形势，加上按照湖北反省院满6个月反省期即可出院的规定，向明等这一批人已经满期，1937年9月，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高等法院和反省院共同评审，将山东来的19人大部分释放，留下任作民、刘少陵、宋辛夷、张志祥、王宗仁5人。向明等14人于当月即离开了反省院。
出反省院后，向明同王佃卿、刘乃殿、于克恭等4人，先经西安去云阳，后去山西临汾，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说明来意后，办事处的同志告知，任弼时同志在前方八路军总部，要解决组织关系和营救任作民等同志的事，可去北方局解决。到北方局后，他们向组织上汇报了狱中斗争情况，经组织上几次谈话和审查，北方局组织部长林枫宣布恢复他们的组织关系，进短期党员训练班学习后分配工作。
（三）
1937年11月，组织上派向明到同蒲正太铁路工委任山西省委代表。当时日寇向晋南发动进攻，晋南和同蒲铁路南段失陷，向明奉命去西安做随同蒲铁路局撤退到这里的铁路失业工人的工作，发动他们向路局索要欠薪和编遣费的斗争；并动员这批失业工人去中央职工委员会在安吴堡设立的职工训练班学习。
1938年4月，向明去北方局刘少奇同志处工作。10月间，被派往竹沟分配工作。12月，任豫鄂边区党委委员。
1939年3月，向明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8月，调离豫鄂边区党委，被派往豫东特委，任豫东特委中原局及豫鄂边区党委代表，执行帮助豫东特委说服和动员胡晓初、
屈申庭、侯秀山等人，拒绝国民党卫立煌的假借调部队到舞阳去整训的调令，将部队拉过黄泛区以东，到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接受新四军六支队的领导。胡晓初等人是豫东西华县地方武装的领导，这支部队于抗战开始后，在我党的帮助下组建和壮大起来。国民党将其视为异己，部队改编番号为“七路军”，并企图吞并、消灭。我党预见到这支部队久居西华有被国民党吃掉的危险，曾几次说服动员胡晓初等将部队拉过黄泛区以东，到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但他们眷恋故土，不愿远离西华。向明到西华后，对胡晓初等人及其部队战士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给他们讲当时的国内形势，揭露国民党在各地搞反共磨擦的破坏活动，并明确指出国民党这次调部队西去舞阳，就是要吞并、消灭这支部队。同时指出，只有将部队拉过黄泛区以东，到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接受新四军六支队的领导，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部队上下思想认识取得一致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和联络工作之后，这支部队于11月中旬的一天夜晚开始东进。豫东特委决定向明为总指挥，随部队一起行动。部队经十几天的连续行军，行程700里，到达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驻地附近马树桥，胜利完成东进任务。不久，即编为新四军游击第六支队第二总队，胡晓初任总队长，向明任政治委员，辖两个团，约2500人左右。
1940年6月，向明任豫皖苏区党委民运部长、副书记。1941年1月，向明调苏中抗日根据地任苏中四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苏中是连接苏南、苏北、淮南、淮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侵华日军和伪军麇集重兵于苏中主要城镇，对我进行残酷地“扫荡”、“清剿”、“清乡”，妄图围歼我军主力，摧毁苏中根据地，而国民党顽固派则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寻衅磨擦，企图驱逐消灭共产党和新四军。因此，苏中抗日根据地处于十分尖锐复杂的“三角斗争”之中。当时向明只有30多岁，面对这样艰巨复杂的斗争，毫不畏惧，勇挑重担。他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华中局的指示精神，紧密联系实际，掌握有利时机，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带领苏中四军分区军民，与敌人展开无数次殊死搏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残酷“扫荡”、“清剿”、“清乡”，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如陈丕显同志在《苏中抗日斗争》一书序言中所说，向明为苏中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
1942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决定将苏北盐阜区党委和淮海区党委合并，成立苏北区党委，由黄克诚任书记，向明任区党委委员。苏北区党委成立后，盐阜、淮海两区均改为地委。
1943年6月，向明任盐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新四军八旅政委。盐阜区是当时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辖盐城、盐东、阜宁、阜东、建阳、射阳、淮安、涟水、滨海9个县。当时苏北的形势是，周围敌伪据点80多处，敌伪2万余人，不断从涟水、淮阳、淮安等地出动，．对盐阜区进行报复性“扫荡”。1943年10月，党中央为坚持抗战，建设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迎接反攻，做好一切准备，提出了十大基本政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向明带领全区干部、群众，一面与日、伪、顽进行斗争，一面为巩固盐阜抗日根据地抓好以下各项工作：一、加强政权建设；
二、发动参军，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三、实行减租减息；四、扶持生产赈济灾荒；五、开展大生产运动；六、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七、继续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八、锄奸工作；九、做好文化教育工作；十、加强党的建设，开展整风运动。
自1943年秋后到1945年秋，盐阜区在对敌斗争、政权建设、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动员参军等工作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区三次大参军有2万人参加部队；减租减息进一步扩大范围；工、青、妇、儿童、学生等各种群众组织蓬勃发展；80%的干部参加了整风学习。这些都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向明在盐阜区工作仅两年多时间，他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总结经验，加强具体指导，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党中央提出关于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央派彭真、陈云等同志急赴东北统一领导，派罗荣桓率山东主力6万人、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第七、八、十旅等去东北。当时确定向明随新四军三师前往东北，路过山东临沂时，华东局决定将他留在山东。1945年11月，向明任鲁中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46年，陈毅同志传达中央指示，并提出：练兵、减租、生产是解放区的三大中心任务。鲁中区党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立即在新解放区开展反奸诉苦斗争，进行减租减息；在老解放区，发动群众抓紧时机开展生产运动。这年6月，国民党发动对解放区全面进攻。中旬，蒋军集中4个军（整编师）及“还乡团”近2万人，向鲁中根据地大举进攻。向明随即召开区党委会议，作了《目前形势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当时向明、王建安分工在前方指挥战斗；邝任农、高克亭、李培南分工抓后方支援前线、土改、参军等工作。这时向明和其他负责同志一起戎马驰骋，战斗在沂蒙山区。
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成立后，向明又兼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政委。这时正值我军决定发起鲁南战役。向明和王建安、傅秋涛、郭化若奉命统一指挥由八、九、十师和第四师之十团、滨海警备旅、鲁南军区特务团等12个团组成的右纵队，攻占敌左翼防御区，断绝敌退路，阻击敌增援。然后，再配合左纵队歼敌。鲁南战役共消灭敌人5万余人，严重地挫败了敌人的进攻计划。2月，打响莱芜战役，向明等率八纵指战员先在和庄地区与敌七十四师交火，首战告捷，后与其他纵队配合全线出击，全歼敌七十三军和四十六军，俘敌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七十三军军长韩浚。莱芜战役粉碎了敌人两面夹击的计划，收复了13座城市，把鲁中、渤海、胶东3个解放区连成一片。4月，我军又发起泰蒙战役。4月22日至26日晨，八纵司令员王建安和向明等率八纵参战，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全歼泰安守敌2000余人，收复泰安、肥城、宁阳等县城。此后，敌人于5月初纠集3个兵团共17个整编师，分3路向我鲁中地区进犯，企图与我再次决战。王建安、向明率八纵开赴孟良崮，与其他部队一起担当歼敌重任。经4天激战，孟良崮战役获得全胜，歼敌3.2万余人，击毙敌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8月，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向明随八纵沿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地区。
在鲁中，为满足战争需要，节省人力物力，向明创造性地提出实行常备民工制。1946年9月30日，鲁中区党委作出决定，在鲁中区各地付诸实施。不久，全省推广了这一办法。实践证明，它对动员、组织群众，更有力地支援前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8年2月，向明调任胶东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领导开展了土改、复查、“三查三整“的政治运动。在胶东区所属莱阳、莱东、平东、平西等县遍布他的足迹。他身患严重胃病，忍着疼痛坚持工作。
1948年冬天，向明代表胶东区党委派出情报人员潜入青岛市内，进行摸清敌人军政当局的各种动向，尽量防止敌人南逃前的疯狂破坏，在上层人物中宣传我党的解放接管政策，保护工厂设备，迎接青岛解放。为了做好上述工作，向明亲自召开会议，布置任务，听取汇报，做出具体安排。由于向明和区党委其他同志的精心组织，被派人青岛的人员在市内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区党委曾连续编印了《青岛调查》资料4辑，对做好青岛解放后的接管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24日，山东分局决定向明任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赖可可、谭希林任副主任。6月2日，青岛解放，向明等同志迅速接管了该市。
国民党在青岛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孑L的烂摊子，一时百废待兴，百乱待理。军管会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生产需要恢复，旧职人员及其家属需要安置处理，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需要遣散，还有大批的灾民及无业、失业人员需要安置、救济，国民党的大批潜伏特务需要侦破，等等。对待这些复杂的社情和工作，向明沉着坚定，经常通宵达旦地去认真处理。他同军管会的同志一起研究，把各项工作分别归市政、公安、文教、卫生、后勤、房产、生产、工矿、邮电、铁道、工商、财粮、金融、实业、港务、公路运输等十几个部，组织了300多名干部，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实行了接管。
1949年8月22日，青岛市委召开了青岛市第一次地下党员代表会议。向明在会上作了关于改造和建设新青岛的方针任务的报告。他指出，我们进入了青岛，并不是进入了一个安逸享乐的场所。我们夺取了青岛，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巩固这个胜利。他要求大家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和其他可能争取的人，要学会管理城市，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并随时提高警惕，发现敌人的一切阴谋活动，坚决予以镇压。他号召全体共产党员要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唾弃那些腐化与蜕化倾向，下定决心，充满信心地去完成改造和建设青岛的任务而奋斗。
向明很重视加强党的建设，搞好党内外的团结。1949年9月14日，市委召开了一次地下党员大会，向明到会讲话。他反复强调自解放区来的同志同青岛地下党的同志一定要互相尊重，搞好团结。他说：“要知道没有我们党的团结，就不能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青岛人民”，并号召全体党员一定要严格党的组织生活，认真地学习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增强党性，努力工作。9月28日，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300多名代表济济一堂，向明到会作了政治报告，动员各界人民群众同心协力，为建设新青岛贡献力量。会后，他还亲自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亲自到街道、棚户访问了解社情、民情，对各项工作都抓得很紧。青岛市的社会秩序很快得到安定，生产迅速恢复，在安排人民生活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赞赏。李富春同志到青岛视察工作时曾说：青岛是华北最后解放的城市，也是进行接管工作最完整、最系统的城市。
（四）
1949年3月下旬，华东局南下，山东分局重新建立，康生任书记，向明任第二书记，后任代理书记（康生自1950年起“养病”），兼任山东省政府副主席、山东军区副政委等职。在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中，向明表现出很大的干劲和魄力。
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围绕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这一中心任务，山东分局、省政府领导全省人民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以及“三反’’、“五反”运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行三大改造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搞好土地改革，全省层层培训了4.6万干部和积极分子，省直机关抽调300多名干部和学生组成工作队，分赴昌潍、滕县等地。向明亲自动手，带领工作队深入基层，采取典型试验推动全面的方法，对土改工作进行分类指导。
与此同时，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工矿企业民主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各项工作中，向明始终注意认真学习．和认真贯彻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在领导全省党政军民支援抗美援朝斗争中，全省出兵（参军）、出人（医疗人员等）、出财、出物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了推进民主改革运动，他深人工厂、联系群众，教育工人和技术人员要加强团结，同心协力，搞好生产。他还亲自抓机关的自身建设，强调机关工作人员一定要经常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一定要实事求是，讲求工作效率。
1953年2月4日，向明主持召开了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指出机关工作中存在的“七多”、“四少”问题，即设各种委员会和办公室多，会议多，表格文件多，干部调训多，变动多，限期多，兼职多；调查研究少，具体指导少，深入检查工作少，总结经验教训少。这年春天，全省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即新三反）。向明在部署指导工作过程中，不仅交待任务，而且教给抓好典型的工作方法。他说：“从具体检查总结工作中，要用好坏两种典型事例，即群众路线和命令主义两种不同方法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去教育干部。’’他不仅这样说，而且率先垂范。1953年4月，他到胶州地委，先在地委简单了解情况后，立即轻车简从到诸城县，分别与县委的同志、昌城区的同志以及几个乡的干部进行了细致的座谈，而后又顺便与五莲、胶河县委的书记谈了话。返回胶州地委后，又听取了文登、莱阳、昌潍三个地委书记作的工作回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指导总结了胶州地委结合各项工作开展“新三反”斗争的经验，还派人搜集了诸城县昌城区、胶河县桃源区桃园乡党总支副书记王桂仁贯彻群众路线好的事迹材料，分别整理成报告，并亲自附信一件，同时报告山东分局。他在信中深有体会地说：“如不深入了解下情，虚心向群众学习，善于综合下面同志的经验，我们的领导工作是太空了。”不久，山东分局、中共中央、华东局先后分别转发了胶州地委和诸城县委的经验。
在建国初期的三四年里，无论是恢复山东的经济，还是进行社会改革工作，向明同大家一道，依靠群众，做出了很大成绩。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仍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敢于负责，不怕困难，埋头苦干的无私无畏精神。
“干革命就应该有点忘我精神”，这是向明常说的一句话。他干起工作来，总是专心致志，有时不分昼夜，废寝忘食。他患有严重胃病，一天得吃五六次饭，但遇到开会，从不离开会场，喝碗稀饭了事。他只要不外出，总是在办公室工作。办公室离宿舍只几十米远，他却很少回家与妻子儿女团聚。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他亲自组织材料班子编发“快报”，指导各地的工作。当时拟定了7篇社论，必须连夜赶出，向明对《大众日报》的副总编朱民说：“小朱，咱俩今晚不睡觉，一人一篇，先写出来登报。”这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决定在济南召开10万人大会。“五一”节前一天，他安排秘书起草报告后，便去青岛，晚上回来，报告还没写完，他便同秘书一边写一边改，直到天亮。那几年，山东分局给中央、华东局的报告，多是由他亲自动笔和亲自改写的。平日，他很少于晚12点前睡觉，总是在开完会或忙碌一天工作之后，再抓紧时间学习和处理文件。他开会讲话，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很受大家欢迎。
向明艰苦朴素，不搞特殊，不谋私利。进城以后，他仍穿着带补丁的军装，一件旧夹克上衣穿了多年。在住房、饮食方面，他从不计较，并经常教育周围同志，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他的一个侄儿家在农村，请求他在城市给找个工作。他说：“现在城市里就缺警察，如愿意干，可以按规定的手续给你联系一下。”结果，侄儿不愿干，也就算了。由于向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对同志、对上级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宽以待人。因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
向明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这也是有口皆碑的。他不顾自己带病坚持工作，而对同志们生病却关怀倍至。胶东有个县的县长叫王志甫，患胃穿孔，病情危急，向明得知后，立即找医生设法抢救，使他脱离了危险。
（五）。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分裂中央和篡党夺权的罪行。4月，中央派陈毅同志来山东主持调查向明的问题。联系到七届四中全会上，向明对饶漱石态度沉默，没有揭发出问题，又联系到中央准备成立计划委员会时，饶漱石想让高岗任主任，向明任副主任等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把向明错误地认定为参加“高饶反党联盟”。向明在党内蒙受这样的打击，心情极为沉重，但他宁肯把委屈憋在心里，也不做违心的检讨。他承认个人有骄傲情绪，接受批评不够虚心，作风上有不民主现象，工作中有失误，但始终否认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
1955年5月，向明被调到河北省，河北省委安排他在省委农村工作部，未有明确职务。这时，向明虽然心情沉重，但仍顾全大局，觉得还能为党继续工作，就是很大安慰。可是自向明离开山东以后，山东省委又以肃清向明在山东的影响之名，开展了继续揭发批评向明的运动，认定组织了“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层层检查、无限上纲，凡与向明关系稍微密切的同志都要检查过关，致使有的被逼自杀，有些人受到处分。此事很快传到河北。10月，河北省委组织部告知向明，山东揭发他犯有反党反人民的罪行，对他立即进行隔离审查。从此他离开机关离开家，在保定市接受省公安部门对他的隔离审查。在长达7年之久的日子里，向明精神上痛苦不堪。平日，他除“坦白反省自己的问题”外，就以读书、看报来消磨时光。在这里，开始不允许他的家属探视，后来允许探视时，他曾流着热泪对家属说，旧社会自己是个穷孩子，是党把他从苦海里救了出来。党是他的救命恩人，他从来是以党为父母，以革命为家的。他没有做过有愧于党的事，更没有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他还表示坚信党，总有一天会把事情搞清楚的。1962年，向明被解除隔离审查，去天津与家人团聚。1963年，河北省委通知他，山东省委对原来给他认定的“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的结论予以甄别平反，他感到高兴。这时向明认为在山东的问题甄别了，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党早晚也一定会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他积极向组织要求分配工作和过党的组织生活。开始，河北省委分配他到天津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但由于他在长期隔离审查期间，患高血压、肝炎多种疾病，尤其是视力大大减退，他提出：“我视力差，还是以少做文字工作，多做些其他事情。”经过研究，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1966年5月，分配他到石家庄河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任副所长。这时，他虽身患多种疾病，体力甚差，但仍尽力坚持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顶顶“反党分子”、“走资派‘’、“叛徒”的帽子又戴在向明的头上，无休止地揪斗、打骂、围攻、抄家，使他的身心受到更大摧残。1969年10月，他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每天参加体力劳动。他两次推着小车到地里，因体力不支摔人泥坑，之后半身麻木，关节疼痛，在病情严重时才被批准送进医院。又加上他在医院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住院不久，即含冤病逝，终年60岁。
向明逝世后，河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的同志深感悲痛。他们默默地回忆着向明在干校劳动的动人事迹：干校盖房子时，他常和同志们争着上脚手架干活；同志们的头发长了，他悄悄买来理发工具，义务给大家理发；他还自费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供大家收听新闻；当他发现有的同志生活上有困难时，便主动去帮助……不少同志含着眼泪说：“老向同志可真是一个好同志啊！”可是当向明的家属前去整理遗物时，同志们才发现他自己只有一床旧的被褥和一个旅行包。这就是他的全部遗物！
1977年，河北省委又将向明错误地定为“叛徒”。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党中央和河北省委复查，认为过去认定向明同志“在政治上、组织上、精神上积极支持饶漱石，参加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不是实事求是的，是不能成立的。过去河北省委对向明所做叛徒、清除出党、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也是错误的，实属错案。”党中央对向明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向明同志平反昭雪，推倒过去强加向明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1981年4月2日，中共河北省委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向明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同志等送了花圈，山东、河北两省的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山东临朐县委送了花圈。宋任穷、高克亭以及向明在京生前友好3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向明同志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青年到老年，走过了一个漫长的革命路程。在这段路程中，不管多么坎坷，多么困难，他始终如一，坚信党、坚信真理。他一贯忘我工作，忠诚奋斗，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