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在苏北绿草荡
1943年夏天，我正带一支小游击队在阜宁县绿草荡里打游击。这是当时苏北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交界处，一个日伪据点——泾口就在这里。忽然上级来了一道命令，让我带游击队护送向明同志从苏北到苏中。向明同志那时是苏中的一个地委书记，他只带了一个警卫员来到我所带游击队住处青沟。从青沟一眼就可以看到敌人据点泾口，那里的敌伪军常常来这里抢掠。从青沟到角巷，再到涧河堆，到宝应，是一片大芦苇荡，一路上常有敌伪军出没。在这个大芦苇荡里，我常常同敌人遭遇，芦苇荡里的游击战争别有一番风光。
这是我们第一次相识。中午，我们在青沟镇共进午餐。他身材高大，穿一身灰布军装，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我们的谈话很随便，他平易近人。我向他介绍了这绿草荡里的敌情和应注意的问题，然后让他先躺下休息一下。我看他躺在那里并没有休息，手里拿着一本马克思关于精神分析的书在看，这使我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马克思学说那样执著的爱。
下午，我们一起步行到了角巷，这里只有几户人家。我们从这里登上了小船，同游击队一起进入了一片葱绿而密集的芦苇荡内。大芦苇荡内有纵横交错的河流，我们的船就在这里行驶。经过一大片荷花塘，多么美丽的荷花啊，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生活该是多么美好啊！到了夜间，船在芦苇荡里行驶，只听得流水潺潺和风吹芦苇的声音。我几乎一夜没合眼，时时警惕着敌情，以保护向明同志的安全。第二天拂晓，我们到达了宝应支队驻地，离开了这一大片芦苇荡的游击战场。向明同志安全到达了目的地，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们共进早餐，然后匆匆告别，向明同志向我们这个小小的游击船队扬手告别。
“别开枪，我是向明！”
这是1943年一个睛朗的上午，一条小河的水正在潺潺流过村头，两岸的垂柳迎风飘荡。远处几只小船缓缓驶来，船上的人携带有长短武器。我带着几个武工队员迅速地冲上去，举枪大声喝问：“哪来的？！”说着几只小船慢慢地驶来。我心里在揣摩：“是不是泾口敌伪据点里的伪军又下来抢掠啊？”
说时迟，那时快，一位高大的穿军装的人，从船上一下站起来高喊：“别开枪，我是向明！”我也一下子看出来了：“这不是向明同志吗？你回来啦！”向明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真有缘分，上次是你送我过绿草荡封锁线，今天你又接我来了！”其实呢，上次确实是我奉命护送他的，而今天却完全是巧遇，我们都为这次巧遇十分高兴。后来我知道，他在这以前是苏中的一个地委书记，这次奉命来上任苏北区党委组织部长。
在人生的道路上，特别是在这个苏北抗日战场上，能够与向明同志两次相遇，我深感荣幸。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山东抗战前的老党员之一，而他当时也早知道我是1942年新四军一旅著名肃托冤案中的幸存者。当年在军部获得平反。正由于此，当时他对我十分关心和亲切。我把他们一行人从船上接下来，共进午餐后送他到了苏北区党委驻地。我们一边走一边谈了当时根据地的农村建设，也谈了苏北平原游击战争的特点。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块昔日与向明同志同甘苦的战场，给我留下了无限的回忆，今天那里早已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了起来。
三个月候补期，一个月转正
1942年我在新四军一旅所受“托派冤案”终于平反了。先是1942年底，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人向我宣布了口头平反，赔礼道歉，然后又在1944年盐阜地委整风时，由苏北审干委员会作出了书面平反结论，并吸收我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结论说：“经过整风的严格审查，王兴华同志的历史是清白的，他自幼在上海受党的教育，是对党有热情的一个好同志。在他遭受党的误解的几年中，始终任劳任怨地跟着党艰苦的斗争、工作，没有任何怨言。因此党正式宣布，解除对他的政治误解，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候补期三个月。“这个结论由当时盐阜地委组织部长刘彬在整风队党员大会上宣布后，大家把我高高举到空中，以示庆祝。会上让我讲几句话，我感动得说不出话，只哽咽的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党是讲真理的，而真理总是能说清楚的。”
当时党章上明明写的是：“工人成份候补期三个月”，“知识分子出身候补期一年”。我这个知识分子怎么会把候补期定为三个月呢？原来是组织上认为我受“托派冤案”折磨已经接受了考验，就按工人成份定了我的候补期，这对我已是一个很大安慰。
当时我同向明同志都在苏北区党委巡视团支部里过组织生活。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一次支部会上，他正式提出为我提前一个半月转正。我实在太高兴了，这是为什么呢？他当时是苏北区党委组织部长，亲自在党支部生活会上提出了这个意见，一下就通过了，我成为了一个正式共产党员。我从1937年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进行学生运动时就有过的愿望，这时真正实现了。我终生都不会忘记这一天，也终生不会忘记向明同志。
从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
1945年夏天，向明同志率领我苏北区党委巡视团，到建阳县研究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子，有几十户人家，战争和贫穷使这个村的群众陷入很困难的境地。当时正是秧苗生长季节，眼看秧苗由于缺水逐渐枯黄了起来，老百姓心急如火。
向明同志对我说：“苏北地区比较贫穷，我们要在这里坚持抗日战争，必须发展这里的农村经济。我们要从这里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人手，使群众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改善这里的人民生活。“
听了向明同志的一席话，我想，这里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秧田里缺水。长此下去，今年的稻田就会毁了，群众就会挨饿，也就交不起抗日军粮。可是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秧田缺水的难题呢？
为了解决这个秧田缺水难题，向明同志对我说：“咱们同村民们商量去。”当天晚上，我们挨门挨户去征求村民意见，不少人提出：“开渠引水进秧田，把附近一条小河的水引进田里去。”但大家也说：“办法是个好办法，就怕人们心不齐。”针对这个“就怕心不齐”的问题，向明同志又领我去逐门逐户的讲明开渠引水的好处。原来一部分村民怕开渠占了自己的一部分土地，经过晓以照顾大局道理和给予一定补偿，终于使全村一致决定开渠引水，抢救正在枯黄的秧苗。全村群众几天的日夜奋战，渠开成了，小河的水像人身的血浆流进身体一样，流进了秧田，眼看秧田有救了，全村群众喜气洋洋。群众的秧田得救了，我也从向明身上学会了一手发动群众的本领——从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人手。
穿上向明军装挺进东北
1945年9月，我调任苏北解放区青联负责人，率苏北青年工作队参加淮阴攻城战，消灭不愿投降的潘干臣伪军1万人。临行时，向明同志赠送了他自己穿的一套灰军装给我，作为为我出征送行的礼物。他的身材比我高大，上衣显得太长，但我仍然穿上它参加了攻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宣布投降，但潘干臣这一万伪军受国民党改编加封，拒不投降。我穿着这套军装参加了攻城前沿部队鼓动工作，穿着这身军装同攻城部队指挥部一起爬上了3丈高的淮阴古城墙。在攻城胜利全部消灭敌人后，我还在战场上穿着这身军装摄影留念，至今还保存着这张50年前的照片。每当我看到这张相片，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向明同志。向明同志，我们永远在一起。
在淮阴攻城后不久，我很快地又从淮阴市委宣传部长的岗位上奉命到东北接受日本侵略军投降，同置东北三千万同胞于亡国境地的国民党争夺东北战略要地。出征那天，我穿着向明同志的这身灰军装，以中共中央华中局派赴东北80人干部大队长身份，精神抖擞地兼程赶赴东北。
在挺进东北的征程中，我穿着这身军装险渡渤海，在丹东会见过肖华将军，在哈尔滨会见过东北抗日英雄李兆麟将军，从巴彦伪县长手中接过了投降的战刀，当上了那里第一任人民政府的县长。
当时有人看了说：“你这件军装上衣太长了。”但我却非常喜欢它。它陪我从苏北抗日战场一直挺进到了东北大决战战场，就好像向明同志那种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不断在鼓舞着我一样。
从苏北战场与向明同志分别以后，虽然再没见到他，但关于他后来担任山东分局代理书记等的消息我仍常常听到。他曾经是我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时的领导人，也曾是对我最有同志之情的好朋友。这篇回忆录既是对于我党一位优秀领导人的回忆，也是对于我年青时一位挚友的无限深情的回忆。希望他那种毕生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精神永垂不朽，也希望他在晚年遭遇过的那种“左”得可怕的破坏党和人民事业的厄运不再会出现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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