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27日，华东局在五莲县大茅庄召开了胶东区土地改革会议，历时三个月。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及其他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在饶漱石的主持下，会议对正确贯彻执行中央土改政策的林浩等人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并将林浩等一些领导同志调离胶东区，从而给胶东区的工作带来了不少损失，也使胶东土改整党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从胶东的情况看，当时刮着两股风：一股是所谓发扬民主的风。例如，当时的招远县县委书记参加会议去了，县里由县长和另一位副书记主持工作。在经过了一场大的轰动之后，对土改中一些作法，必然有些分歧意见和看法，干部彼此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这给带着极“左”情绪的大民主，造成一定的条件。于是在机关中掀起了名之日放手发扬民主运动，形成了不作调查研究，对问题也不作任何分析，即捕风捉影，漫无边际地大加挞伐的风气。在县里主持工作的这位副书记未想到大家对他意见最多，大小事加以渲染，也有真的，也有夸大的，甚至还有假的，一齐涌来。他受不了了，就回家不千了。他回了家，机关出现轩然大波，提意见的也害怕起来。有的埋怨县长，有的互相埋怨，机关上下都去请副书记回来上班，但他不回来；也有的说，这样的领导应当处分。县长也觉得把事情搞坏了。整个机关涣散了，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另一股风，是“贫雇农当家作主”，穷光荣，唯成份论的思潮很盛，到处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呼声。在这股风的吹动下，有些知识分子干部，故意把自己打扮成工农干部、贫雇农的样子，穿上了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破旧衣服，穿上贫雇农模样的短棉袄，甚至也像有的贫雇农那样，腰里捆上绳子，俨然成了贫雇农了。当然这是比较典型的事例。这两股风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是使各级党委的工作出现了混乱，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同时造成了干部之间的矛盾。二是使土改中发生了放弃党的领导，一切让群众去办，从而出现了乱抓、乱斗、乱杀、乱扫地出门的现象。
1948年5月，向明同志到胶东接任区党委书记，他到职后，最受大家拥护的一着，就是制止了这两股风。他首先批评了上述两种不正常的现象，而后，他反复动员大家认真学习中央《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说明这是由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学习任弼时同志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习仲勋同志的《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以及邓小平同志的《关于新区工作的报告》等等。向明同志对广大干部说：“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是提倡尾巴主义，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纪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要求大家一定要严格执行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他要大家明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中国革命历史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革命的统一战线也不可能巩固、发展并取得胜利，他扭转当时的极“左”思潮，把人们的思想情绪引到生产救灾上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加上风、涝、旱天灾，致使胶东区1948年出现了春荒、夏荒，华东局曾提出“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进行生产救灾，胶东区党委也曾成立生产渡荒委员会。向明同志到职后，我亲眼见到他找地委同志谈，找县委书记谈。有一次他路过招远，亲自作调查研究，同当地干部谈心。他从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讲到战争的破坏，人民的生活状况，动员干部首先要带领群众搞好生产自救，要使大家能吃上饭，这是最主要的，只有吃上饭，才能生产，才能支前。饭从哪里来呢？他说不能坐吃山空，也不能斗吃山空，不生产更空，而且当前已经是山空得没有什么吃了。他说大事斗，小事斗，光斗怎么行？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带领群众搞好生产救灾。并严肃指出，哪里饿死人，由哪里负责。这样以来，大家的头脑清醒了，精神振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救灾高潮随之掀起。通过发展生产，不仅保证了没有饿死一个人，而且胜利地完成了繁重的支前任务。1948年的一年中，胶东从支前的大局出发，广泛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消灭了荒地90多万亩，完成了100多万亩的秋种任务。1948年冬又掀起一次参军运动，动员了五六万人参军，还动员了大批支援前线的子弟兵和民工。这些子弟兵、民工参加了潍县战役、济南战役和解放舟山、上海、南京的战役和战斗。
我当时是招远县县委书记。向明同志到胶东后，就找我去谈话，教我如何解决问题。根据他的指示，我组织县委的同志学习了有关纠正“左”的错误的一些文件。县委同志自觉作了自我批评，了解了事实，澄清了是非，端正了工作态度，振奋了精神，使全县的干部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做好生产救灾和支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在动员组织子弟兵和民工随军参战方面更为突出。由招远人民组成的华东子弟兵团第七团，从开赴淮海战役前线到胜利返回家乡，整整在外边度过了300多个日日夜夜，配合主力部队转战万里，先后牺牲了30多人。这个团受到上级表扬和人民的赞颂，受到华东支前司令部傅秋涛司令员的关怀和称赞。
1948年秋后，胶东抽调大批干部南下，并为解放青岛准备干部，向明同志亲自动员，强调在干部配备上，要舍得把工作能力强的干部送出去，在他的努力下，干部外调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向明同志工作很深入，对整个形势的掌握也是很明确的。1948年冬，他曾到胶东的南海地区指导工作。这里离青岛较近，解放得比较晚，工作比较艰苦。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在他未去之前，派我带了个工作组，先去了解情况。当时平度划分为几个县，我去的主要是平东县。平度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相当一部分是敌占区和顽占区；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时，平度又是重灾区。到我们去时，平度解放才一年，群众生产虽有些恢复，但创伤仍然存在，群众的情绪比较消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群众的家底空空，贫雇农虽然分了地，但生产水平很低，群众的生活很苦，好一点的家里有点地瓜干和五谷杂粮，绝大多数是靠国家救济和东讨西要来维持生活。群众运动难以发动，党的建设也受到限制，党员数量少，质量也不高，农村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发挥不出来。向明同志到南海地委后，我向他反映了这些问题。向明同志对这些问题作了分析后，指示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要团结好，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发挥核心领导的作用。并强调搞好生产救灾，是南海地区的迫切任务，这一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就上去了。在抓好生产救灾的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党支部的整顿和建设，从而抓住了问题和关键，推动了这一地区工作的发展。向明同志在地委住了几天，又要我同他一起去莱阳县（当时叫莱东县），在路上，他下车看了几个村子。到了莱阳，县委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黄立夫向他汇报了该县的情况，并请他在大会上作形势报告，向明同志结合全国的形势，结合莱阳的实际，突出讲了生产支前工作，使与会同志深受启发。当向明同志了解到莱阳万底区动参工作做得好时，他认为万底这个被敌人摧残严重的区，参军动员工作能做得比较好，工作一定是艰苦细致的。因此，他要我带着工作组去作调查，总结经验。通过调查，我们写出材料，转发各地，利用这一典型，转变动参工作中简单化的作风，转变存在的形式主义、强迫命令风气，这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
向明同志生活很俭朴，他到南海地区，坐的是一辆旧吉普车，自带了一床缴获的带拉链的被子。他当时患有很严重的胃病，每顿饭后，总要来回走动半个小时才能平静下来。我同他一起吃过几次饭，当时鱼、肉就算是上等饭，可是他吃得很素淡，连鱼肉也没有。他平易近人，有事去找他，他从来不准夫人挡驾。我们在他面前，都不感到拘束，能够畅所欲言，充分发表各自的意见。同时，他对工作一丝不苟。比如我写给他的材料，他总是仔细审阅，连错别字都一一改正过来。
为了更好地稳定和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胶东区党委有的同志曾议论，经过土改、复查，在革命老根据地农民分得了土地后，是否向群众宣布整个土地改革结束，同志们将这个问题向向明同志反映并征求他的意见。他听了后，态度很明朗地说，一些老区，在一定时间应宣布土改结束，以便让农民从思想上、行动上集中力量进行生产。这个意见是对的，只是听说区党委要撤销，也就放下了。
向明同志在胶东的时间不长，但他的工作是很出色的。他为人爽快，工作有魄力，能够从实际出发去解决问题，对扭转当时胶东的混乱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以后胶东地区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时间虽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但我一直不能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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