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明同志是山东党的老同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他在山东省委、鲁中区党委、胶东区党委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先后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954年他从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岗位上蒙冤去职，离开山东。1969年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下逝世，至今已2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也过去15年了。他的一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中，在战争和建设事业诸多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和创造的业绩，党和人民早有定评。作为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我同他相处的时间虽很短暂，但有两次接触，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难忘。
1949年2月初，我初次见到向明同志。当时他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我奉调从黄县县委到区党委机关，接替要南下的区党委办公室主任曾涛同志的工作。因为要组织好和欢送走黄县的南下干部队伍，迟了一些天，曾涛同志已经随军先行了。当晚向明同志找我谈话，在莱西县义坛店村他住的一间农舍里，围着火炉，谈了好长时间。他简要地向我说了一下区党委的情况，交待了办公室的工作任务，询问了一些黄县的情况，较多地谈了区党委对当前工作的部署。当时大家都踊跃争相随军南下。我因未能实现南下的愿望，又被调回区党委机关，而产生的矛盾心情还未完全消失。对这位未会过面的区党委书记的工作作风和对办公室的要求毫无所知；思想上还真有点七上八下。随着谈话的持续，感到他格调朴素，言谈直率，注意了解基层实际和群众情绪。同他到胶东后工作的指导联系起来，觉得不难相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
向明同志是1948年5月到胶东的。这段时间里，在他主持下的区党委，主要是贯彻执行党中央(1947)12月会议和(1948)9月会议的精神，通过学习毛主席、任弼时同志的报告和中央一系列政策文件，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和有关土地改革、工商业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反对党内错误倾向、健全党委制等，联系当地实际，总结检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端正政策，整顿作风。在这个基础上纠正土改复查中一度发生的贫雇农路线、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工商业、伤害基层干部等“左”的偏差。对基层干部实行爱护、团结、教育、提高
的方针。同时开展了生产救灾运动，号召“多锄一遍地，多上一车肥，多打一成粮”。在大规模急风暴雨的土改复查告一段落，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胜利前进的间隙，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整训”，使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思想政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对许多认识片面或比较模糊的问题豁然开朗，感到中央这一系列政策和区党委的工作部署非常切合实际，工作十分顺劲。黄县当时在胶东是有数的井灌高产县之一。虽遭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严重破坏，大批青壮年支前，劳力、牲畜缺乏，耕作遇到不少困难；但在上述政策的推动和胜利形势的鼓舞下，麦秋两季获得丰收，超额完成了征收公粮的任务，调出了大批粮食支援前线和灾区。为了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10月间的三级干部会上，根据群众的倡议，进行了评生产、选模范的活动，并在这个基础上作了开展冬季大生产的部署。在这次谈话中，向明同志还提到黄县这个作法是好的，并着重指出：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必须发动组织群众，发动组织群众必须抓住群众迫切要求的道理。这时已面临解放和接管青岛的形势，他召开过几次区党委的会议，对工作做了安排之后，就全力以赴投入新的任务。我同他也就再没有多少接触了。
我同向明同志的又一次接触，是在1953年春天我到莒南县蹲点期间。当时土改已经结束，三年恢复时期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农村工作的中心转向开展爱国丰产和互助合作运动。党中央在经过一年多试行之后，正式通过下达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同时发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这时向明同志是山东分局的代理书记，在他主持下的山东分局，为贯彻中央这些重大决策曾经采取很细致的步骤，作出若干具体部署：
一、组织干部学习中央关于春耕生产和互助合作的文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1953年的4月5日，召开了分局机关处以上干部学习会。每次学习会都是由分局领导亲自主持。向明同志主持首次会议并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明了中央文件的重大意义，还要求结合学习中央对高唐县强迫群众拔棉柴造防风林的批示和中央对西北局关于“五多”问题的批示，联系实际整顿作风。同时规定每次学习都要有人先作中心发言，有人解答问题，最后有人总结。
二、分局作出决定，建立广饶、历城、莒南三个基点县。选配得力干部，加强基点县的领导班子，分局与其直接发生联系，以便及时了解工作情况，先行一步取得经验。
三、派出机关干部下乡蹲点，调查研究，协助当地党委、政府开展工作。
这年春天，我从分局农村工作委员会到莒南县蹲点调查研究。莒南是个老区，结束土改的工作已经完成，又有多年组织劳动互助的基础。当时分局宣传部席星加同志和《大众日报》的张明同志也到了莒南。莒南县委书记薛亭、副书记于湘、县长徐恒举、农村工作部长孙成法、县委委员王耕之和星加、张明同志在讨论问题中，都一致提出现在农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情况，就是：农民在爱国丰产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强烈要求更快发展生产，像当年纷纷伸出手来要土地一样，纷纷伸出手来要增产技术，特别是起关键作用的增产技术。不懂增产办法，不能帮助群众解决增产问题的干部，下乡受到群众的冷遇。有的群众说，你们不懂就回去吧，请上级派懂的干部来。他们在调查中还分别发现了农民的不少创造。如：厉家寨厉日坤等整地增产的经验，草沟村潘玉善翻地增产的经验，官地村以保苗为中心，改进一系列耕作栽培、防治病虫害的技术，取得丰产的经验。对这些经验加以总结，因地制宜，示范推广，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
我赶紧把这个情况打电话给农委在家主持工作的纪华同志，让他报告向明同志。向明同志听了非常重视，要纪华同志立即通知我，把莒南的情况和经验写出书面报告，迅速加以介绍推广。在他的直接指示督促下，我们和莒南的同志马上研究动起手来。很快就在当年4月间第3603号《大众日报》头版发表了徐泮农（中共莒南县委办公室主任）、席星加、张明三人署名，以“深入总结群众经验，抓住增产关键”为副标题，《中共莒南县委加强生产领导》的报道。同版发了《学习莒南县委的领导经验，加强春耕生产的具体领导》的社论。社论对爱国丰产、互助合作、技术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做了阐述，指出：“必须认识爱国丰产竞赛和互助合作运动，是促进农业技术改革和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只有在爱国生产热情的鼓舞之下和互助合作的组织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在生产上的积极性、创造性，才有可能在广阔的规模上展开一个改进农业技术的群众性运动。同时，也只有抓住现实的增产关键，积极改进农业技术，才能将广大群众的爱国增产热情化为伟大的行动力量，才能使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使爱国增产互助合作运动获得到更为丰富生动的内容，不断深入发展，取得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胜利。”并且要求：“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对于这一新的情况，应引起极大的重视，提到当前议事日程的重要位置上来。”这个报道和社论在山东土改结束转向生产的转折时期曾经起到了积极的指导推动作用。
通过回忆同向明同志这两次接触，也使我联想起当时的形势环境和许多故人、往事，虽然时间过去40多年，有些同志已不在人世，但当时的情景、气氛、音容笑貌，历历如昨。所有这些，对我最大的教诲和启示是：任何时候，想问题，办事情，都应当密切关注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迫切要求；都应当敢于和善于从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垂暮之年，未敢偷安，谨用此自勉，以纪念前人。
1997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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