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明同志离开我们不觉已有27年了。我认识向明同志是在1948年的6月，当时我在胶东区党委宣传部工作。迄今虽然已近半个世纪，但，向明同志那出色的工作，爽朗的性格，忠于党、热爱人民、把握大局、关心同志、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特别是他多次对我的谆谆教诲仍记忆犹新。
向明同志以惊人的魄力，扭转了胶东的困难局面。1948年初，胶东地区面临着种种困难，主要是1947年“土地复查”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放松了党的领导，偏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一切大权交农会”、“雇贫农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的影响下，违反土改政策，侵犯中农利益，乱打、乱杀和扫地出门多的现象较为普遍，因而干部群众思想比较混乱。“土改复查”中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同时，由于1947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胶东时，大肆烧杀抢掠，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1948年胶东地区许多地方出现了严重春荒，人民生活相当困难。1948年5月，向明同志接任了胶东区党委书记兼胶东军区政治委员的职务，他以惊人的魄力，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对扭转胶东的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向明同志指出：为了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必须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纠正土改复查“左”倾错误的指示，争取尽快解决胶东地区1947年土改复查中的遗留问题，在稳定群众情绪的基础上，进而发动全区人民进行生产自救。记得1948年6月初，在区党委机关驻地海阳县湖西村的一座打谷场上召开了区党委机关全体干部大会，向明同志亲自传达、宣讲了《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向明同志强调要贯彻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加强纪律性，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他针对当时胶东的实际情况指出：“贫雇农说了算”和“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在他的主持下，区党委纠正了1947年土改复查中“左”倾错误的影响，从而稳定了干部群众情绪，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进一步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8年7月25日，向明同志在胶东党政军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号召全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响应华东局“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的号召。会后，向明同志又亲自来到区党委宣传部薛尚实部长办公室，我也被召来，他指示宣传部要把动员生产救灾的社论尽快写出来，送《大众报》发表。我被指名执笔，连夜赶写了这篇社论，经薛尚实部长和李芸生副部长修改后，又派我直送向明同志审阅批准，在7月27日《大众报》上发表了这篇题为《紧急动员起来，进行查荒灭荒、抢种补种》的社论。由于全区党政军民共同努力，最终胜利地完成了生产救灾任务。
向明同志在纠正了胶东地区1947年土改复查中所犯“左”倾错误影响，正确解决了土改复查遗留问题之后，又亲自领导了生产救灾运动，扭转胶东的困难局面，这种惊人的工作魄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受到了普遍的称赞；特别是向明同志抓住消灭10万亩荒地这一关键问题，采取查荒灭荒、抢种补种的方法，解决了当年全区群众的吃饭大事，这种高度的群众观念，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品德，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怀念。
向明同志非常重视党的理论学习和干部教育。1948年夏季的一天，我遵照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长薛尚实同志、副部长李芸生同志的指示，按照向明同志开的单子，为向明同志找了些书，给他送去。记得有《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党史》、《列宁主义问题》、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朱德总司令《论解放区战场》等共20多本。向明同志见我送书来了，非常高兴。这是我第一次与向明同志接触。他翻着书，一本一本地过目，连声说：“很好，很好。”又说：“来到胶东，不打仗了，环境安定，要读点书哟。”当他知道我当时任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科长职务后，高兴地说：“你的工作很重要，担负着教育党员和教育干部的任务，责任重大啊！”又语重心长地说：“做党的教育工作，自己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必须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否则是做不好的。”他还指示说：“除了理论学习外，还要围绕每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进行时事政策的学习和教育，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以保证党的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最后，他勉励我说：“思想教育是保证完成党的任务的中心环节。要做好党的教育工作，必须首先努力学习，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只有这样，你才能去帮助别人、教育别人。”他的这些话，听起来感到很中肯、深刻，对我启发教育很大。
向明同志爱书如命，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他的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向明同志如此重视党的教育工作和对我的亲切教诲，对我后来的成长，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将永志不忘！
1948年是全国解放战争处于最关键的时刻。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向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全面的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一天天接近。这种大好的形势也向解放区后方的支前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向明同志遵照党中央、华东局的指示精神，提出响亮口号：“一切为了争取前线胜利”。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为了全力支援前线，11月26日向明同志在区党委、行署、军区干部大会上作战争动员报告，号召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夺取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同时，抽调干部织了“战争动员工作队”，星夜出发，奔赴各地委帮助进行战争动员工作。我被任命为东海（地委）战争动员工作队队长。出发前，向明召开了队长会议，当面指示：战争动员工作队有两大任务，一是动员参军，要掀起一个大参军的热潮；二是动员民工支援前线。他不但交代了任务，而且指出了完成任务的措施。他说：首先要做好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其次要把拥军优属工作做好。一定做好农村军烈属和民工的代耕工作，做好民工的组织工作，使战士和民工无后顾之忧。还指出了工作方法，他说：战争动员工作队要在地委、县委领导下，搞一个典型村，取得经验，推动全盘。我们到达东海地委后，在地委领导下，召开了地委、行署直属机关干部大会，我传达了向明同志在区党委、行署、军区干部大会上的战争动员报告。会后，地委也组织了战争动员工作队，同我们一起下乡。我和昆嵛县委书记丁宗岳同志在西旺疃村蹲点，写了《西旺疃村整理代耕工作的经验》和《西旺疃村整理支前组织的经验》，在1948年12月《胶东日报》上发表。
由于向明同志的正确领导，胶东全区共有5.8万余名青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动员了41.66万名民工支援前线，为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向明同志不忘地下党的革命战友和革命群众。1949年6月2日，我军解放了青岛，我也随胶东区党委机关进入了青岛市。向明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我被任命为中纺八厂（即今日的青岛国棉七厂）的军代表、党组书记。进厂时，向明同志在军代表会议上指示我们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稳定群众情绪，恢复生产；清查反动党团分子，取缔反革命组织；建立工会，保护职工利益；培训积极分子，为发展党员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并严肃告诫我们，要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警惕糖衣炮弹，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向明同志的指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进厂后，我们处处谨慎，时刻警惕。旧厂长笑脸相迎，我们心中有数；厂长请客吃饭，我们拒不赴宴；堂堂正正，保持了军代表的尊严，做到了廉洁奉公，胜利完成了党的各项任务。
一天，我接到向明同志打来的电话，讲了8个人的名单，叫我们准备一桌简单的午饭，他要来厂，与地下党时的战友见见面。原来，远在1932年，向明同志曾在沧口做党的地下工作，今天，青岛解放了，他身居高位，但不忘地下党时的革命战友和革命群众。这种革命感情，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午间，向明同志来到了中纺八厂，与战友见面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欢聚一堂，共庆胜利，畅叙当年地下工作时的革命友情，景况十分热烈。他们说：那时，同生死，共患难，向明同志深夜潜入工厂宿舍进行革命活动；有时在马路的墙角接头；有时混入人群，甩掉特务跟踪；有时化装乞丐，在讨饭时传送口信；有时假装在海边散步，传达上级党的指示；特别危险的是1932年底党组织遭到破坏时，革命群众护送向明同志逃出虎口的情景，更为感人！大家都说，今天的胜利，确是来之不易。向明同志不断地、深情地表示感激战友和革命同志的帮助。最后，他勉励大家说：青岛解放了，大家要在党的领导下，再接再厉，努力工作，搞好生产，迎接全国解放，办好工厂，建设自己的国家。向明同志作为一个革命的胜利者，一位党的高级领导人，重回故地，不忘当年地下革命的战友和革命群众，百忙中来厂看望，此情此景，十分动人。
向明同志亲自领导“三反’’“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1950年8月，向明同志调回济南，主持山东分局的工作。我也从胶东区党委调来济南，后分配在分局工业部任办公室主任。1952年3月，“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山东分局为了加强运动的领导，临时成立了两个办公室：一个“三反办公室”，一个“五反办公室”。我被任命为五反办公室主任。为了与向明同志联系工作方便，五反办公室设在向明同志办公室附近的“分局小俱乐部”楼上。五反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向明同志处理一些“五反”运动事宜，每天用电话与各市委联系，掌握各市运动进行情况；协助领导研究有关政策；搜集资料，为分局下达有关指示做准备工作。“五反”运动开始时，向明同志每晚亲自听取各市委书记的电话汇报，并予以指示；对不定期出版的《五反运动情况简报>，向明同志都亲自审阅、修改，一丝不苟。他根据群众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掌握贯彻党的政策，使“三反““五反”两大运动互相联系、互相推动，逐步深入向前发展。运动初期，为了打开局面，在八一礼堂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宣布逮捕了两个罪行严重的贪污分子，处分了一批因受贿舞弊而给国家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领导干部，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在运动进入高潮后，他又及时指出运动中的偏差，保证了运动的正常健康发展。运动中间，为了领导需要，向明同志还派我和陈超同志到济南市同达鑫鞋帽店等私营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以便取得直接经验，指导运动。我在五反办公室工作期间，曾不断受到向明同志的教育，他对我们讲过《甲申三百年祭》；讲过李自成进北京，从胜利走向失败的教训；讲过北京解放了，毛主席说“进京赶考“和“不当李自成”的故事；讲过1952年2月10日处决高级领导干部刘青山、张子善的教训；讲过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不要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的指示；还用当时“三反”“五反”运动揭发出来那些犯错误同志的活生生的材料，教育我们要警惕糖衣炮弹，要坚定立场，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向明同志的教育，使我们五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进一步认识了“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认识了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提高了我们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提高了我们反对腐败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自觉性，对保持党的艰苦朴素作风，起了很大的作用。最终，使我们坚定了一个信念：决不能让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向明同志的这些教诲，在今天看来仍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1948年至1953年的6年中，我有幸多次受到向明同志的谆谆教诲，给我留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印象：
向明同志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他热爱党、热爱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工作再忙，他也要苦读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他说“不读马列的书，就不会有真正的生活。”1952年我在五反办公室工作时，无意中听他说过，有一本斯大林的新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出版了，可买不到。1953年初，有一次我到新华书店看见了这本书，便买了两本，特意送给向明同志一本。他如获至宝，立即翻阅了扉页和书目，又指着封面上精印的斯大林像说：“这张照片好，领袖气概，斯大林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向明同志工作有魄力，尊重实际，注意调查研究，能从实际出发解决工作问题，他有高超的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我经常注意到，他在做报告或布置工作时，总是反复地告诫干部，要怎样做，不要怎样做，反复阐述，谆谆教导。对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左”与右、对与错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使干部执行起来，心里明白，可以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向明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劳任怨，有忘我的工作精神。从胶东区党委那时起，人们都知道他有严重的胃病，我在五反办公室工作时，仍经常看到这种情况。有时向他汇报工作，亲眼看见他忍受着胃病的痛苦，用手压着心窝，坚持着听汇报又指示我们工作。他带病坚持工作，顾不上吃饭。有时饭都凉了，劝他吃饭，他总是说：“把这件事办完了，就吃。”我和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都说：“向明同志心里，只有工作，唯独没有他自己！”向明同志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我们受到了无声的教育。
向明同志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关心下级。有一次，我和陈超向他汇报“五反”运动情况，谈话中，他知道了陈超同志也患胃病，他当场就把自己服用的贵重胃药，送给陈超同志。他在胶东区党委时也是这样。有一次，他从军区驻地亲自到组织部看望王志甫同志，并给王志甫同志送胃药；在他来看望王志甫同志时，得知组织科长矫枫同志也有胃病，又给矫枫同志送了胃药。同志们看了，都很受感动。
向明同志那种简朴的生活作风，更是远近闻名的。在他任胶东区党委书记时，经常下乡，坐的是一辆旧吉普车，自己带着被子，所到之处吃的都是普通饭。“三反”“五反”运动期间，我经常看到他的日常生活，仍然是老样子，非常简朴。古人云“廉洁生威“，确实如此。
向明同志一次又一次对我的谆谆教诲，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激励着我的一生！
向明同志，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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