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鲁中南区党委撤销，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办公厅当秘书。“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领导上交给我一个任务：给党中央和华东局写“三反”、“五反”运动情况简报。当时领导规定：简报每星期发送一次。每次简报稿写好后大都由我直送向明同志审批。从多次送审简报接触中，我对向明同志产生的第一个印象是：工作起来简洁明快，效率极高。那时向明同志晚上差不多都在分局机关宿舍大院俱乐部旁边小楼的办公室里阅读和处理文件，我多半是这时送稿子给他。我每次去，他总是把手头的文件放下，先处理这份简报。他接过简报稿，边看边改，我在一旁立等，看完改完，签上字，这才对我说一句：“这个可以了，送机要室发。”一份简报不到十几分钟就处理完了。每到这时，我也就觉得一副重担落地，浑身轻松，第二天休息一天，然后再开始紧张地作下一篇简报的准备工作。
1952年，分局决定以历城、黄县和广饶三个县为分局的基点县，并分别派出工作队常驻县委帮助工作。我被派到历城县任工作队长兼县委第二书记。这年冬试行义务兵役制，向明同志要我们在历城找一个村搞征兵试点，摸索征兵的做法。我们在沙河村按时完成了试行征兵的任务，并向分局写了征兵工作总结报告。全省征兵工作开始后，向明同志把我找去，要我到昌潍地委介绍沙河村征兵试点工作的经验。当时我听了很觉为难，心想：我一个机关普通工作人员，怎好担负这样的任务？我见了地委书记能讲得了什么？但在向明同志面前又不好开口说不去，没有办法，只好勉强答应去了。到了潍坊，地委书记郭石同志亲自接见了我，我向郭石同志转述了向明同志交代的话，交给他试点工作的材料，之后，郭石同志介绍我去昌乐县了解一下征兵工作的情况，就这样算是把任务完成了。
每回忆起这段往事，我总认为：向明同志对年轻干部寄有一种厚望，希望年轻人能担当重任，为党多做工作，因此，对年轻干部能放手加以使用。我想，这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具有的一种好风尚。
向明同志还有一个值得发扬的好作风：他讲话、作报告，自己起草提纲或讲稿，不用秘书代劳。下面是我亲见之一例：
1953年秋，我离开分局办公厅，分配到历城县委任书记。这年11月6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部署冬季生产、互助合作和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向明同志在这次会上作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事前向明同志把我找到他家（那时向明同志住在分局机关宿舍大院最南头的一个平房小院里），我简要地向他汇报了县里工作和开会的情况后，他就拿起笔来写起报告提纲来了。那时县委机关住在济南东郊的祝甸村，大会是在牛奶场的一个大牛棚里开的。那天刮着风，天气很冷，牛棚里又散发着牛粪的臭味，但同志们为向明同志在报告里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美好前景所鼓舞，会场情绪显得特别振奋。那次会后，县委的同志以向明同志的报告为蓝本，分别深入到村，向群众讲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对向明同志的点滴回忆写完了，另有一桩逸事附记如下：
1954年向明同志被所谓“高饶反党联盟成员”的罪名受批判后，省委决定历城县委为肃清向明影响的重点单位之一。为此，县委多次开会进行检查，最后，县委决定由我根据大家提的意见起草肃清向明影响的检查报告。自此，我便开始打夜班，独处一室，闭门写作。然而，连续几个通宵我都是眼望着月亮从东方升起又到西天落下，竟然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一夜一夜过去，检查报告没写出来，倒是得了一个副产品——神经衰弱症。从此以后便夜不成寐，食不甘味，最后，工作也支持不下去了。
一天，县委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要我去向他汇报肃清向明影响工作的进展情况。当时与向明同志一起受批判后下放到历城主持县委工作的任质彬同志和我一起去汇报（任是我的老领导，我在分局办公厅当秘书时，他是分局秘书长，是我非常敬重的分局领导人之一）。结果，和我写检查报告时所犯的毛病一样，汇报了没有几句就结结巴巴讲不出东西来了。当时我真感到有点尴尬。可是谭启龙同志并未因此而批评我们。任质斌同志见我没啥讲的了，便接过去谈了些县里其他方面的工作情况，汇报就这样结束了。这之后，过了不几天，县委便接到省委的通知：肃清向明影响的工作不要再进行了。这样，所谓肃清影响的检查报告也就没有再写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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