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被调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办公厅工作，向明同志时任分局代理书记。山东当时在解放战争之后，建国不久，又大批干部南下，工农业生产正在恢复，各项建设正需开展，任务是十分繁重而艰巨的。听说向明同志原是山东地下党的老同志，曾任济南市委书记，解放战争中随华中部队回到了山东，先后在鲁中、胶东地区任主要负责工作，后又去接收了青岛，任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此时，他又从青岛回到分局，工作可说是千头万绪，只见他终日忙于会议，即使假日或夜晚，不是有人来汇报工作，就是他找人来谈话，真可以是说夜以继日了。据说，他所忙的主要是贯彻中央、国务院要求在省内执行的各项工作，还有为了今后工作的开展，应设立的工作机构和配备的干部，因为当时分局和省府现有的机构、人员与多方繁重的任务很不相称，分局办公厅的办公机构，除原有的电报、文件的译电、印刷、传递、保管等简单的行政管理机构外，另外又设立了会议、电报、文件、党刊、人民来信以及统计等专门办事机构，并将以上机构合设了一个办公室，即办公厅一室。我调来后任一室的主任，主管文件的批办。其他工作则由分工的副主任专门负责。
当时，中央决定撤销了原为冀鲁豫地区的平原省，将原属山东的一部分地、市、县划归了山东分局领导，地区扩大了，地、市、县增加了，上下来往的文件也大为增加。在分局召开的地、市干部会议后，便有大批文件上报，主要是上报对分局会议的部署与执行情况。在批办中偶尔发现有的地、市委在领会中央精神和执行政策上有偏颇、不足之处，对此便不得不向向明同志提出请示。当他得知这种情况时，便十分重视，并认为应及时向下提出，以便纠正。为此，他还决定在每日上午，即在分局日常例会前的一段时间，召集办公厅办理文件的同志开个碰头会，讨论研究时，他都亲自参加，听取情况，进行研究，最后由他归纳分析，提出办复意见。有的提交分局会议讨论，有的则由办公厅直接办复。他并且说：“这个碰头会，可以使分局减少些官僚主义。”他虽然晚间睡得较晚，又加还闹着肠胃病，但碰头会从不缺席。有时他不得不把一杯牛奶或一碗稀粥的早餐拿到碰头会上，边吃边谈，对以分局名义对上、对下办理的文件，在送给他审批时，他都亲自执笔，边读边改，句句经心，字字斟酌，从不轻忽。他的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深为我们所钦敬，也深深激励教育着我们。
1953年春，我为一件人民来访事，出差去邹平县，邹平我从未去过，到时住在县委机关里，调查、谈事也在机关里，但一有空就到县城各处去走走看看。县城不大，当时给我的突出感觉是县城经济太萧条啦，满城无一户正式商店，只在县城前十字路口有几个小贩，卖的是香烟、火柴和熟花生米，问起情由，始知是因为“三反”“五反”的缘故。我想如此情况持延下去，对城乡人民大为不利。回到分局后想向领导反映。不日，分局召开各地、市委书记会议，开会时便顺便搭乘向明同志的车去会场。在车上我便把邹平的情况向他反映了。他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会议上他就此问题特别向各地、市委书记作了了解，证明这不是邹平一县的情况，而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于是他就把搞活城乡物资交流问题，在会上作了讨论和布置。还决定省成立物资交流办公室，从商业、合作社、银行、交通、实业等部门抽调一批干部到办公室来办公。省办公室设在省府，隶属在财委之下，并把我调去任该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从此，我就放下分局办公厅一室的工作，专做物资交流办公室的工作。不久，华东局财委也专门布置了这项工作。在省财委的领导下，由于各部门的配合协作，不长时间就将这项工作渐渐开展了起来。各地各县有计划地召开了物资交流会议，通过上海、青岛、济南等地的商人，将山东农村滞存的大豆、花生、皮毛等土副特产运销了出去，换回了农村所需要的农具、农药等和大批现金。使城乡经济开始活了起来。从这项工作的开展来看，山东还是比较早的，也是得力的。从这项工作的起始来看，可看出向明同志能听取下面的反映，对城乡出现的问题嗅觉灵敏，发现问题就抓住不放，且一抓到底，我亲临此项工作中，深深体会到向明同志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为人民负责到底的精神，使我终生记取了他的教益。
1954年初春，我调往东北，参加“156”项建设工程，从此便与向明同志失去了联系，而今已42年了。后得知他为高饶事件牵连受了处分，调离了山东。1981年4月2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的向明同志追悼会，始知他逝世于1969年12月，为“四人帮”迫害致死。会上党组织对他革命的一生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并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党籍，称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我党的优秀党员”。到会的一些老同志深深感到党的伟大和亲切。
向明同志已去世27年了。我们对他忠诚的革命的一生无限崇敬，为他征途中所遭遇的坎坷而惋惜与同情。忆起往事，便引起了对他的深深怀念1
1997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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