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向明同志认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8月3日，根据原河北省委的指示，我从农村“四清”工作团调回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时间不长，群众组织形成两大派，一派说向明是叛徒，根据是“八一”俱乐部门前的一张大字报。因为我当时是该单位的人事党务管理工作的负责人，有些人问我，让我提出看法，我认为叛徒问题不能根据一张大字报就下定论，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重大问题，需要经过调查，要有依据。许多人对我的看法有同感，认为应取慎重态度。当时处于形势紧迫，我加入的一派群众组织成立了“河北省调查向明问题联络站”，并通过一些群众组织向全国通报。我参加过向明问题的调查活动。通过中央组织部、谢飞（刘少奇同志原夫人）、山东国民党模范监狱同狱人、湖北反省院国民党敌档、南京国民党敌档及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有关报纸档案材料的查寻，收集了许多材料，均不能说明向明同志是叛徒。与此相反，证明向明同志在山东国民党模范监狱中，在敌人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下，表现得非常坚强，从没有屈服过。敌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将向明押解到湖北反省院进行软化，千方百计毒化，也没有征服向明同志，并在狱中坚持了斗争。当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之际，向明同志出狱又主动找党组织，奔赴延安。路经许多曲折，才到达延安（有证明材料）。之后，由中央委派，随同刘少奇同志到抗日前线，在豫鄂边区、豫皖苏区、苏中、苏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就连过去曾经说过向明有叛徒嫌疑的谢飞也承认这一段历史事实。
向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实行“专政”之后，关进了“牛棚”，依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意志。当时他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揪斗他时，二三个青壮汉拧住他的双臂，按住他的头，搞“喷气式”，腰弯到九十度以上很长时间。有时还被打得鼻口出血。虽然是这样，在群众性的批斗场合中，只要环境条件允许，他即理直气壮申辩理由，只要有机会能直起腰抬起头，就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因而，遭到的是更加严酷的批斗。越斗越坚强，从未低过头。即使是在田间劳动十多个小时，吃饭的时间还要挨批斗，不计其数，他依然是从容不迫。许多人议论，省“五七”干校军、工宣传队队员听到此情况后，也背地说“向明真有骨气”。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位令人崇敬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据一些工人反映，向明同志还有一个特点：平易近人，能体贴工人疾苦，能联系群众，一般工人心里话愿给他讲。有的人作风不正派，被一老工人发现，这位老工人不敢对别人讲，而对向明同志讲了。后被揭发人有察觉。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人竟成了揪斗向明的积极分子。尽管如此，向明同志由于有群众基础，曾受到老工人的保护和照顾，减少了其躯体痛苦和精神折磨。他之所以能生存下来，与群众对向明同志的关心和爱护是分不开的。
向明同志，随同全体干部进入了河北省“五七”干校，但与其他干部政治待遇不同。虽然没有群众性的揪斗和围攻，但仍是独身一人干着为大家“拉水”的重体力劳动，且不准参加学习。这对一般人来说，在心理上是很难承受的。向明同志多次向军、工宣传队领导反映过他本人解决问题的要求，长期未见结果。每天仍然是为大家不停的拉水（一车水约四五百斤重，供干校学员洗脸、洗衣服之用）。1969年11月的一天，向明同志突然病倒在地，被干校送往石家庄市中医院检查治疗，诊断为心肌梗塞。经抢救基本稳定，按医生的嘱咐不许下床，限制活动。可是向明同志在病危之际，仍然为病友打扫卫生环境，在忙来忙去中的一天突然停止了心脏跳动。向明同志就这样与世长辞了。去世后，他的孩子去干校清理遗物，只是寥寥无几的几件旧衣物，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任何财产。而是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种精神，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为真理而斗争。
1996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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