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明同志，你已离开我们二十七个春秋，但你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你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尚品德，坚持真理，奋斗不息，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关心同志、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则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一）
向明同志，你曾不只一次地向我谈及你的苦难家史。你1909年出生在山东省临朐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困，从小就常常受到地富子弟的欺侮。1942年临朐县遭受历史上罕见的荒年。敌伪在临朐县制造了“无人区”，父亲活活饿死，全家十多口人，除早年参加革命的你和一个哥哥以外，其余的人都被迫弃家逃荒，有的在逃荒途中被冻饿而死，最后只剩下两个小侄子，沿街乞讨，流落他乡。你得知后，通过组织才找到了他们，把他们接到盐阜区和我们一起生活。所有这些阶级仇、民族恨都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里。每当你回忆起童年的辛酸和父亲及家人的悲惨情景时，你便对我说：过去我在旧社会曾遭受过种种折磨，像我这样一个失学、失业的青年，如没有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拯救亿万劳动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恐怕我早已像父亲那样悲惨地死去了。所以我一直以党为父母，以革命为家，一定要努力为党工作。向明，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二）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十分尖锐。那时你先后在豫鄂、豫皖苏、苏中、苏北、鲁中、胶东等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肩负着地方和部队的领导重任，一面率领部队对日寇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一面又要发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国民党顽固派、反动派破坏抗战、残害人民的罪恶行径进行斗争。在战斗频繁、戎马倥偬的年代里，你的工作十分繁忙，常常日以继夜、通宵达旦，不顾疲劳地工作，还要利用工作间隙抓紧学习。由于你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同敌人进行过多次绝食斗争，致患有严重的胃病。后来在艰苦紧张的斗争中，你的胃病常犯。每每见你疼得难以忍受时，我和同志们劝你休息几天，你却总是说：“没有关系，过一会就会好的。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完成任务最重要。”那时缺医少药，你就一直抱病工作。全国解放后，你一如既往，仍然不肯去治疗和休养，那怕是几天，你也不肯离开工作岗位。你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经常因工作而废寝忘食，受到了同志们的敬佩和关切。
向明同志，你除了工作就是学习，读书是你的最大乐趣。你爱书如命，买到好书就爱不释手。记得你最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和你刚认识不久，你就和我滔滔不绝地讲保尔·柯察金的故事，并希望我也好好读一读这本书。使我惊奇的是，你几乎能将这本书完全背下来。你一字一句教给我保尔·柯察金的名言，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你曾深有感慨地说：保尔·柯察金热爱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地捍卫党的事业，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品质，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很好学习的。当时我听了很受教育。后来，在我们战斗、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你正是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学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坚决勇敢地同敌人作斗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三）
向明同志，你在工作中，最敢于坚持原则，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你对上级的决定和指示，从来都是认真思考，积极贯彻执行。但你不盲从，也不唯上。有不同意见，就通过组织反映情况。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你曾不只一次地提出过有关全局的重要意见。你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在背后说三道四，这是你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表现。在薄一波同志著述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提到了你：“1953年1月9日山东分局向明等三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这件事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他于1月15日给周、邓、陈、薄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竟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举告我。”
“随后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并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解决发生的问题。经过努力，执行新税制中所发生的较大问题，很快都采取了补救措施，得到妥善解决。”
薄老的这一段记述，只是你发现问题向党、向上级积极反映真实情况，提出建议之一例。它充分说明了你是如何的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也充分说明了你是无私无畏的。
（四）
向明同志，你一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在抗日战争时期，物质生活很艰苦。部队规定每年两次以旧换新发衣服，但你每年都要为公家节约，带头不换新衣服。所以你的上衣总是又旧又破，你的裤子后面和膝盖常常打着补丁。全国解放后，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军区规定每年给首长做一次衣服，可给你量衣服的尺寸太难了。由于你工作繁忙，很难找到你，即使找到了，你也不让量，总是说，还有衣服穿，不用做了。在吃的方面，你虽患有严重的胃病，但吃得却极简单，即使工作到深夜，也从来不吃夜餐，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更是这样。住房，每到一地宿营时，你经常将大一些、好一点的房子让给别的领导同志住。在青岛市军管会和后来到山东分局工作期间，你经常吃、住在办公室，很少回家休息。你公私分明，从不让家里人用你的汽车办私事，或接送孩子上学等。在你任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期间，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件事是：临朐老、家有个侄子到青岛来找你，想借你的职务和威望，在青岛找个好工作，而你却对他说：现在青岛就缺警察，正在招考，你如愿意，可以去试试。那个侄子听了你的话很不满意，失望而去。第二件事：青岛解放不久，有你早年在青岛教书时的学生来看你，当时你不在家，他便留下一封信就走了。你回来后，拆开信见信里装着一个金戒指，你当即将学生找来，把信和金戒指退还给他，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的这种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好思想、好作风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五）
向明同志，你是最识大体、最顾大局的好党员、好同志。即使在蒙受不白之冤，长期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你仍不计个人得失，以党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从不说一句损害党的利益、损害人民利益的话。
1954年夏天，我正在医院生孩子，一天警卫员突然跑来告诉我：“首长犯了严重错误。”我当时感到十分突然，也非常纳闷。出院回家，见到你，第一句我就问你：你究竟犯了什么严重错误？没想到你竟回答说：“组织上告诉你，你就会知道；组织上没有告诉你，我也不能告诉你。”我知道你的组织观念很强，也就没再问你，后来才知道，说你参加什么“高饶反党联盟”。我很着急，责怪你不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你说：“我和饶漱石是上下级关系，除了到华东局开会，没有其他来往；至于和高岗就更没有接触了，参加他们的反党联盟，我真不知是从何说起的！”你说话的语气是那么肯定，那么平和。我也曾苦苦思索，仔细回忆，在我们共同生活中，你也从没有说过半句对党不满、对党不利的话，更没有什么反党言论和与饶漱石等有过什么非组织活动。我所看到的是：你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日夜奔波，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更不用说家庭、孩子了。像你这样一个好同志，怎么突然间“参加高饶反党联盟”了呢？！使我真是百思不解，十分困惑。1954年冬，对你处理的文件发下来了。给你的处分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三级（由原行政6级降为9级），并调离山东，当时你想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申诉，可是在那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下，没有机会，也不允许你申诉。你身心受到伤害是可想而知的，但你以坚强的党性，宽阔的胸怀，非凡的忍耐坚持着。你相信群众，相信党。你说：“我相信党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这个冤案早晚会大白于天下的。”这时你年仅45岁，正是精力充沛、思想政治上已经成熟，积累有丰富的工作经验，风华正茂的时候。可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你被长期蒙受了不白之冤，以后又遭到一次又一次地打击和迫害，时间竞长达15年之久。
1955年5月中央分配你到河北省，你在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当时未明确职务），你为了顾全大局，对组织的决定仍坚决服从。你从不计较职位的高低，工作的轻重，只要能继续为党工作，你就感到高兴。可是万万没有料到，我们到河北不久，就在这年的国庆节刚过，河北省委组织部突然叫我去，告诉我：山东有人揭发向明犯有反党反人民的罪行。组织决定对向明实行隔离审查，当时我感到十分震惊，真如晴天霹雳，祸从天降。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事，尚未弄清楚，怎么又犯了“反党反人民的罪行”？我和向明共同生活多年，我也是经过党多年培养教育的共产党员，怎么对你犯有反党罪行，我却一点没有发觉？这使我再次陷人困惑、迷惘，如堕十里雾中。那时，我们最小的儿子只有10个月，最大的女儿刚上小学，你被隔离审查后，孩子们哭着闹着要找爸爸，问爸爸到哪里去了？怎么不回来啊？我那时克制住内心的痛苦，承担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强作镇静，抚慰着孩子说：“你爸爸出差了，过些时候就会回来的。”从此，我挑起了抚养四个孩子的重担，同时还要更加努力工作。那时我唯一的精神支柱是相信党，相信党中央早晚会将这些事情审查清楚的。但你被关在哪里？对你怎样审查？要隔离多久？都杳无音讯。每到夜深人静时，我想放声大哭，可又不想让孩子们知道，只有悄悄地将眼泪往肚子里咽。多少个日日夜夜我都食不甘味，夜不能寝。后来，有个同志来通知我：现在允许你带着孩子或带些换洗衣服去看望向明。我即急急忙忙地找了些衣服，领着孩子，随着来人到你被隔离的住处。当你看到我和孩子们时，你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你的神态是那样泰然，你的语音比平日还平和、沉稳。你询问了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你让我好好照顾他们，你还嘱咐我不要为你担心。我们虽还有许多话要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默默相对，停留片刻，我和孩子们便回家了。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便有人来带我和孩子们一起去看你。这种痛苦的日子，一熬就是7年。
1962年下半年，负责对你进行审查的同志告诉我说：向明的问题快结案平反了，因为山东揭发向明的那个人是坏人，他揭发的事，完全是诬陷，他现已畏罪跳楼自杀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喜出望外。7年来，我和孩子们成天翘首盼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1963年对被认定“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得到甄别平反，隔离审查解除了，你从保定回到天津（1958年河北省会从保定迁到天津）。我们全家团聚一起，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气氛。我们由衷地感谢党，感谢党组织终于查明了真相，把颠倒了黑白又颠倒了过来。你回来后对被隔离审查期间的情况，无论对我还是对来看望你的亲戚朋友，都只字不提，毫无怨言和不满情绪，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坚强的党性。
由于受长期隔离审查的折磨，你患了高血压、肝炎等多种疾病，双目几乎失明。但你恢复自由后，没有要求去治病和疗养，你向组织上首先要求补交党费和过党的组织生活，看中央和省委的文件。你原以为“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甄别平反后，你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就像被丢弃的孩子又回到母亲身边那样的温暖。但实际情况总是那样错综复杂。本来你向组织上提出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这说明你具有坚强的组织观点，但回答你的却是冷漠、拖拉、置之不理，你感到很不理解，但你仍然耐心地等待，并盼望着党中央早日摘掉无端给你加上的那顶“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大帽子。
解除隔离审查后，你是多么渴望着工作，没有工作是你最大的痛苦。当时虽然你的视力很差，又患有多种疾病，但仍要求组织上分配你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即使干些轻微的体力劳动也好，只要做些工作，你就会感到欣慰。你从来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你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当我谈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时，你总是说：像我这样的事，古今中外都有，但不同的是在我国古代和国外，冤案一经造成，就很难弄清楚，只有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事情迟早会弄清楚的。你始终坚信党，始终对党充满信心。你虽然蒙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和打击，但你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依然是一片赤诚。当你听说山东有些老同志，因为为你说了些公道话而受到株连，原山东分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王建明同志被逼致死，还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同志受株连被撤职下放，有的调动了工作，你心里感到十分不安，经常惦记着这些同志，时刻想着为这些同志平反昭雪。但在当时的处境下却无能为力。因此你的心情十分沉重。当我给你说几句宽慰的话，你说：我明白，真理必将战胜谬误和邪恶。你为顾全大局，仍忍辱负重，坚信党，坚信群众的大多数，坚信严冬过后必将迎来明媚的春天。
在十年浩劫中，你不畏强暴，坚持原则，更显你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诚。
1966年春，在你多次要求工作后，组织上分配你到河北省粮食作物研究所工作。（在石家庄）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风烟滚滚，铺天盖地而来，一场浩劫降临人间。在“文化大革命”中你又首当其冲。你被诬陷为“叛徒”、反党分子、刘少奇黑秘书等，备受林彪、康生、“四人帮”的疯狂迫害，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但是不论你遭受到怎样的恫吓、威胁、辱骂，甚至严刑拷打，你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从不屈服，始终铁骨铮铮，坚持真理，坚持斗争，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关在“牛棚”时，你还处处想着别人。有的同志生活困难，你给予多方面的帮助；你购买了理发工具，为同志们理发；你还买了半导体收音机，让大家能及时听到国内外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你不顾被折磨得极为衰弱的病体，坚持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1969年11月间，你推车去地里，一下摔倒在泥坑里，以致半身麻木，关节疼痛，病情危重，经勉强批准才将你送往医院。当时我在河北省委机关，也被关进“牛棚”。我得知你住院后，请假去医院看望你，你的精神是那样的疲惫，显得十分苍老。我劝你在医院安心治疗，你说：“我是个专政对象，医院不宜多住，想早点回去。”你出院后，时隔不久，又去推车，再次摔倒，送去医院，医院却以“备战”为藉口，拒不接收。你们单位打电话给我，我当即又马上赶到医院找军、工宣队再三要求，直到这天的傍晚才勉强接收。这一次病情更加严重了，步履蹒跚，一瘸一拐，走路十分艰难。住院不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你于1969年12月18日含冤病逝，终年60岁。你逝世时，只有我和女儿，还有一个小儿子在身边，另外两个儿子在内蒙插队，未能回来和你见上最后一面。当时我悲痛欲绝，泪如雨下，默默地送你离开医院去火葬场。
后来，女儿去你单位取遗物，一个旅行包里装着仅有的一床破旧被褥，几件换洗的旧衣服和洗漱用品。当女儿提着这点东西离开粮食作物研究所时，许多同志流着眼泪紧紧握着她的手说：向明真是个好人啊！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
从1954年到1969年，向明同志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打击迫害，身处逆境长达15年之久！强加给你的种种莫须有罪名，不公正的待遇，何日能以澄清？我和孩子们日夜盼望，等待着党中央对这些问题能早日给予解决。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为“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党的历史上所有的冤、假、错案平反，为所有无辜被迫害致死的革命同志昭雪。消息传来，我的心情万分激动，禁不住热泪横流。我和孩子们天天想、日夜盼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同志们也都奔走相告，欣喜万分。
1981年4月2日，这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你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你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党中央和一些国家机关，河北、山东、江苏省委、上海市委……送来了花圈，并派代表参加追悼会，在北京的你的生前友好，也都送来花圈和赶来参加追悼会，看到这些，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在追悼会上党中央和河北省委对你的一生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郑重宣布：推倒历次强加给你的一切不实之词和一切罪名，为你彻底平反昭雪。
这次追悼会，充分证明了我党是正确、光荣、伟大的党，充分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历史是公正的。向明同志，你已以你的实际行动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你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没有忘记你，人民没有忘记你，你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品德，光照人间，你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我永远怀念你。
1996年10月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