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已经离开我27年了，但他崇高的革命形象却永远活在我的心里。鼓励我去克服人生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
爸爸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他生前始终把张思德和雷锋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他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平易近人，关心周围的同志，他对待警卫员、保姆像一家人一样，经常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在他病重和住院期间，当得知一位老大爷因家里生活困难交不起住院费，他就拿出自己仅有的工资代老大爷交了住院费。爸爸去世后，我去干校收拾遗物时，许多叔叔、阿姨泣不成声地对我说：老向真是个大好人啊！在困难的时候，老向帮助过我们，现在他不在了，我们将钱还你们。我说：“这是爸爸生前的一片心意，我不能要你们的钱。”爸爸对待同志十分慷慨，而他自己却一生俭朴，吃的是粗茶淡饭，睡的是木板床，没有为自己买过几件衣服，去世时身上穿的还是那件几十年前部队里发的旧呢子军服，已经旧得发白了。尽管爸爸去世后仍戴着“叛徒”、“反党”的帽子，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干校的叔叔、阿姨们仍不顾危险向我讲了一件件、一桩桩感人的事情。
爸爸虽然在干校时已年迈多病（身患高血压、动脉硬化、肝炎、眼疾等多种疾病），却依然不甘示弱，在农田里和年轻人比着干。一次推车去农田送肥时，由于严重的眼疾，没有看到前面有个坑，就连人带车一起跌到坑里。人们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诊断为半身不遂，需要住院治疗，但他急于回干校，在医院没有住多久，就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返回干校。回干校不久，在一次推车去给同志们送水的途中，再次摔倒，被送往医院，不久便含冤病逝。
爸爸刚到干校时，由于干校离城里较远，不能及时看到当天的报纸，爸爸就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个大半导体，以便大家能及时收听当天的新闻，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看到干校里缺少桌椅板凳，爸爸就买了一套木工工具，学着做木工活，为干校做了一些桌椅板凳。干校附近没有理发馆，爸爸就主动买了理发工具为大家理发。干校盖房子，爸爸也要抢着上脚手架……类似这样的事，干校的叔叔、阿姨们流着眼泪说了很多很多。
1962年解除隔离审查后，在天津等待分配工作的这段日子里，虽然爸爸仍然戴着“反党集团成员“的帽子，但他却不悲观、不沮丧，仍以一个革命战士火一般的热情，默默无闻地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例如：每天清扫楼道、打扫院子等等。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位老清洁工呢！
解除隔离审查后，爸爸多次迫切地向组织上要求分配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两个月，组织上终于分配爸爸到河北省粮食作物研究所，担任有职无权的副所长。虽然这个职务与当时爸爸的级别（1954年由6级降为9级）很不相称，但是爸爸十分珍惜这个工作的机会。临上班前他去北京外语学院看我的时候，脸上抑止不住激动和兴奋的表情，反复地对我说：“这可好了，我有工作了！”在爸爸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名”、“利”二字，只要能为革命、为人民干工作，就感到十分高兴！
爸爸热爱党、忠于党的事业。他生前经常给我们几个孩子讲革命历史，讲民族仇、阶级恨，促使他参加革命的过程；讲新社会幸福来之不易。爸爸常常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牢记，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穷孩子，就没有我们全家，就没有现在的新中国。“不仅如此，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日子里，他还经常与中、小学校联系，给学生们讲革命史，讲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斗争史，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教育他们要热爱党，永远跟党走，要努力学习，珍惜幸福生活。
爸爸一生坎坷，精神、肉体上所受的折磨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和无法忍受的。
爸爸从年青时，在党旗下宣誓的那一刻起，就将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领导罢工、罢课。1933年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监狱里坐了5年牢，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才被释放。在国民党监狱里，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但这一切都没能使这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暴露出自己的身份，更没能从他的嘴里套出一句党的机密。敌人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使尽各种诡计利诱骗供，也遭到爸爸义正严词的拒绝。不仅如此，爸爸在狱中还参与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绝食斗争，绝食斗争的胜利鼓舞了狱中同志们的革命斗争士气。爸爸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护了党的组织不遭受破坏。
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时，爸爸正值40多岁，年富力强，正是爸爸日以继夜、忘我地工作为新中国多做贡献的时候，却蒙受了不白之冤，1954年突然莫明奇妙地被戴上了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帽子。面对这一莫须有的罪名，爸爸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一夜间从革命变成了“反革命”？爸爸从1954年起就陆续受到党内处分、批判、降级、停止工作、隔离审查等等不公正的待遇；“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人的残酷迫害，直到1969年含冤去世。他在解放后的20年里，15年都是在受审查、批判、反省、写检查中度过的。
十年浩劫中，爸爸也未能幸免，被拉到社会上揪斗、游街、戴高帽子，关“牛棚”。不明真相的红卫兵，还把他吊起来鞭打，逼他承认是叛徒。更残忍的是假活埋，用沙子将爸爸埋起来，只露出一个头在外面。眼看就要咽气了，幸亏被学校里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发现，深夜趁没有人看见悄悄地将爸爸救了出来。
爸爸一生中经受了多种考验：战争年代的生死考验，解放后蒙受不白之冤的考验，在爸爸近40年的革命生涯中，多一半时间是在审查中度过的。然而这种种严峻的考验，并没有摧垮一位真正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一次又一次地被政治迫害，失去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没有了工作，这一切对于一位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革命战士来说，政治思想上的压力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而这些痛苦又不能对妻子、儿女们诉说，只能以顽强的意志默默地一个人承受下来。我的爸爸以对革命的坚强信念和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以革命乐观主义面对逆境，坚强地活了下来。对于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审查和批判，从没有流露出一点埋怨情绪，不发牢骚，没有怨言，不悲观，不失望，在任何时候都坚信党组织，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从爸爸身上，我看到了一位真正共产党员难能可贵的高尚品德。记得爸爸临终之前，当我去医院看望他的时候，爸爸曾对我说：
“我一生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从来没有反过党。在关键时刻，我始终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并反复叮嘱我：“你们一定要．永远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的问题，党组织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位平凡而高尚的人。
爸爸去世后，我去干校整理爸爸的遗物时，发现爸爸留给我们子女的仅仅是曾为干校服务过的几件木工工具，一套理发工具，一个半导体和几件他日常穿的旧衣服和他用过的被褥。这就是革命大半辈子的爸爸留给我们的遗产。物质上的遗物虽然微不足道，但是爸爸留给我们的共产主义高尚的道德品质，却是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子孙后代永远继续发扬下去。
我最亲爱的爸爸，您安息吧！您的革命精神万古长青，永垂不朽！
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1997年1月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