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离开我们已27年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他，追悼会上那幅遗像总会在脑中浮现。从照片上那特有的悲怆、坚毅的神情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在漫长岁月里以其坚定信念忍受巨大屈辱的心灵。在静夜，在睡梦里和爸爸进行心灵对话，往日的回忆连同苦涩的泪水就一起从心底涌出。
爸爸对我们非常慈爱，记得很小的时候，他在难得的工作闲暇，常把我和弟弟高举过头，然后用他的硬胡茬扎得我们又叫又笑。爸爸被错定为“高饶反党联盟成员”后，我们从济南举家迁至保定，在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那段日子里，爸爸成了我们的朋友，他带我们到大自然中漫游，在河边垂钓，爬上高高的砖窑讲故事……。然而我们哪里知道爸爸为了我们能和其他孩子一样有个幸福的童年，是在极力掩藏内心痛苦的情况下为我们做这一切的。记得那时他最爱讲有忠臣、奸臣的历史故事。什么杨家将、岳家军、文天祥、苏武等英雄人物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占据了重要位置。但听多了，发现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几乎都有一个悲剧性结局。到了在天津上中学时，那时爸爸已解除隔离审查回到家里。有一次看完京剧《潘杨讼》，回家的路上我问爸爸：为什么历史上忠臣总是受陷害，奸臣却总是得宠呢？爸爸说：凡是封建帝王，本质上都是压榨人民的，忠臣劝他为国为民自然是忠言逆耳，奸臣投其所好，怂恿他为所欲为却正中下怀，因此忠臣就倒霉了。他还说现实生活中的忠臣、奸臣可不像舞台上那样脸谱化。并用实例给我们讲解了古往今来大奸似忠的道理，还引诵诗为证：“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若当时身便死，一生真假又谁知”。也许正是由于命运驱使他对忠奸之辨的问题较早地进行过思考的缘故，“文革”中个人崇拜盛行时，爸爸的思想却异常清醒。
在保定刚分配工作不久，又因山东省委错定他为“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爸爸被责令进行隔离审查，自此开始失去了工作和人身自由，过着受到限制的软禁生涯。当然这些事情当时对我们几个子女是瞒着的。1963年爸爸解除隔离审查回家后，我们还以为爸爸是因身体有病，所以长年在家休养。不过看得出他心情一直不好，平日也很少说话。特别使我不明白的是爸爸屋里的灯光经常很晚还亮着，早上倒簸箕又常有烧过的纸灰。他每天夜里在做什么？直到“文革”中有一天爸爸让我把他写的一些材料送到大伯家的时候，这个谜底才解开。当时对着放在我面前的这些材料，我惊呆了。一个被迫害身心交瘁的人，需要怎样的毅力才能写出这么多申诉材料啊！这哪里是申诉材料，分明是爸爸向党剖示的一颗赤诚之心！记得爸爸曾对我说过：我这一生已别无所求，只希望早日洗清不白之冤，一来可告慰受我牵累的同志和家人，二来在晚年再为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1963年，因山东诬陷他的人畏罪自杀，爸爸的问题终于有了部分进展。然而当昼思夜想为党工作的夙愿即将实现时，爸爸却不得不面对自身健康状况极差这一残酷现实。长期承受巨大精神压力与命运抗争使他患有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病、视力极度减退等病症。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工作对于他就如同生命，为了争取失去为党工作的权力拼搏抗争，现在却几乎丧失了工作能力，这对他将是一种怎样深切的悲哀！难怪爸爸当时情绪十分焦躁不安，以至变得唠叨起来，时常抱怨视力太差、记忆力衰退。一次他去商店提包丢了，回到家一边在屋里踱步，一边自语着：我好没用啊，脑子不中用，不中用了！并用手捶头说：我还能干什么呀？……这又使我联想起那次去赶集的情形，我们来到一个卖鸟的市场，在一只绰号“猛张飞”的鸟面前爸爸驻目良久，看那鸟在笼中乱撞，头都碰出了血，我问道：它怎么了？爸爸深深叹息着说：它想飞呀！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爸爸的工作终于有了着落。组织上先让他去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由于他视力太差，做文字工作有困难，这样后来组织上又分配他到石家庄省农研所任副所长。
在我记忆中，爸爸初到农研所半年多的时间里，是他受迫害以来，难得的一段生活充实、心情开朗、平静的时期。记得我第一次去农研所时，他高兴地领我到实验田去参观。那年实验田获得了有史以来的高产，在黑绿黑绿的玉米地里，我看到了爸爸脸上那很久以来未出现过的笑容。
爸爸的一生十分坎坷，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支撑他在人生道路上走下去的，是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他曾一遍又一遍地给我们讲家史，使我们了解到：旧社会我们祖辈这个有十七口人的大家庭，除了他和大伯因参加革命获得新生外，其余的人不是死于地主的压榨，就是死于敌伪的“无人区”。他用事实教育我们相信一条真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在生活中爸爸总是把自己视为群众中的普通一员，待人处事质朴、平和是他性格上的一个特征。无论在保定、天津、还是石家庄，秉性善良的父亲，常常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送给烈军属和邻居们品尝。平日里还喜欢做些诸如扫楼道，给人理发之类的“小事情”。爸爸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是建立在深切理解和同情上的。这一点是在保定时，有次和他去自由市场后的感受。那天在集市上爸爸和一位卖鸡蛋的老奶奶攀谈起来，回家路上他对我说：“你看刚才那个老奶奶，家里养了几只鸡，下了蛋都舍不得吃，跑很远的路来城里卖点钱买粮食。解放十多年了，很多地区还是这种状况。我们的老百姓苦啊！我们党是有责任的。”在当时歌功颂德的年代，听到这发自肺腑的感慨，使我思想上产生了强烈震动。那时爸爸还认为：困难年代群众为解决自身温饱搞点副业是很正常的，政府应加以组织和引导。他得知国际市场上长毛兔的毛很值钱，就主张办养兔场。当然那时身为阶下囚的人说话是不管用的，他只好自己买了几只兔养了起来，大概是作为一种心理补偿吧。
正直刚烈是爸爸的另一个性格特征。做人要诚实、正直、有骨气，是他经常告诫我们的话。记得家住天津时，有次我和弟弟跪在地上玩，爸爸看见竞动了怒，说他一生最不愿看到下跪和落泪，做人不能，当软骨头，要有骨气。这又让我联想起“文革”时期的一件事。那是我在石家庄二中上学时，一天早上我来到学校，同学们正议论在火车站广场开的批斗会。其中一个说：“那老家伙还真硬，几个人按他打他就是不下跪，还高喊毛主席万岁！”另一个说：“这样的人会是叛徒？还真有点让人想不通。”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所议论的人正是我可怜的父亲。
爸爸常教导我们要敢于坚持真理。那什么是真理的标准呢？他说是四个字：实事求是。并解释道：“实事”就是客观事物，“是”即客观规律，“求”就是研究探索。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事物出发研究探索其规律。听到这儿，我对爸爸说我懂了，可他说：你只是字面上懂了。这四个字不仅说的是思想方法，也涉及思想品质，要真正理解，往往要在实践中付出代价！当时觉得他说的太玄乎。而现在看来其含义是深刻的。他的一生为坚持真理不就是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高昂代价吗。关于这一点，我和爸爸在“文革”中共同度过的那段刻骨铭心的时光就是见证。
1967年春，为照顾孤身一人、年迈体衰的父亲，我从天津转学来到石家庄。
爸爸所在的省农研所位于石家庄市郊区，四周都是农田，然而一场疯狂的、失去理智的灾难性运动，打破了这里田园般的宁静。
开始，爸爸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一场反对党内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运动。他以坦荡的胸怀，遵循主席关于“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教导“，主动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去看大字报。然后随着运动不断升温，特别是揪斗当权派现象在全国范围普遍出现时，他的态度由忧虑、不理解逐渐变为愤懑。最初他多是通过评论历史，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对周围的人们讲述苏共党史，说斯大林同志晚年犯了刚愎自用、猜忌多疑的错误，导致了肃反扩大化，为赫鲁晓夫颠覆政权客观上创造了条件。针对林彪吹捧毛主席，爸爸就大讲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他说，好话说尽的人也能坏事做绝。赫鲁晓夫称斯大林为天才的父亲，给斯大林跳乌克兰的狗熊舞，结果正是他挖了斯大林的坟。还有一次爸爸突然莫明其妙地讲起了隋文帝，称赞他不愧为一代明君，说他奉行“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搞息事宁人的“无为政治”，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久经战乱的国家得以发展生产恢复元气。现在看来，父亲可能是对“文革”时期人为地大肆宣扬阶级斗争有感而发吧。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那时父亲详尽的给我讲解过黑格尔的一句至理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他告诉我当年统治阶级仅从表面理解黑格尔的话以为是对现政权的美化，其实这句话充满革命的辩证内涵，把它反过来叙述，即：凡是非现实的都是不合理的，凡是不合理的都是非现实的。爸爸说，这就说明一切非理性的事物无论看起来多么盛极一时，终归是会消亡的。时至今日，林彪的叛逃，“文革”的终结无不印证了父亲的预言，尽管这些事件都是父亲辞世很久后发生的，但他是很早就看到这些历史事件结果的人们之一。
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向白热化发展，爸爸的情绪似乎有些失去控制。有天晚上，当我念报上一篇关于“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历史造就英雄”的文章时，竟无端引发了他的无名之火。他厉声道：哪有什么英雄创造历史，一旦英雄想人为地创造历史时，英雄就不称其为英雄了。还有一天我问他戚本禹是谁，父亲说：“和姚文元他们一样不过是些御用文人。这种人一不会务农，二不会做工，三不懂经济。以笔代刀，杀人不见血是他们的特长。“又说：“中国不是有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吗！我看他们成不了气候。”爸爸还曾指出，近年来党内有种怪现象，一些人忘我地拼命工作，而另有些人自己不工作却挖空心思算计工作的人。结果工作者成了有罪，整人者反而有功。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然而，随着一张“向明十大罪状”大字报在农研所贴出，爸爸被彻底剥夺了发言权，成了主要专政对象。这张大字报不仅罗列了“高饶反党联盟主要成员”、“叛徒”、“野心家”等老罪名，而且又增加了“刘少奇的忠实走狗”“国民党特务”等骇人听闻的新罪名当我看了这张大字报后，立即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跑去告诉父亲，谁料他知道后神情却异常平静，不以为然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然后结合大量事实有理有据地对这十条罪名进行了批驳。父亲平日极少谈自己，只是通过这次谈话我才得知爸爸确曾在中原局给刘少奇同志当过一年的秘书；也第一次了解到爸爸在任作民同志领导下，在狱中进行过殊死斗争的情形。并得知父亲长期以来的胃病就是连续七天绝食斗争后骤然进食而留下的后遗症。
对于“参加高饶反党联盟”一事，爸爸坚决地予以否认。他说他与高、饶的关系仅仅是一般上下级的关系，他与高、饶的接触也仅限于正常的工作范围。至于把他在工作中提出不同意见作为判定他反党的依据，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些意见的提出，完全是从工作出发，实事求是地公开提出的，是符合把中央的方针与本地区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党的思想路线的。更何况，这些意见基本上是经受住了实践考验的。因此，对在没有任何证据下，指控他参加了反党联盟，父亲百思不解。最后的推理，只能是出于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所以爸爸说，在高饶事件中，他扮演的是替罪羊的角色。仔细体味父亲反省所犯错误的话是意味深长的。他在一份给中央的恳诉书中写道，长期以来，我在工作中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特别是犯有思想上的麻痹症、政治上的幼稚病、对党内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
爸爸担任刘少奇同志秘书的历史被公开后，很快扩大了他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一批批造反派“登门拜访”，让他提供刘少奇的罪证。面对抗拒从严，罪加一等的威胁，以及轮番的审讯和拳脚相加的人身攻击，爸爸始终否认他知道刘少奇同志有任何反党言行。对此作为运动初期曾参加过红卫兵的我，心中也产生过怀疑，我私下里问他，你作为刘少奇的秘书难道对他的反党言行竟毫无察觉吗？爸爸却说，孩子，说心里话，少奇同志与毛主席、周总理是我内心最敬佩的三位党的领导人。他极高的党性和政策水平，全党有目共睹。他在党内的功绩是历史证明了的，是不能抹杀的。而当我提出最不能理解的，关于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问题时，爸爸说，以前不曾听少奇同志说过这样的话。但刘少奇主席解放初期的确主张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政治上团结、经济上赎买的政策。那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反封建、倾向革命的特点，另一方面是为了挽救原本薄弱又遭受战乱破坏的民族工业。他还说，往往实事求是的政治主张不像极左口号那么动听，但却是解决问题的良药。
爸爸在后来的日子里，被揪到社会上批斗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以他的倔犟脾气，吃的苦头可想而知，但他回家里却从来不对我说。直到他被长期关押到铁路司机学校实行“群众专政”时，我才亲眼目睹了那灭绝人性的一幕。那天我被通知可以给父亲送换洗的衣服，当我看到他时完全怔住了。父亲脸上又青又肿，面如死灰，两眼出血，目光呆滞，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我哭着问爸爸：你这是怎么了？便一头扑进他怀里。爸爸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不要哭，爸爸昨夜上厕所摔了一跤，碰破点皮，没那么严重，很快会好的。”事后，我才从看门大爷处得知真相，原来父亲是被造反派毒打后又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活埋。幸亏一位不知名的好心工人同志发现后救出了他。
尽管父亲身处绝境，但他仍未停止与命运抗争。就在我去给他送衣物时，他两次在持枪执棒的看押人员身边从容地把装有上诉材料的信塞到我手里，是让我转交给住在北京的张云逸将军的。真想不出患有严重视力障碍的父亲在有人严加看管的情况下是怎样写出这些材料的。也许是递给张老的信起了作用，后来爸爸被转送到部队“关押”，那里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改变，之后又送回原单位接受劳动改造。
父亲回所后，听说在他关押期间，我因被扣上了替他翻案的罪名，被造反派抓去拷打逼供，还执行了假枪决，他十分痛心。沉重的负疚感使他连夜失眠、眼窝深陷。他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不该让你小小年纪牵连进来受这样的罪。可爸爸的问题连累了许多人，不得已呀！问题不解决我死也不能瞑目！”他还表示，等他身体好一点，一定想办法向组织请假去趟北京。他说，看来目前在中国这类问题要彻底搞清楚只有“通天”才行。“我要当面向党中央说清楚，相信组织一定会还我公道的。”
当那年春天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后，爸爸便极力动员我和在天津的弟弟一块去农村插队落户。看着日渐苍老的他，我怎忍心离去？更何况此时，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恐惧感，我怕年迈多病的父亲独自一人难以承受那种过于沉重的精神负荷。爸爸看出了我的心思，便说：“你尽管放心走吧，爸爸不是懦夫，我相信只要我活着，只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不变，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由于爸爸的劝说，我终于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临走那晚，在昏黄的灯光下，爸爸神色黯然。他帮我收拾好行装，催我先睡后，便借故看书怔忡地坐在灯前很久。那晚他生平第一次抱怨年老、手脚怕冷要和我同睡一床。然而第二天醒来却发现爸爸并没和我睡在一起，他说怕吵醒我。
此生永远也忘不了爸爸送我上路的那天，一向走路如风的父亲变得举步迟缓。天气阴沉，一路无语。快到车站时他才强作笑颜，嘱咐我几句，到了农村要和弟弟互相帮助，要常给妈妈写信之类的话。然后说：“开车的时间快到了，你走吧，爸爸就不送你了。”说着猛地扭过头很快地走了。对离别时爸爸的反常举动，事后我曾反复思索，我猜想生性刚强的父亲那是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情感，他不愿让我看到眼泪，他或许哭了。
然而，我万万不曾料到那次与爸爸的分手竟成了永别。爸爸走了，饱经人世的沧桑与磨难后，带着屈辱和遗憾，带着亲情挚爱，带着对祖国人民的赤诚，永远地离去了。然而值得告慰的是活着的老一代革命家，终于拭去了玷污他英名的尘埃，他们在挽救了共和国命运的今天又在撰文纪念他。爸爸走了，但他的精神却留在人们心里。它将与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精神融为一体，形成一股正气，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正气，绵延不息，永驻人间！同时爸爸一生的悲剧也将留下深深的思考，后人定会认真总结其产生的社会、历史的原因，以便彻底告别过去，开创未来。相信这也是父亲的在天之灵所期待的。
1997年2月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