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生的那年（1954年），父亲就被错定为参加“高饶反党联盟”。当我刚满10个月时（1955年5月），即随父母由济南来到河北省保定市（原河北省省会）。1955年10月，由于山东省委又错定“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很长时间里父亲一直没有和我们在一起，而被隔离审查。“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在石家庄市又被批斗、专政。因此，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和全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是很少很少的。也许正由于这样，父亲和我在一起的短暂时间里给予我的爱，和从他的一举一动中所体现出的崇高品德，都给我留下了永久难忘的记忆。
一、做人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要说真话，说老实话，做老实人
河北省省会于1958年迁到天津，我随母亲先到天津上学，1963年父亲解除隔离审查也来到这里。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班主任对我说，你到李校长办公室去，他有事找你。当我见了李校长，他拿出一份请柬说：
“下周‘七一’是党的生日，我们学校要举行一次有意义的纪念活动，想请你父亲来我校作报告。据我们了解，你父亲是老红军，又是有多年党龄的老同志，所以想请他来给同学们讲讲对敌斗争中的故事，你回家时将这请柬交给他好吗？”我听了校长的这些话后，心情非常激动，心想爸爸原来是老红军，他过去一直没有讲过，老红军这是多么光荣、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啊！接过校长的请柬，我飞快地跑回家里，将请柬交给了父亲。父亲看完请柬，当即答应去学校作报告。这时我本想从父亲那里了解些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事，可看到父亲桌上堆满了稿子和他那充满血丝的眼睛，知道他又是一夜没有睡好觉，话到嘴边只好又收了回来。
“七一”到了，我们都穿着整齐的少先队队服，带着红领巾，安静地坐在礼堂里等待着爸爸的到来。上午10点钟左右，校长和父亲一起走进礼堂，我们全体起立，行过少先队礼后，校长简单地向大家介绍说父亲是老红军，有多年的对敌斗争经历等。我急切地盼望着他给我们讲红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故事，可只听他轻声地咳嗽了一下，说：“同学们，你们好！今天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日子，由我来给你们作报告，但在这之前，请允许我作个更正：我并不是老红军，也没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是一个有多年党龄的党员，也有过许多同敌人作斗争的经历，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在国民党监狱里同敌人作斗争的故事……”听到这里，我的心凉了半截，并不断地在埋怨父亲，因此对他的报告就没有好好听。晚上在家里，我小声地对父亲说：“人家都说你是老红军，可你又说不是。”父亲听我说后，严肃地说：“不是就不是，介绍错了就应该纠正过来。做人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不应该说假话，不应该去追求那种虚假的荣誉。做人应该说真话，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听了父亲的这番话，我无言以对，脸上感到火辣辣的，他的这种言传身教，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二、应该相信党，相信群众，正确地对待群众的意见
1966年河北省会又从天津迁回保定市，父亲由于他一再要求工作，这年3月河北省委便分配他到石家庄市河北省粮食作物研究所工作。母亲随省委机关的搬迁来到保定，我和两个哥哥仍留在天津上学。暑假回到保定，母亲让我去石家庄看望父亲。7月，我高兴地去父亲那里，当时他住在研究所一幢类似单身宿舍的楼里，条件很差，做饭也没个地方。我去后就和父亲住在这个宿舍里。暑假过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了课，我没有回天津，仍和爸爸住在一起。那年我只有12岁，父亲每天除安排我做些功课，其余时间让我跟研究所工人叔叔一起到地里或牛奶场去干活，按父亲的话说，是让我知道碗里的饭来之不易。有时我觉得活儿很累，父亲就鼓励我，告诉我多学点农活，长大后会有用的。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除外出开会，几乎每天都和工人们一起下地干活，或者和研究人员一起在实验室里，他对农作物的研究是很感兴趣的。记得他说过：“中国的吃饭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搞好粮种的培育，这就是这个研究所的主要任务。”遗憾的是，对父亲来说，能这样安心地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67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这个粮食研究所也不例外。7、8月份的一天，我和父亲一起到食堂买饭，有位叔叔小声地对他说：“那边贴出了批判你的大字报。”父亲听后并不在意地说：“是吗？那等我吃完饭去看看。”吃完饭后，父亲回宿舍睡了，我看他睡后，就悄悄地从外面将门锁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愿意让父亲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锁好门后，我就出去玩了，直到傍晚才想起门还锁着，便赶紧回家。这时只见父亲坐在藤椅上生气了，他气呼呼地问我：“你出去玩，锁门干什么？幸亏这是一楼，我能跳窗户出去，否则就耽误工作了！”听父亲说后，我想我本来是为爸爸好，便委屈地哭了起来，同时向他讲明了锁门的原因。没想到父亲听后却大笑起来，他说：“你的想法太幼稚了，别人要想批判你，你就蒙上眼睛也躲不过去的。再说被批判也并不全是坏事，听昕别人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正因为是批判我的大字报，我更应该去看看。”我听了父亲的话后，好像一下子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我觉得父亲胸怀坦荡，真了不起，他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相信党、相信群众，能正确地对待群众的意见。他的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优良品德，在我小小的心灵上铭刻着难忘的记忆。
从那以后，父亲可能觉得我年龄小，怕我精神上受刺激，便将我送回保定。后来当我大哥去石家庄看望他时，对父亲的批斗已不断升级，使他人身受到摧残。即便是这样，父亲仍丝毫没有什么悲观情绪，始终相信党中央对他的问题会彻底查清的。
三、虽身处逆境，但他心里仍时刻想着别人
我从1967年回到保定后，妈妈也被关在“牛棚”，姐姐去湖北劳动；大哥在石家庄和爸爸在一起时，因被牵连挨了整，回到保定又被打得全身是伤，吃了很多苦，后来他和二哥一起到内蒙插队了。那时我才13岁，我们一家六口人，就这样被分散在五个地方，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1969年9月的一天，住同院的一个孩子跑来对我说：“那边有个穿旧军装的老人要找华英（我大哥的名字）。”我听后马上跑过去，一看原来是父亲回来了，我惊喜交加，不知说什么是好。父亲步履蹒跚地走着，摸着我的头说：“你是华英吗？”我说：“不是，我是小英。”父亲停了半天才说：“是小英吗？长这么高啦！”我看爸爸很疲劳的样子，就赶紧和他一起回家，到家后我忙着烧热水，让他洗脸、烫脚。这时我才注意到，两年不见，父亲显得老了许多，眼和腿都浮肿了，行动和以前判若两人。当时正是月底，机关每月发给我的14元生活费早已用完，粮食也剩的不多了，油也没有了，只有一点玉米面，晚饭只能蒸玉米饼和熬点玉米粥吃。我跟邻居要了点油，用院子里种的西红柿和养的鸡下的蛋，炒了个菜。吃饭时，父亲边吃边说我有出息了，会做饭了。饭后我问父亲是怎么回来的？他说前两天中央来了两个同志到他关押的地方，见他身体有病，就给造反派说，让他去河北省平山干校，并同意给10天假让他出来看病。我听父亲说能在这里住上10天，非常高兴！随后，父亲就问我妈妈、姐姐、哥哥以及堂兄等人的情况。当我将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他后，他一直沉默着，半天没有说话。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帮助我收拾屋子。由于我一个人生活，家里乱七八糟，被褥既脏又破，父亲一边帮我洗被褥，一边说：“新四军战士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注意讲卫生，做一个人要学会生活，要懂得讲卫生才行。” 第三天父亲带我上街去买菜和去医院看病。当时他的视力已很差，加上有一条腿麻木，所以走路很不方便。去医院看完病后，他还买了一组梅花针，说是准备带回去自己用它治病。这一天父亲买了不少菜，说要给我改善改善生活，他还亲自烧了一锅红烧肉，并将它分成三份，一份送给邻居，感谢他们平日对我的照顾；一份送给一位老奶奶（这老奶奶是我们在天津时的邻居）；一份留给我们吃。
第四天是10月1日，父亲一天没有出门，一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人民日报》社论，一边整理他的书籍。父亲在保定的几天里，几乎每天在写东西，有时写到深夜。到了第七天，父亲突然对我说，明天他要回去了。我说：“不是可以住到10月8日吗？为什么急着回去呢？”他说：“这次让我回家，恐怕那两位同志也要担很大风险。再说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使家里所有亲属都受牵连，所以必须尽快回去，请组织上早日查清。”
10月5日我送父亲到火车站，一路上，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火车快开时，他才再次摸着我的头，笑着说：
“没想到小英长得这么高了。”说完，他转身走进车厢，我禁不住地哭了。火车慢慢地开动了，我望着父亲的背影，阵阵心酸，盼望着他能再回来。
两个多月后，突然接到妈妈的电报，让我马上到石家庄去。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我赶到石家庄市中医医院时，妈妈和姐姐含着眼泪，十分悲痛地告诉我说：爸爸去世了！听到这一噩耗，我完全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后我去瞻仰父亲的遗容，看他好象在安睡似的，仍不相信他已离开了我们。直到送父亲遗体去火葬场，我仍幻想着他还会回来，那一天我没有流眼泪。但当我们将父亲的骨灰盒护送回保定家里时，我才象大梦初醒，觉得周围是那么凄凉，望着父亲的骨灰盒便放声大哭起来。
岁月荏苒，时光飞逝，转眼父亲逝世已是27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批准为父亲平反昭雪，推倒过去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对他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多少年来，每当我想起父亲那种无私无’畏地为革命奋斗终生的精神，便给我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亲爱的爸爸，我永远怀念你，我一定继承你的遗志，以你为榜样，在前进的道路上奋发图强，刻苦学习，继续努力去向高新技术科学高峰攀登，争取为社会多作贡献，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多争光。
1996年8月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