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建校60周年，回顾学校的发展历程，正所谓“往事如梦，岁月如梭”，转瞬间半个多世纪悄然已逝。当尘封的往事被重新唤醒，记忆中学校的蹉跎历程从过去的岁月中一步步走来，一幕幕犹如昨日。
现在的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秀美的校园、豪华的校舍、现代化教学，无限的美好与新颖，虽已淡去了当年那简陋不堪的山东省中医药学校旧貌，但学校老一辈像刘琛南、王吉甫、马玉安、曲衍海、郭建秋、王化雨等“垦荒者”，对学校发展乃至我省中医药事业的功绩，却会永远被记入史册，未能让后人淡忘。
1956年3月，原文登专区撤销并入了莱阳专区。次年，两个专区的中医进修班合并为莱阳专区中医进修班。1958年莱阳专区改设为烟台专区，专署移驻烟台市，9月原来的莱阳专区中医进修班改为烟台专区中医学校，校址在烟台东郊初家金沟寨；1960年2月改为烟台中医学校。另有1959年秋，山东中药学校成立，校址设在山东泰安。1962年，山东省委决定，将原泰安的山东中药学校与烟台中医学校合并，名为山东省中医药学校，迁址莱阳北郊（即今天的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院址），归山东省卫生厅直属，亦即我们现在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前身。我就是那时，随被山东中医学院派赴山东中药学校帮助工作的家父曲衍海先生（1963年正式调到山东中医药学校），随两校合并来到莱阳，所以从这一点上讲也算是这所学校的“老”人了。
一、学校建立的历史背景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自满清末期至民国期间，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侵略，加之当时中国统治者的崇洋媚外思想及少数学者政客的民族虚无主义意识影响，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鄙视，中医学发展受到严重摧残，在内外部各种邪恶势力的重重打击和相互交困的历史环境下，中医学术陷入衰落的境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万民振奋，百业待兴。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团结中西医”被定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四）大方针之一。然而，在当时医药卫生界内部却围绕中医政策问题出现激烈的争鸣，卫生行政部门某些领导人曾打着所谓“中医科学化”旗号，推行了种种限制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和规定，甚至有提出“提倡西医，改造中医”，“终必以西医代替中医”的所谓卫生工作方针。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一部分受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影响，曾接受过一点西方近代科学教育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真正了解，片面地站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角度，只看到中医“落后”的一面，而不能了解近代科学本身观察认识物质世界的局限性，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看不到中医学所具有的整体观念、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的先进内涵及其包涵着很深的科学原理，忽略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而总想取缔中医或是企图把中医改造成西医。当时的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严重伤害了中医者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积极性，扼杀了中医事业正常发展。
1954年，党中央就继承和发掘中国医药学遗产问题，提出中医工作方针：“研究整理我国的医药学遗产，把它提高到现代科学的水平，这是我国医药学家应做的工作，应尽的责任”，认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继而党中央又针对中医问题提出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 （1958年，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十二字方针，并针对当时的全国医药卫生界中医工作状况和存在问题，提出一系列发展中医事业的具体措施，使中医事业开始得以复兴和蓬勃发展。1955年，卫生部成立了中医研究院。1956年，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成立了四所中医学院，继而在全国又逐渐发展为24所中医学院。在这期间，山东省中医工作形势也迅速发展，首先省卫生厅指示各专区要加强对地方中医者的培训工作。据《曲衍海回忆录》所述：“1954年春，文登专区地委遵照党中央指示精神，重新修改了（1953年文登专区在文登城东三里的凉水湾村开办的中医进修班）的中医进修班计划，在卫生科长刘玉太同志支持下，我重新担任了中医进修班主任工作。中医进修班开学，我聘请了夏村镇名老中医宋洛川主讲《伤寒论》；陈育鸣高徒烟台的王吉甫主讲《金匱要略》；我自己兼任针灸课教师，同时，请文登中心医院曾崇光主讲西医基础知识。”后来，专区中医进修班的宋洛川、宫陆泉、李少川、孙宏谋、于敬轩以及孙铭之、姜德津等一些优秀师生，都先后调到省城参加了成立省立中医院工作，成为我省一代名医。同时，又有《烟台卫生志》记述：“莱阳专区分别先后在莱阳、掖县、黄县三县举办了中医进修班，共有学员92人”，我校刘琛南、方甫、刘明德等曾在学校任教和学习，后来成为学校的元老极中医老师。 1956年3月8日，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文登专区撤销，所辖区并入莱阳专区。“1957年，莱阳专区将三个进修班和（原）文登专区中医进修班撤销，成立莱阳专区中医进修班，地址在莱阳城东吴格庄（原莱阳疗养院旧址，现精神病院处）。有教职工9人，负责人赵文元。”1958年5月莱阳专区改设为烟台专区，专署地移驻烟台市。“1958年9月，进修班迁址烟台东郊金沟寨村。在进修班基础上建立了烟台（专区）中医学校。”1960年2月改为烟台中医学校。可见，20世纪50年代的文登、莱阳两专区中医进修班以及后来的莱阳专区中医进修学校，应当为烟台中医学校的前身。
泰安山东中药学校成立，《曲衍海回忆录》有这样记述：“随着中医政策的落实，许多中医从民间走进各级医院，中药的应用日趋规范，（国营）药材公司也开始经营中药材，但苦于缺乏中药专业人才，上级（省政府）决定在泰安开办一所中药学校……。省委组织部门通过查阅旧职档案，发现济南银行里有一职员，抗战前读过上海国医学院，就把他调出来，让他搞中药教育，这就是后来全国闻名的中药专家郭建秋先生。1959年秋，山东中药学校成立，校址设在泰安。当时因缺乏中医基础师资，向山东中医学院求援，（省）中医学院派我前往泰安（山东中药学校）帮助工作。郭建秋和王化雨是当时泰安（山东）中药学校的骨干中药专业老师，为山东省培养了大批中药专业人才。”泰安的山东中药学校，是1962年山东省中医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动荡岁月演绎传奇人生
曲衍海，1919年11月出生于山东文登泽库乡后岛村，10岁开始读书，15岁随名医曲华莲（字苡磄）先生学习中医三年，后自行研读中医典籍两年。据《曲衍海回忆录》记述：“岭南村有个老秀才，人称‘春先生’，曾在北京跟宫廷太医学习中医，春先生回乡后，一边设私塾教学，一边为人治病，几年后成为当地名医。曲华莲先生是春先生的小儿子，他继承父业，亦教亦医，不同的是所教已经不是私塾，而是国民政府开办的学堂。1933年夏，曲华莲先生被派来我村小学任教。由于父亲年轻时是春先生的学生，与华莲先生是世交，两人关系很密切。华莲先生见我辍学在家，就决定收我为中医学徒。行过拜师礼后，我从此又回到本村小学校读书，但所读的不再是小学课本，而是中医经典书籍，我成了华莲先生的一个‘吃小灶’的特殊学生。”19岁（1937年）时文登县中医师考试，曲衍海先生取得了乙等中医师职称，并领取了行医执照和专业文凭。有关这次中医考试背景，曲衍海先生阐述：1929年2月，蒋介石政府不顾中国国情，效法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国民党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余岩（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决定取缔中医。这个提案立即引起全国中医药界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各地中医团体及有识之士纷纷集会，发表评论表示抗议。迫于强烈的舆论压力，这一“废止旧医案”没有核准施行。直到1936年政府才在中医界多方敦促下公布了“中医条例”，其中仍充满了歧视中医的内容，如条例中规定：组织“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对中医进行资格审查，限于经政府考试及格领有证书者，或在中医学校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证书者，或领有政府发给行医执照者，方得向中央国医馆申请登记审查，其余未经核准给证者不得执行业务。于是各地陆续组织对中医严格考试。
1939年4月，曲衍海先生受地下党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了革命，任后岛村（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村长。后来因日寇汉奸的追捕而逃离家乡，家中财产房屋被敌人焚烧一空。1940年日寇春季大扫荡，曲衍海先生返回家乡。是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村党支部书记。据《曲衍海回忆录》记述：“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共赴国难……1939年的春天，我们村地下党板桥支部负责人于仁斌等人，发动群众推翻了三代世袭村长统治。因此国民党镇长邹源烈派人来到我们村，监督选举村长。当时我只是一个刚21岁的普通村民，从来没想过当村长。这一天，我正在地里扬粪准备刨地，于仁斌（中共地下党员）派人叫我回村，说我被选为村长，后来才知道这是地下党暗中鼓动群众让我当选。另有侯、马两姓分别被选为副村长，于仁斌主管村内财务……我虽是后岛村村长，但事事都是听从于仁斌指挥的……”。村里地下党活动逐渐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我感到了危险逐渐向我靠近，为随时防范敌人抓捕，我在住宅后房檐下钉了一个木橛子，拴了一条绳索从房顶拉到了前房檐院子里，准备夜里随时可以顺着绳子上到房顶逃走。记得有一天夜里，突然听见村里狗叫成片，我感到不妙，顺手拿起一条木棒上了房顶，沿着房脊在月色下迅速跑到村外，见前面一块白色空地，一跃跳了过去，没想到是一个水塘……。1940年2月，我只身逃到了东北安东……走后不久，邹源烈从昆嵛山带着郑维屏的部队清剿了我们后岛村。他们来到了我家，用刺刀顶在我母亲的胸口上逼她交出儿子，母亲说：‘他已经到东北安东去了。’他们不相信，母亲就拿出了我留的家信。没有办法，他们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子撤走了。大火烧了七天七夜，根本就没法扑救，所有家产全部化为灰烬。后来我查看过现场，只见盛粮食的大石缸被烧得迸裂成几半，陶缸的釉子熔化后流到墙上，玻璃瓶子溶化成了饼……。当时多亏地下党组织了村里群众又为我家重新盖起了房子……我在安东做了将近半年的苦力……到了这年的7月份，我……又踏上了从安东开往烟台的海轮……。在船上，日本人以防疫为名强行给全船人注射了回归热菌苗，回到家里我就开始发高烧，一连半个多月卧床不起，显然我是患了回归热。听说和我一起回来的人也都得了此病，而且已经病死了数人。……反复地高烧使我大便数日不行，我自认为‘热在阳明之腑’，于是就给自己开了一剂中药……。家人前去抓药，药铺见用药太猛，一连几家不肯付药，后来有认识我的才勉强将药方配齐。……病愈后，我找到于仁斌，经他和曲笑春两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11月，曲衍海先生受胶东地下党组织派遣离开家乡，遂弃医五年，参加了抗日救国革命工作。历任文登县抗日救国职工会宣传委员；东海工作队队员；牟海行署职工救国会宣传委员；黄海渔民救国会干事；乳山县工商管理局海产股干事等职。五年间，曲衍海先生常不顾自身安危，出生入死，奔波于胶东沿海各地，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抗日救国组织，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有一段描述当年马石山惨案的回忆：
“日本鬼子的大扫荡开始了。
鬼子的这次扫荡规模很大，由冈村宁次统一指挥，十几万日伪军兵分两路，一路从西向东，一路从东向西，南到黄海边，北边到渤海，像两面大网向马石山合围过来，妄图将我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全部消灭。我们所住的南西屋村位于马石山东部十多里地，正处在鬼子包围圈中。我和冯凯同志商量，这个村子局面刚打开不久，我们不能在此时放弃村子，就在村子周围十里路范围内活动，随时注意村里的情况，寻找机会和上级联系。
敌人拉网的队伍越来越近，我和村民们被敌人追赶着向西跑了六、七里路，天色已近黄昏。这时我和冯凯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情况，发现两边敌人相距不足一里路，到处点燃起一堆堆营火，看来鬼子们已经很疲劳，他们一个个都是步履蹒跚的样子。于是我们寻找机会，看准了两股敌人中间的空隙，向东边的敌人背后冲过去，大部分老百姓都跟随我们逃出了包围圈，但也有少数人不敢突围，第二天又被西面来的鬼子围堵回来，最后驱赶到马石山上杀害。这就是日本鬼子制造的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
这天晚上阴云密布，不见月光，眼前漆黑一片，夜里纷纷扬扬下起了雪，我们在野外过了一夜，天亮时地上的积雪已有二指来厚。枪声又从四面响起，声音越来越近。到中午，敌人的搜查部队从西向东包围了过来，我们都卧在村东的一条沙河东岸草丛里，清楚的看到村西的山顶上，南到鲁嵴山，北到很远的地方到处都是敌人。……大约下午三点左右，敌人开始分组过河，我们潜伏的草丛，正处在两组敌人的中间地带。趁敌人涉水时，我和冯凯突然从草丛中跳出来，一齐向河西冲去。有几个群众也从草丛中出来跟着我们跑，当我们冲过河中央时，南北两组敌人先后发现了我们，他们就趴到沙河的潜水处向我们开枪，密集的子弹从两面向我们射来，我们就躺下身子向河西岸滚爬过去。冯凯身穿长衫，滚几下长衫就包到头上，我只好不时停下来等他。这时，子弹不断地从我头顶上飞过，我身后已有几人中弹躺在沙滩上不动了，再看冯凯同志，两手使劲插进沙里，一动不动地躺在当中。我大声喊：‘冯凯！快点滚呀！’他不动也不应声，看来他是牺牲了。当我滚爬到河西岸时，已经是头昏眼花，眼前一片模糊，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好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时枪声停止了，三个日军端着枪向我追来，其中一个打着小旗，距离我大约百步来远。我立刻爬起来侧着身子向前跑，这样做既可以减小敌人的射击目标，又便于向后观察敌人的动向，当看到敌人举枪向我瞄准时，我立即卧倒，听到枪声一响，子弹飞过头顶，我马上爬起来再跑。就这样一会儿卧倒，一会儿奔跑，终于跑到了南西屋村北的小山边。再看后边那三个日军这时停了下来，向山上张望，有一个鬼子高举着小旗，前后左右摇晃着。我急忙向山上看去，原来山上也有敌人，鬼子的骑兵正沿着山坡从山上搜索下来。我急忙滚进一条山沟，顺着山沟向前跑。可是，山沟越向前越浅，以至无处可以藏身，正在着急，见沟底有一小灌木丛，当地人称之为柞木条子，虽然其间稀疏不足以藏人，但也别无选择，只好钻进去。
几个鬼子骑兵搜索着来到沟边，从马背上跳下来。我清楚地听见沟上面鬼子的脚步声，接着传来鬼子用脚踢人的声音和有人呻吟。后来听见鬼子们叽哩呱啦了一阵，马蹄声逐渐远去。然后一片寂静。
我在沟里躺了很久，听山上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便偷偷地爬上沟岸。只见沟边上有一小块农田，田边小树下躺着一个年迈的老人，他逃难到这里跑不动了，躺在树下。鬼子骑兵见‘目标’原来是一个老头，知道不是八路军，就踢了他两脚上马走了。这时我急切向东边望去，见冯凯和几个村民还静静地躺在沙河滩上，我心中感到一阵悲凄，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在夕阳余辉中，鬼子正在沙河东岸集合队伍，然后向东去了。我知道已经脱险，这才感到十分饥饿和寒冷……”。如今乳山南西屋村史，清楚铭记着这段历史和曲衍海、冯凯的名字。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曲衍海先生遵照党的指示，重新回到了医疗卫生工作岗位，历任乳山县医院院长兼县政府卫生科长、东海担架团卫生队队长、乳山县支前指挥部政治处副主任、秘书、乳山县政府卫生科科长、乳山县卫生院院长、文登专署肺病疗养所所长、文登专署中医进修班主任等职。《曲衍海学术自传》是这样记述：“1945年，日本鬼子宣布投降，我们遵照上级指示准备北上抢占东北。整装待发时，组织上给了我新的任务，让我留下参加组织成立乳山县人民政府，并委任我为乳山县卫生科长兼县医院院长，从此我又开始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当时乳山县的中医水平很高，技术力量较充足，西医力量则相对较弱，全县的医疗卫生与疾病防治工作，主要依靠中医，……1946年乳山县成立了医药联合会，开展医学经验传授、学术交流，我通过向宋洛川、宫陆泉等名老中医学习，确实受益匪浅。后来，我到省卫生厅工作时，将他们俩都介绍到了省中医院工作，成为我省的名老中医。”
“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我参加了武装支前担架团，任团部卫生队长。”这段历史《曲衍海回忆录》是这样记述的：“1947年，蒋介石集中了优势兵力，对我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我陈（毅）、粟（裕）大军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不断给敌军以重创。为支援前线，胶东解放区的文登、荣成、崑嵛、海阳及乳山五县组织起一个担架团跟随作战部队一纵队前进，我任团里卫生队长……
在沂蒙山区，由于敌我双方穿插行军，为防敌人发现，我们白天隐蔽休息，夜间快速行军。每晚少则行进70里，多则行军120里，加上要翻山越岭，大家确实很疲劳。到了宿营地，别人可以躺下睡觉了，而我和卫生员们则忙于巡回医疗，很少有时间休息。一连几个昼夜下来，我学会了一边行军，一边睡觉的方法，就是紧跟着走在自己前面的人，最好让前面的人用一根木棍牵引着，前面人走我也走，前面人停我也停，这样可以边走边睡，虽然不能睡得深沉，但总比不睡要好。脚磨起了泡，感染化了脓，身上发着烧，顾不得休息和治疗，只有咬牙坚持向前走……直到最后脓液被‘烧干’自行脱落。
……为了迷惑敌人（未完待续） 我要收藏
